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8日讯】（大纪元记者吴雪儿香港报导）香港人任文芳过去7年的日子里，都在对人欢笑背人垂泪的痛苦中渡过。母亲陈华英多年在中国大陆上访的经历，让她有一种内疚感，认为自己当初不应该天真地鼓励母亲到北京上访，致使老人家饱受冤屈，一次又一次失望而回，更遭到有关当局的恐吓。任文芳一直为远在家乡的母亲担惊受怕，在最绝望的时刻，她甚至想到要和中共同归于尽。4月3日，中共卫生部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一篇题为《孙东东：把精神病人送到医院是最大的保障》。任文芳看后感到很生气，她说，孙东东所言的非他个人所想的，而是中共针对上访人士订下的未来“国策”。她预计今后大陆上访民众的上访路走得更艰难。采访期间，任文芳更毅然退出中共少先队。
2002年5月31日，任文芳83岁的外祖母刘雪贞于福建省三明市沙县的家中，遭孙女婿陈松杀害，尸体遭分尸6块。案发后，公安简单录过口供后，判决书很快出来，判决书上只说已经把陈松处决了，整个调查过程只花了半年时间，有关当局并没有向任文芳一家清楚解释案情，也无从确认陈松是否已经服刑。
凶手为公安局长亲兄
任文芳母亲陈华英相信陈松只是从犯，而真凶是在背后教唆的岳母方唤霖，亦即受害人的大儿媳。陈松的亲弟弟于案发时为当年福建省沙县公安局局长。
母亲的惨死让陈华英很希望可以弄清老人被杀的来龙去脉，曾多次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反映。陈华英首先到沙县公安局反映，却遭到痛骂，并叫她离开。接着陈华英到福建省三明市的公安局反映，见了县政府的官员、政法委书记，得到的回复是“人都被枪毙了、已经结案了、没有证据”。陈华英曾尝试找律师事务所，但没有律师愿意接她的案。据说，有关方面已经交待好，任何律师都不能插手这宗案件。就连打字中心，都不敢帮陈华英打字或复印有关案情的资料。
因为县里的人都不愿帮她写上诉材料，说县里有警告，即使熟人也因为怕得罪当地政府而不敢帮忙。目不识丁的陈华英用剪刀和胶水并贴，并到处请教不同人士一些句子如何表达及写得通顺，结果花了一年时间才把控告书写下来，交到任文芳手上，“我看着全是错别字的材料，心都碎了。”任文芳说。
“就是去中央上访烂了也不给解决”
2008年9月10日，三明市公安局长接待日，陈华英也去了，三明市公安局副局长陈胜华是凶手陈松哥哥的老同学，见到陈华英和一些访民便破口大骂：“滚出去，你们就是去中央上访烂了，也不给你们解决！”
当时陈华英痛哭至晕倒，在心情受尽打击的情况下，就在当天回家途中给电单车撞伤了。当时陈华英决意不让公安局知道，免得换来落井下石的嘲弄，便自行到医院求医。
当时任文芳也打电话到三明市公安局质问他们为何要如此凶恶对待陈华英，得到的回复是，对方否认对陈华英态度恶劣：“我们对她很好呀！”还说陈华英有精神病，着任文芳带陈华英去看医生。任文芳回答说：“我最清楚我妈妈，跟她说话有条有理！”
陈华英对公安局指称的回应是：“他们说我有病，我如果有就是他们逼出来的。”
眼见投诉无门，陈华英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可以到北京上访，第一次去了北京，陈华英高兴地对任文芳说：“孩子，我们有希望了，现在中央政府有文件下来，可以让有冤情的百姓去上级信访局上访。”
第一次去北京，陈华英获得接见，对方收下材料后，着陈华英回去等。当时任文芳和家人都满怀希望支持陈华英，任文芳更鼓励陈华英继续上访反映意见，“但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妈妈的眼泪，官员的辱骂和关押。”
要交上访材料先要接受拘留
等久了，没有消息，陈华英再次到北京，前后到过北京上访4、5次。上个月中共全国人大及政协“两会”会议期间，陈华英再次到北京上访，当时陈华英和6、7位老太太一起做伴，当中有人得到灵通消息，说欧盟有官员去北京。
3月9日她们决定去截车，一行人脆在接待欧盟官员的车前不动。当时一位中国年轻人下车，礼貌地问她们因何事要截车，她们表示有冤情，年轻人着她们交出上访材料。年轻人拿到材料后便打电话，接着就对陈华英说：“如你愿意接受拘留，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在绝望中，陈华英对这种不合理的“条件”欣然接受了。就这样被关到看守所。
就这样，陈华英失踪了两天，直到沙县公安局打电话给任文芳家人，才知道陈华英被关押了。沙县有关人员于3月14日到了北京，匆匆把陈华英带走，连行李、身份证都没有讨回。当地公安一直不帮陈华英拿回身份证，最后是陈华英的亲戚帮忙要回来的。
而陈华英被送回家后，一直受到有关当局的恐吓，一次恐吓要把陈华英国内女儿的社交舞教室的执业证取消；又恐吓陈华英要取消她弟弟的执业牌照。
4月6日，公安局要求陈华英去走一趟。在场的有妇联办、政府上访部官员、政法委书记、当地公安等人，公安称该次会面的目的是“协调”，但他们叫陈华英死心，指每次她一上访就会令当地被罚款及扣分，并恐吓陈华英说，如果她再次到北京上访就会判她刑。
公安又对陈华英说：“这是你的家事，是孝顺和道德的问题，叫你儿子赔偿吧！”
会面过程中，一直有自称是记者的人士录影。任文芳和陈华英均认为很可能所传达的讯息是党正在为访民解决问题，毕竟画面和事实不合是很平常的事。
任文芳说，知道陈华英上访，又不能在身边，可以做的就是每晚打电话，“听到她平安就好了。”
母亲被抓后，任文芳和香港的友人交谈，友人劝她说：“在中国国内你们一定要懂得死心、认命，你外婆的性命是连一只蚂蚁也不如的！根本没有公义存在，否则会把自己推向深渊！”听了友人的劝说，任文芳当天下班，人站在巴士站不能自我地哭，当时很想到立法会、中联办递交请愿信，但心里很清楚知道都不会有任何结果。当时就感到很无助。
任文芳说，她对中共的控诉并不始于母亲上访，而是小时候已经很不喜欢身边的环境，质疑为什么看医生要给红包，要看人脸色。
“小时候我经常唱的《社会主义好 共产主义好》，现在想起极其愚蠢，在中国我们百姓的性命连一只狗都不如，中共是土匪恶霸、腐败、造假之党，恨不得有一天有颗炸弹让它灭亡。我和妈妈也愿意与它一起灭亡，因为我们在中共腐败政府下生活已没意义了！”
退出少先队
采访期间，任文芳更毅然退出中共少先队。
这种想法不时出现在任文芳脑海中。过去几年的痛苦也不能在自己家人面前表现出来。上班时感到很难过时，就到厕所里哭。
任文芳看到孙东东的文章后，感到很生气，她认为，所谓专家，没有中共在后台撑腰，是不可能写出这种文章的，而文章的内容正是中共准备下一步如何整治访民的“国策”。痛苦的经历也让任文芳得出一个结论：“信访办是做给外国人看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