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梅英台湾台北报导）两天议程的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国际学术研讨会，3月28日上午在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会议厅，在第二届《中国自由文化奖》颁奖典礼后揭开序幕。此次国际学术盛会是由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台湾大学与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台湾文化基金会以及台湾发展与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主办。
首场主题为“中国现代诗的精神性与形式美学”，围绕着“以自由的名义，重建中国文化精神”这项主题，由中国大陆诗人孟浪主持，中国流亡诗人贝岭、杨炼，以及旅法中国诗人徐虹、台湾诗人管管及学者江文瑜，共同参与座谈与对话。
目前旅居英国伦敦的新诗诗人杨炼，以中国最早具名的古典诗人──战国时代的屈原为源头，认为屈原是最早的流亡诗人，并点出他影响中国二千多年的诗歌内涵与诗歌形式。他说：“中国古典诗歌已经成为了当代、现代诗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屈原长诗〈天问〉，向苍天问了将近两百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这种提问的方式极其重要。他说：“以独立的思考，个人提问的精神作为精神动力，已持续建立文学创作的丰富性，而不流于简单的政治宣传，这是当代、现代中国诗歌的一种根本的要点。”
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延续下来，贯穿二千来的流亡精神，是一种以个体的独立思考，以及不断提问的精神，建构出了文学的丰富性。而中国地下文学从七十年代至今，源源不绝，都需要不断反思，才能重建中国自由文化精神。诗人贝岭则认为：“中国有一个古老诗歌的悠久传统，胡适以后曾被人为的割裂过。然而，现代诗的传统无疑是古典诗歌之后新的变化，是一种新的关系，而非断裂。”
获得本届《中国自由文化奖》诗奖的郭路生，系大陆文革时期诗人，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地下诗人。他曾于一九六八年写下〈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作品曾在中国的1970-1980年代成长的青年人中地下流传并传颂一时。遗憾的是，郭路生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精神失常，迄今已在精神病院度过了逾二十年的生涯。
从七十年代至今，现代中国大陆的地下文学，因不见容于当权者，遭遇到不同的困境。他们不堪承受警察的不断骚扰、调查、监控，只能想尽办法流亡海外，成为流亡诗人。八九年后的残酷现实，是艰难的地下文学历史中的分水岭，贝岭说：“部分作家和诗人，特别是地下和前地下诗人的流亡，不管是出于对暴政再次降林的恐惧，还是对于个人自由及在西方世界生活的强烈渴望，无疑，它使地下文学一下子分成了两个互相呼应，却又处境截然不同的部分。”
中共八九镇压学运之后，更加惧怕人民自由意志的萌芽，控制言论自由的手段更为隐避。贝岭主编的地下小说《异乡人》只出版三期，就被迫停刊，随后贝岭流亡并旅居巴黎。谈到中国大陆现代地下文学，贝岭说：“严格的说，现代中国大陆已经没有地下诗歌，因为网络的兴起，文学网刊的出现，让地下已经不地下了。纸本的流传都不如网络的流传。”
自五四运动开始，白话文在过去的九十年，与五千年漫长的文学文字系统，发生了中断。因此，延续其中的精神必须得到重建。从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至今，经历了三十多年，演变成现代中国大陆网路式的地下文学，都是一种精神的自由运动，不断反思的成果。贝岭指出诗歌具有警示与见证的作用，他说：“诗，不仅仅是‘复杂经验的聚合’，它还是一种警示，是我们所处时代的见证。”◇(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