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采访报导)“全球基金”是在联合国倡议下建立的一个国际金融组织，旨在为各国的爱滋病、肺结核和疟疾防治筹集资金。中国爱滋病防治教育人士万延海先生注意到，中国全球基金项目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选举工作有许多不符合规范之处。
记者：万延海先生，首先请您对“全球基金”项目的管理工作做一个背景介绍。
万延海：“全球基金”它的总部在日内瓦，目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大额的资金从发达的国家投资，然后用于发展中国家和一些有困难的社会人群当中做三种疾病的防治工作。
“全球基金”有一个理事会来管理相关的一些事务，有很强的公民社会组织和感染者的代表参加这个理事会的管理。各个国家基金的管理有一个叫做国家协调委员会的一个机构来管理，国家协调委员会它既不是政府也不是非政府，它需要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一种伙伴关系，那么在中国这个国家协调委员传统上是被政府控制的。
记者：中国“全球基金”像我们国家协调委员会秘书处的一个机构，在4月底召开了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或其它非政府组织类别召集人的选举会议。您认为这个会议在程序上有很多不规范之处是吧？
万延海：根据“全球基金”理事会的决议，这个类别的选举应该由草根组织选区的选民自己来主持选举。但是“全球基金”中国国家协调委员秘书处，也就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来担当了草根组织类别选区的选举工作。这个事实上都是已经违反了“全球基金”理事会的规定。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根据中国国家协调委员会制订的章程，这个章程是和“全球基金”理事会的决议是有冲突的，那么基本按照中国国家协调委员会的章程来看，那么它要求草根组织的选民基本的特点必须是注册的工作于这三种疾病的这些草根组织。
那么在4月27日草根组织类别选区的选举会议当中，它有双重标准，他允许了一些没有组织的组织参加选举，然后又不告诉更多的其它没有注册的组织，邀请他们来参加选举。
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些政府部门创办的项目，比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己创办了一个爱滋病的项目，它的一些退休的官员和一些现任的官员还在继续领导这个项目，它这次也以草根组织的名义来参加这个类别选区的选举。事实上草根组织类别选区的选举会议完全是一个受到政府控制的不透明。
记者：就是说它最主要不规范的地方是，本来它是应该由非政府组织，也就是您所说的草根组织自己来选举它的代表，但是这个选举却是由政府的一个机构来控制的。
万延海：一方面这个选举会议是由政府控制的，是不透明的，是违反公正和民主程序的；但另外一方面，因为“全球基金”理事会的决议非常明确，非政府部门各个类别选区的代表需要由类别选民自己来制订规则来产生自己的代表，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4月27日进行的“全球基金”草根组织类别选区的代表选举工作是非法的，是无效的。
所以，在中国国内有一些民间组织决定在5月16日到20日之间组织一个全国性的爱滋病、结核病和疟疾三种疾病的草根组织的一个大会，来商讨相关的议事规则和民主选举的程序，依照“全球基金”理事会的决议来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国家协调委员会的工作。
记者：那么您刚才谈到的这种情况，由政府控制的草根组织代表选举会议，它的后果或者影响是什么呢？
万延海：政府控制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说，因为“全球基金”本身并不在各个国家设立自己的办公室，如果说公民社会的代表完全是在政府控制的环境下，在一个不透明的环境下产生的话，对于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爱滋病的防制工作，对于公民社会组织获得资源来去从事疾病的预防工作，对于防止腐败大概都会带来困难。
记者：据您讲中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向组织这次选举会议的一方提出了这些问题，他们是怎么样反应的呢？
万延海：提出来这些问题之后，会议的组织还有在这种政府控制的环境下参加这次选举会议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发表了一些谈话。他们是说如果妨碍了“全球基金”在中国的话，就是卖国或是不爱国这样的一些话。
他说“全球基金”的钱是用来救命的，因为现在没有时间来做更多的选举，我们必须马上产生一个委员会，用这个委员会去签署“全球基金”的赠款协议，如果不能很快的签署这些赠款协议，如果我们在这些程序问题上面去纠缠的话，那么钱将不能进入中国，中国的很多病人将会等死，或者没有钱来获得药物。好像我们对“全球基金”进行批评的话，我们就是拿病人的生命在做玩笑。
记者：那您为什么特别注意“全球基金”草根组织代表选举会议的不规范之处呢？你为什么要强调这些程序呢？
万延海：因为如果说没有一个透明的和公正的程序，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在一起工作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推动公民社会发展和推动疾病防控的措施，因为我们看到太多在非政府组织的名义下面把资源拿出去，看不到结果。
我们甚至于怀疑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就是帮着政府洗钱的，从事腐败活动，只有在一个透明的、公正的程序下面，非政府组织才能成为一个建设性的政府的一个伙伴力量。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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