【大纪元3月20日讯】四、新自由主义的谎言
专制政治之下，历史常在欺骗中行进；被欺骗的人民总是怀着种种幻想，走向属于他们的社会悲剧，直至幻想破灭——“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再次证明了上述历史的逻辑。
如果说中共独裁集团是这项历史性欺骗的总设计师，新自由主义以及政治改良主义思潮，就是谎言内容的编导者。
“六四”之后，由于政治道德基础彻底崩溃，中共暴政处于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之中。面对政治危机，邓小平以及中共独裁者集团决定实施两个政治举措。
首先，为扩大中共暴政统治的社会基础，决定允许两个最具社会能量的阶层：知识份子和商人，进入统治阶层，从而形成由官僚、知识份子和商人共同主宰社会的政治黑帮集团。
其次，继续推行由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以改革的名义，为官僚、知识份子和商人攫取、掠夺社会财富建立“合法”的社会机制，从而通过物质利益强化统治集团内部的凝聚力；一是通过经济改革，为强化因政治道德基础崩溃而弱化的专制政治，提供经济实力。
毛泽东、华国锋时代，知识份子整体上处于地狱的最底层。或许由于绝大多数高贵自由的灵魂在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政治迫害中雕残了，死去了，而活下来的绝大多数是奴颜媚骨的小人，所以，一得到暴政意欲把知识份子纳入权贵阶层的信号，许多中国知识份子便欢呼雀跃，毫无愧疚地背叛了良知，放弃了对真理的忠诚，如饥饿的乌鸦之群扑向腐肉一般，扑向暴政扔给他们的物欲和社会地位。同时，他们也竭尽所能地，以知识的名义，为暴政辩护。其中新自由主义者，即主流经济学者，最受暴政赏识。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种种观念，正为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欺骗世界和中国人民，提供了极为动人的谎言。这些谎言中最经典的有下列三项。
其一曰：经济改革最终目标是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而完善的市场机制，会给人们带来幸福的生活。现在底层民众经历的艰难困苦，只是改革的阵痛；权力极度腐败乃是经济改革的润滑剂。
其二曰：国营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造，即各种方式的私有化，是实现完善市场经济必须迈出的关键一步。而最终目的的合理性，比国营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的弊端更重要。
其三曰：经济改革将造就一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强大之后，就会提出政治上的权利要求，整个社会便因此而逐步民主化。
除上述三项经典谎言外，新自由主义者们几乎用学术的文字，为中共经济改革导致的每一项人民的苦难和社会罪恶，作精致的谎言包装。他们存在的主要价值，就是让底层民众在谎言描绘的幻想中，习惯于现实的苦难，无限度地容忍现实的罪恶。
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根本没有能力演进成自由市场经济。理由很简单：自由市场经济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和依托，构成自由市场经济所必须的主体平等的法律权利，公平竞争的法律规则，都需要由民主政治的法律提供。
中共专制之下，市场运作不可能摆脱腐败权力的控制，市场主体之间因此失去了实质的平等关系和公平竞争的关系——与权力关系的亲疏决定着市场主体是否能取得特权，和竞争中的强势地位。所以，中共经济改革只能以崇尚腐败权力的权贵市场经济为归宿，而权贵市场经济的天性，就在于为权贵阶层以暴发的速度积累私人财富提供运作机制。因此，权力的腐败与权贵市场经济的天性一致，只要权贵市场经济机制存在，权力腐败就会愈演愈烈。而与社会不公正相伴的底层民众的痛苦，也不会是“阵痛”。
国营企业的产权改造，不过是贪官、奸商、无耻文人共同组成的政治黑帮集团，为他们“合法”地抢掠国营企业——几千万工人一生血汗凝聚起来的财富——设计的“经改方案”。新自由主义者则力图让人相信，权贵阶层对国营企业的“合法”抢劫，是为自由市场经济创造所有制的条件，即扩大私人所有权的范畴。在这里，新自由主义暗示：私有制等同于以民主政治为背景的自由市场经济。但这个暗示是骗局。
中国历史数千年，实行的全是有自己特点的私人所有制，而专制制度就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邓小平对此看得极其清楚。他相信，中共独裁集团完全可以通过由贪官、奸商、御用文人掌握的权贵市场经济，以及相应的财产私有化，来维持专制政治，而且这种经济体制，比计划经济下的所有权模式，更有利于强化专制政治的统治基础。
