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明史小記 /轉自新浪讀書沙龍
看黃仁宇先生的歷史著作，經常有這樣的感慨，枯燥乏味的史論文章，如何才能适應市場，從〈中國大歷史〉到〈万歷十五年》這一系列的著作，似乎已經給了我們答案，只不過答案本身沒能使人醒悟，我從書店里看到的，仍然是大量非專不能讀的嚴肅文章，不要說普通人，即便是自詡文人的書生，恐也難以認真拜讀，這從此類書籍的發行量可見一斑，有時看這類論述文章還不如直接看二十四史更能明白，這种現象將會產生的一個后果是，中國歷史對于普通人而言，是朝著戲說的方向演變，還是堅持固有的一种真實？真實的歷史必定是血跡斑斑而冰冷陰暗的，雖然不乏開元盛世的絢麗，清明上河圖的繁華，但作為被時間拋棄的時代，我無法想象生活在古代的人會享受到現代人類所能享受到的那怕是十分之一的樂趣，不單是普通人，甚至于帝王將相也不能。第一次進故宮的時候，我立刻就感覺到高大建筑物里那陰森壓抑的气息，作為我來說，絕對不愿意在里面住那怕一個晚上，而在我看到的距我們這個時代并不遙遠的一些資料中，也無法感受到一絲現代的气息，擁擠和簡陋是我對歷史的一大直接感受。曹雪芹描寫的大觀園決無法和皇宮相比，文明具体体現于文字而不是實物，這是我對中國歷史的另一大感受，中國文明有工匠气息而少大師風度，我所遙望的最高境界的歷史景觀，從來沒有超出過清明上河圖給我的那种精雕細刻的繁華，在此之外，對于現代社會之前的中國歷史，更多的感受則是一個漫長冰冷的黑鐵時代。
生活質量的低下只是一個方面，實際上，我不但無法想象今天的電視劇描述的那种古代時期的現代生活，也無法想象其中描述的人際關系，倒是從《三言兩拍》之類書籍的片言只語中能感覺一些實際情況，當然，民俗考証的話就扯遠了，這里只是想對中國歷史上制度最為完善的一個朝代，明朝，作一點議論，以為一管之見。
明朝是各項制度均比較完善的一個朝代，而其中又具体体現于官員的管理制度。歷來讀明史會給人一种扑面而來的黑暗，最為后世所垢病的，是其政治黑暗，明清之際的士人，特別熱衷于抨擊明朝的暴虐政治，特別是對“厂衛”，“廷杖”，“詔獄”的批判，似乎成為明朝歷史最大的特色，當然，厂衛和廷杖關系政治斗爭，和普通老百姓的關系并不大，其中的正義和非正義早已昭然若揭，這延續了一种同情弱者的傳統，這种傳統的邏輯是：因為統治者是黑暗的，所以對統治者的一切反抗必然是正義的。在党爭中，東林党所得到的同情遠在閹党之上，甚至于根本不成比例，其原因在于，閹党是當權派，東林党則不是，而閹党當政下
的民不聊生是一個鐵的事實，所以東林党必然代表正義，因為他反對閹党。沒有人去考慮過東林党一旦上台會怎樣，也無從去考慮，普遍的思維會是，再差也差不過閹党，最多是一回事。在离東林党事件不遠，爆發了李自成的起義，飽受明朝暴政壓迫的人，從沒想到過李自成一旦上台會帶來比明王朝執政嚴重得多的后果，“早早開門迎闖王，管叫大小都歡悅”的民謠，顯示的是一种民心向背，背的當然是明王朝，而向的未必是李自成，只是一個推翻明王朝的英雄，李自成則充當了這個英雄，李自成進北京后，帶給人們的是比貪污和暴政更嚴重的后果——失去了秩序，這對唱著民謠打開城門的人們來說，是一种莫大的諷刺。
暴虐政治只是明朝的一個方面，而且不是關乎民生的方面，老百姓是無從去關心政治斗爭的，政治斗爭的成敗也未必就能造福于民。中國的歷史總是顯示出一种在運气中前行的軌跡，當出了一個明君，任命了一批廉吏，人民的生活就好一些，而反之，生活就糟一些，時代的前進沒能造成時代的進步，已經到了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人生活質量則未必比得上一千年前的盛唐，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大特色。明朝的暴虐政治當然沒有絲毫進步之處，但它所打擊的對象也不具備革命性，這是醬缸中兩种不同的顏色，誠如李自成的革命性僅僅表現在他對暴政的打擊，但卻無法保証他本身不帶來暴政，這樣的爭斗，是無關人民的生活的。