当今世界上，中国九亿农民乃是少有的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的群体。在中国，土地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国家又是共产党的私产，而共产党实质上由共产党权贵阶层所控制，所以，共产党权贵阶层乃是中国所有土地的主人，是当代最大的地主。如果新自由主义者真认为中国私有化的目的是实现自由市场经济，那么他们首先应当推行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即把名义上归国家所有的土地，分给农民所有，否则，剥夺了九亿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怎么可能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决不会这样作的。因为，土地一旦归农民所有，权贵阶层就再也不能把对土地的任意支配权转化为他们个人的财富了。这正是，权贵所不欲，新自由主义必不为。
亚里斯多德曾提出，中产阶级占绝对多数的社会最稳定而富于理性。新自由主义者便把这个理论演绎成前述第三项经典谎言。
一个理性、健康的中产阶级只能通过公平竞争的现代自由市场经济产生，而中国的权贵市场经济唯一的结果，便是权贵们的豪华生活和底层人民的苦难，便是财富和权利的极端的两极分化——这不是理论的推演，而是事实的证明。
在此情况下，权贵市场经济制造出的作为政治装饰品的所谓中产阶级，不仅永远不能成为绝大多数，因为，两极分化才是权贵市场经济逻辑结论；同时也不会向往民主，因为，他们不是公平竞争的产物，而是腐败权力的附产品。当民主与专制决战时，“恋母情结”会使他们远离民主。
谎言重重，遮天蔽日。新自由主义已然成功地欺骗了历史，而历史正在艰难地挣脱谎言。值此历史艰难之际，人们发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谎言，却正在政治范畴内最深刻地伤害着中国的命运。
五、新自由主义与政治改良主义
改良，还是民主革命——这是现实对中国命运提出的无可回避的问题。
改良主义思潮论证，中共政权正在或者可以通过自我的政治改革，逐步由专制走向民主。民主革命意志则昭示天下，唯有通过全民的大反抗，以现代人类理性和良知允许的一切方式，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才可能实现宪政民主，构建联邦中国。
政治改良主义也试图欺骗历史，而被欺骗的历史必定与罪恶和苦难同在。为了挽救历史，必须撕裂谎言的铁幕。
中国为什么不可能走向政治改良之路？
中共建政五十七年，是用暴政的罪恶和人民的血泪书写的历史。中共官僚集团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必受天遣，不可饶恕。唯有通过历史性大审判控诉如山如海的罪行，被中共暴政虐杀的正义和良知才能复兴，死于暴政的八千万同胞的冤魂，才能不再诅咒这个冷酷的国度，并得到安宁。政治改良必不可能，是由于中共暴政已经失去了自我救赎的政治道德基础；历史只有通过对其罪恶的惩罚，才能回归人性。
与权力腐烂同生共长的权贵市场经济，使中共官僚集团堕落成只能听懂物欲召唤的黑帮集团。这个黑帮集团残存的主要政治意志，便是通过国家恐怖主义强化专制权力。因为，专制权力是权贵阶层荣华富贵之所托，生死存亡之所依。政治改良必不可能，是由于中共暴政已经丧失了民主政治改良所需的政治良知和政治意志。
谎言可以欺骗历史，命运却仍然依照真实的逻辑运行。权贵市场经济运行十六年来，尽管御用文人、官办学者的谎言如火如荼，但诸种矛盾的积累却势如疯牛狂奔，不可阻止，早已超越了政治改良的界限。政治改良必不可能，是由于中共暴政制造的政治、经济、社会大危机，在呼唤民主大革命。
改良与革命之争，绝非如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属于用温柔的，还是坚硬的方式否定专制之争。在中共暴政完全没有民主意义上的政治改良能力和意志的情况下，改良主义政治幻想的广泛流播，只能迟滞民主大革命的进程，为专制赢得更长的时间；要求人民与暴政和解的阳痿的“智慧”恣意泛滥，恰可麻痹全民维权抗暴的意志，为专制赢得更大的回旋空间。
现代政治改良思潮是中共暴政生存权的辩护士，它存在的价值只表现为论证中共暴政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新自由主义的学术谎言，乃是当代中国政治改良主义的经济学上的思想之源；政治改良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新自由主义学术谎言的政治延伸。
在西方，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是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一种学说，而自由市场经济又与民主政治如影随形；新自由主义被中国文人模仿到中国之后，竟成为权贵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成为替暴政粉饰太平，欺骗人民的思想佞臣——这个思想理论的悲剧的原因，可简而言之：“橘在淮南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失去民主政治制度依托的新自由主义，便失去了基本的理论良知。
自由，意味着丰饶的精神内涵。“文艺复兴”运动涌现的“自由”，乃是创造自由人格、撞碎中世纪专制地狱之门的生命哲学；乃是崇尚人权，否定专制的政治哲学。或许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仅仅从文字的角度引发的同“自由”的相关性错觉，使得新自由主义在同新左派的论战中，赢得了更多同情。不愿深思的大众，往往倾向于望文生义。殊不知，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卫护的，并不是“自由”，却是“自由”的死敌，极端专制主义。这个现象正以可悲的方式论证了亚里斯多德关于形式优于内容的哲学理念。