真正對人民生活質量造成影響的，是官員的貪污，這是另一种暴政，當然在意義上不同于前一种暴政，但對民生的影響更直接。明朝官員的貪污行為，已經到了一种普遍的程度，也就是說，到了一种無官不貪的地步，這其中有直接貪污，也有間接貪污，有直接伸手要錢的，也有不出面坐地分贓的，貪污网從最下一級一直延伸到最高管理机构。這是很讓人困惑的，明朝的主流社會的組成是士大夫而非權貴，讀書人在明朝屬于控制國家命脈的一個階層，明朝知識分子所獨有的一种士風，應該保証他們成為一种心靈上相對滿足的精神貴族，對于有違道德的事，應該普遍持拒絕態度，但實際上，官員的貪污從來沒受到過他們自己心靈的譴責。從明太祖起，明朝就對于官員有苛刻的要求，明政府總是企圖造就一批清廉的官員，不但從生活上清廉，而且從心靈上高尚，最先提出當官是老百姓的仆人的，正是明太祖。不但嘴上說，而且身体力行，把官員的奉祿，定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同時制定了非常嚴厲的治貪法律，采用連坐法，一人貪污，株連全族，在明太祖時期，就有過四次肅清吏治的行動，主要是針對貪污和謀反，因此而被株連的人數達十万人之多，如果其中因貪污而下獄的算一半，五万人，也是一個相當惊人的數字，明朝在冗員最多的時候，全國的官員也不過兩万人上下，這么一對比，足可看出這個數字的惊人。當然，這五万人不都是主犯，更多的是受株
連者，比如家屬，族人，親屬，但即便如此，也令人瞠目。明太祖治貪的力度不可謂不大，決心不可謂不堅定，但有明一朝，貪污卻始終是無法根除的痼疾，而且其程度上普遍与嚴重，都是歷來罕見的。
造成這种現象的原因之一，在于明政府對官員的要求超出了普通人的承受能力，當官除了在表面上一定要保証其動机的高尚性，在實際上也無實惠可得，這使得做官成為一种真正的精力和生命的奉獻。明朝的官僚体系十分龐大，詳細說來，會是一個非常浩大的文字工程，這里只簡略說，明初規定的百官祿，正一品月奉米八十七石，從一品至正三品，遞減十三到三十五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品遞減五斗，至五石而止。在太祖時，官員的月奉全部發給實物，也就是大米，而到了成祖時，則可以則規定有爵位的支米，無爵位的米鈔兼支，每石米折合鈔十貫，九品以下全部支米，由于米貴鈔賤，到了正統年間，一石米實際折鈔二十五貫，五品以上米二鈔八，六品以下米三鈔七，而兩京（明朝兩個京城，南京和北京）文武官員，則上半年發鈔，下半年發蘇木，胡椒，正統七年以甲子庫所存之布估价發俸，一匹布折合二百貫，按照上面的薪金，作一個簡單估算，一品大員一個月發米八十七石，照老式計量，一石為一百二十市斤，一品官員每月得米近万斤，但實際上，折合成鈔，只值2175貫，正統以后兩京的官員不再發米，由于當時鈔法不行，一鈔僅值錢二三文，按二文算，一品官員的月俸為4350文，按照洪武時期的規定，十文錢折銀一分，總計得銀四百三十五分，也就是四兩四錢左右，這是一品官員的俸祿，當然，這個折算和實際有些出入，弘治元年，京城發俸時，按照每七百文當銀一兩，也不過值六兩多一點。明朝的幣制，曾經規定鈔一貫值錢千文，銀一兩，但實際上由于濫發紙幣，民間普遍重錢輕鈔，根本不值規定的价值，即便在上面的數額上加上三倍，也不過二十多兩，一品官員如此，下面的可想而知，難怪明史食貨志說：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
官員的薪金不足以家用，這种“廉政”，迫使官員們在俸祿之外想辦法。明朝的官員，真正做到了為生活而奔波，一個不貪污的官員，按照領取的俸祿過日子，雖然不至于被餓死，但生活的拮据是無疑的。曾經有一次，滿朝的大臣在上朝時互相傳著一個大新聞，海瑞的母親過生日，他去買了几斤肉。這簡直是個大笑話，海瑞當時是一品大員，買肉吃居然成了新聞，真是匪夷所思，而實際上，官員要是不貪污，僅憑俸祿生活，這簡直是必然的。
明政府在這個問題上，陷入了一個又要馬儿跑，又要馬儿不吃草的怪圈，一方面從思想上教育官員們樹立當官做仆人的理想，一方面用极低的收入來限制官員們的种种物質欲望，更用嚴刑峻法對貪污者嚴懲不怠，而實際上，明政府從來沒有控制過官員的貪污行為，更別說杜絕。這种制度上的弊病已經無須多說，更為要命的是，明政府以為能用一种崇高的理念把官員們教育成超人，圣人固然說過“君子固窮”，但安貧樂道畢竟是一种無奈之舉，十年寒窗苦的讀書人決不僅僅是為了在一种清苦的生活中享受崇高而讀書，一個清苦的職業能讓成千上万的人窮一生之力去爭取，這种事情亙古未聞，當然不可能在明朝出現，事實上無法在任
何一個時代出現。明朝因為貪污而被殺的人從數字上看絕對可觀，但這种殺人的方法只是在提醒其他的官員用更加隱蔽的方式進行貪污，他們結成更加牢固的同盟，使案件更不容易被偵破。
貪污是中國歷史的一大污點，歷朝歷代，官員無數而清官极少，一旦出一個清官，立刻成為名垂青史的人物，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找出一個清官是何等的困難。明朝兩百多年的歷史，有名的清官只出了一個海瑞，即便如此，海瑞其實也沒什么可值得稱道的，他不過是做了他應該做的事，一個人按照規定做了他該做的工作，他是不是就應該成為千古傳唱的人物？我想，只有人們在一堆腐爛的肉中發現一塊好肉時，才會有如此的惊嘆，從這一點上看，對海瑞的宣揚已經失去了理智的基礎。
海瑞這個人是很有趣的，他僅僅是因為不貪污——這實在是一個官員的基本操守，居然享受了特殊化，他成了明朝官員們的一個榜樣，一种象征，這對于海瑞來說未必不是一种苦惱，當他發現可以貪污的時候，他也不好意思再貪了，只得固守清貧的生活，他當然知道其他人在貪污，不然憑什么過這么好的日子，但他毫無辦法，他可以罵皇帝，但不可以罵別人貪污，這种搞笑的特權使他异常的尷尬，因為別人因此而不愿意和他說實話，也不愿意配合他的工作，大臣們對他的態度是：你當你的榜樣，我繼續我的貪污，井水不犯河水，榜樣是做給老百姓看的，做給皇帝看的，讓皇帝知道，他手下有這么個清廉的人，而這個人居然當了
那么大的官，讓天下人知道，這么大的官員都是清廉的，其他人還用說嗎。海瑞成了道具，他只要不說話，永遠可以這么清廉下去，而一旦他企圖制止別人貪污，他連道具也當不成。
明朝的這种現象根源上當然是個制度問題，現在指出這一點几乎不需要智慧。當時明王朝的皇帝們未必不知道，不過就算他們知道也白搭，對于皇帝來說，權力是一切的核心，對于追隨皇帝而得到利益的人說，保証皇帝的核心地位就是保証自己的利益。魏忠賢可以做到九千歲，但無論如何他不敢做万歲，皇帝是他的權力魔杖。皇帝本人也是如此，當他明白根治貪污需要把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官員殺掉的時候，他是絕對不可能這么做的，官員是他的權力基礎，如果說明王朝的整個官僚体制是一幢大廈，官員們就是組成這幢大廈的磚石，你可以抽掉一些被你發現的不合格的磚塊，但如果支撐這座大廈的磚塊三分之二不合格，你只有無可奈何地等著它倒掉，想修理嗎？你得付出比重建更大的代价，誰會這么傻。
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