心有灵犀，心意相通——在新自由主义称谓的启示下，中国当代的政治改良主义者纷纷自称为“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有的干脆简称“自由知识份子”，以便盗名欺世，掩盖其专制主义文奴的丑陋之心灵。于是，在真正自由的心灵因其追求自由而被关入铁牢、被万里放逐之时，又出现了自称的“自由知识份子”与中共极端专制主义暴政和谐相处的奇观：“自由知识份子”以专制政治为衣食父母，又以制造和传播改良主义幻想回馈专制；暴政则以“自由知识份子”作为欺骗天下的政治花瓶，并给政治花瓶们充分的言论和行为空间，来表现其花瓶的价值。
如果林昭泉下有灵，得知被专制去势的精神太监们竟也不知羞耻地自称“自由知识份子”，她曾用青春的生命与暴政作百死不悔之决战的鬼魂，定然会悲愤得愿再死百次。
在一个谎言充斥的时代，所有高贵的概念都会蒙受侮辱。“自由知识份子”这个本应属于反专制战士的桂冠，却由于被一群同暴政“和解”的改良主义文人盗用，从而蒙受血也难以洗尽的耻辱。
当代某些自称“自由知识份子”的人们，竟争先恐后，热衷于充当极权专制的政治小妾，镇日里只顾假痴装嗔，撒娇卖呆，向独裁者求“和解”之爱，与暴政调“和解”之情——只要想一想这种状态，贾府门外的石狮都会呕吐三日三夜。
盗取“自由知识份子”之名后，政治改良主义者便开始欺世。他们编撰了一系列改良主义政治哲学概念，尽管他们中绝大部分人的智商离哲学意境的距离，如有限至无限一样漫长。
细数改良主义政治辞典，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特点：所有的概念都是，或者首先是对人民、或者是对被摧残与被欺凌者提出的要求，其中最触目的有五项，曰理性，曰中立，曰妥协，曰和解，曰多元化。
所谓“理性”，其实质就是人民受到暴政迫害、摧残甚至虐杀时，只能在体现暴政意志的专制法律枷锁内，绝对和平主义地表达卑微的不满。
所谓“中立”，其实质就是在垄断了权力、财富和知识的中共权贵集团荼毒天下苍生，掠取社会财富时，“自由知识份子”应当采取超然于利用国家权力犯罪的权贵集团，和被害的广大民众之上的立场。如果同被害人一道谴责犯罪，则违背了“中立”的要求。
所谓“妥协”，其实质就是首先必须放弃对暴政五十七年间所犯的奴役人民罪、虐杀人民罪、思想灭绝罪、信仰灭绝罪、酷刑罪、掠夺人民和社会财富罪等反人类罪行的法律追诉权，然后才可以同中共进行政治谈判，否则就是煽动仇恨。
所谓“和解”，其实质就是当独裁者还高踞于专制权力之巅，手握滴血的屠刀之时，诉求民主者必须谦卑地俯下身躯，去乞讨独裁者把“和解”赐给专制政治的受害人。而受害人则应宽容地忘却专制的罪恶。
所谓“多元化”，其实质就是在中共权贵集团以国家恐怖主义的铁血方式，剿杀一切非专制主义的精神存在和生命个性的时候，改良主义不去抨击中共权贵集团对多元化的血腥否定，却装模作样地要求人们预先肯定民主社会中中共也有生存的权利。
改良主义思潮竭力给人平和理性的印象，那种平和理性温柔得似乎永远不会放声大笑或悲哭，但是，认真审视改良主义的诸种观念便会发现，改良主义外表的温柔之下，隐藏着冷酷无情的锋芒。不过，锋芒所向，皆是抗争不屈的自由的心灵，而新自由主义，正在改良主义的锐利锋芒上刺目地闪耀。
结语
当今之中共暴政的本质，乃是对外开放型的现代奴隶制。绝大多数中国人被剥夺了政治选择权、精神自由权和其他基本人权，并被囚禁在专制铁幕之下；中共权贵阶层则用奴隶的血泪所创生的金钱，去收买各国的政客和资本家，为中共现代奴隶制的发展与强化，提供国际政治和资本的支撑点。
新自由主义以及政治改良主义则用改良的幻想，欺骗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而迟滞了民主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准备，使中共暴政得以数经危机，依然保持着行刑队一样真实的存在。
新自由主义欲用经济的高速发展，来为自己作最后的辩护。然而，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苦难和不公正也在高速积累，社会大危机也在高速积累。而问题的关键更在于，经济发展并不必然表明社会进步。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和日本的经济也处于高速发展之中，结果经济的发展为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当前，中国正循着与上述情况相同的历史逻辑运行。
专制政治如果不能死于民主大革命，就必然从法西斯化和军国主义的转化中，寻找杀出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危机的血路。中共暴政一旦完成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转型——这种魔鬼转型正在进行中，整个世界都将为他们对中共暴政曾经的“绥靖”，而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中国人则将为他们曾被改良主义欺骗，而噬脐莫及。
为了人类免于被中共暴政拖入万劫不复的战争灾难，为了早日结束中国的苦难和罪恶，一切热恋自由并关怀中国命运的人们，应当迅速铸成民主大革命的坚硬意志，并以果决的行动，把这一意志推向历史之巅。
中国的命运，人类的未来，都取决于中国民主大革命的成败。
（首发于《黄花岗杂志》第十六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