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初羅素訪華，坐轎子上山，發覺到了山頂後，剛剛賣過苦力的轎夫在一邊談笑風生十分愉快，而自然這些坐轎子的人卻一肚子愁苦。於是他感嘆東方哲學中是否有一种快樂的人生觀，使人們能如此知足樂。不料此言一發，中國知識界大嘩。魯迅特別還寫了一文，指出中國人的這种快樂感是對人生苦難的麻木。其實魯迅的《阿Ｑ正傳》寫的正是羅素看過的中國人：心靈枯萎麻木，已喪失了感受痛苦的能力。阿Ｑ的精神胜利法，也就是羅素所尋找的東方的快樂的人生觀的一部分。
作為受魯迅影響而長大的人，筆者一直認為羅素的這番言論是出於對東方、對中國的無知。然而，在美國住了五年第一次到日本之後，突然覺得羅素的議論也并非完全是無稽之談。我是去年九月一日拖家帶口地飛往日本，行李多，又有個兩個月的嬰儿，妻子身体也未完全地位恢复，自然少不得請人搬運行李，在紐約机場，我招呼一位腳夫幫忙他走過來，一點儿笑臉也沒有，我告訴他我的登机口，他把我的行李往車上一放，頭也不回地拖著就走，我和妻子急忙抱著孩子隨後緊跟，結果只花了大約半分鐘就到了目的地。他把東西往地上一放，我赶緊掏著錢包，問：“我應付多少？”他攤攤手：“這就看你的了，不過你确實帶了很多行李，很重。”我急忙恭恭敬敬地拿了十美元遞過去，他臉上掠過一絲看不見的喜悅，輕聲說一聲謝謝。拿了錢拖了車，頭也不回地走了。
事後妻子提醒我，錢似乎付得太多了，畢竟是三、四分鐘的服務。我一想也是。可是拖家帶口的旅行，實在辛苦。那么多行李，人家幫忙搬，救了大急，總覺得五美元拿不出手。特別是看人家一點笑臉沒有，覺得人家干這份苦力是很受委曲的。同樣是人，憑什么人家為我干苦力，我悠哉悠哉地跟著後面走呢？這种感覺一上來，手頭松了。
一到東京的成田机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我們一出机場，就是ｌｉｍｏｕｓｉｎｅ ｂｕｓ車站。我把行李交給售票員，妻子告訴他那件不能壓，他畢恭畢敬地說沒問題，隨後指示身後的搬運夫將行李擺好。車來後，那個搬運夫開始將所有乘客的東西往車一搬。
我眼睛緊盯著這兩個搬運夫，一方面是初來日本對日本人好奇，一方面也怕他們把我的行李放錯地方。畢竟有几十位乘客，行李攤了一地，售票員僅對這兩個搬運夫有簡短的交待。此時的紐約雖已十分涼爽，東京卻是酷暑异常。兩位搬運夫手腳极快，又十分小心，在眾多的行李中，他們准确地認出我那件怕壓的行李，輕手放到別的箱子之上。几分鐘下來，兩人已是大汗淋漓，然而卻是興高彩烈。他們并不和顧客直接打交道，沒必要對顧客賠“服務性的笑臉”。看著他們的笑臉，听著他們吆喝，你真相覺得他們很知足，是在高高興興地干活。比起ＪＦＫ的那個腳夫來，他們的工作繁重得多，艱苦得多，可美國人臉上那种壓抑和不快，在他們那里無影無蹤。讓我不禁想起羅素當年在中國坐完轎子後的感慨。東洋人和西洋人，确實真有些不同。
在美國，進餐館，住飯店，從出租，甚至理個發，無處不需付小費，額數無一定之規，全由當地的習慣的品性而定。在日本，一切服務人都明碼標价，根本無小費的概念。我們中國人學美國學得快，一開放，小費也盛行於大飯店這類的高級服務設施。很多朋友賞獨，付小費有一种居高臨下的態勢。看看中國的情況，也确是如此。試想：昂然走進豪華飯店，甩給“下人”几個小錢，多么神气威風！然而以我個人在美國的經驗，我反而覺得付小費体現了人与人之間的一种平等的關系。對方為你提供服務，這本來是他或她的本職工作。可是除此之外，你總覺得人家与你是一樣的人，不僅僅就是個“干活的”，人家幫了你忙，就象朋友幫了你一樣，你總要表示謝意，給點小費，雙方是平等的。當然我不是說美國的小費全体現著平等的，但到少可以說，美國拿小費的服務者与被服務者之間，比日本不拿小費的服務者与被服務者之間，關系要平等一些。
然而，平等有平等的代价，小費有小費的麻煩。比如作為外國人，進了美國餐館該付多小費？１０％還２０％？午餐与晚餐的小費比例有何不同？理個發到底給不給小費？外國人怎么會搞得懂！結果該付不付的時候有，付冤枉錢的時候也有比如在机場坐Ｌｉｍｏｕｓｉｎｅ ｂｕｓ。剛來美國時是付錢給司机，按學校發給留學生的旅行手冊上的建議，我多付几塊錢，作為小費。兩年後回國，回來時再搭Ｌｉｍｏｕｓｉｎｅ ｂｕｓ，規矩已變，我卻不知道，誤把車站的賣票小姐認作司机，照例多付几塊錢。不想那小姐看看我，再看看我身邊的兩大書箱子，冷冷地說：“這种箱子按規定是不能運的。”我一下子緊張起來：“我上次就帶著這种箱子來的，沒有人告訴我不能運，我實在不知道有這個規定。”她則不動聲色地說：“好了，這次我就讓你上車了。”我千恩万謝。事後才想明白，她是個售票員，不過是走過來賣一下票而已。但拿了不該拿的小費，心里不踏實，錢又不想退，於是急中生智，先給我這個外國人創造點小麻煩，隨即又表示放我過去，讓我覺得她幫了我，付點小費理所應當。我們之間是不是有點“平等”得過分呢？在日本，這种麻煩一點也沒有，即使你是個外國人，日語一句不會。
在日本，這种麻煩一點也沒有，即使你是個外國人，日語一句不會。服務者對被服務者永遠是任勞任怨，甚至低聲下气。人們覺得他們就是“干活的”，他們自己也覺得“我吃這碗飯，掙這個錢，就得把人伺候好。”他們絕對不會給你一种他們与你是平等的人，幫了你忙，你得另外表示些個人之間的謝意這類感覺。一句話，他們比起美國的同行來，要“安分”得多。
我一向把“人人平等”奉為一個人類的最高理想和价值觀念，也一向認為美國社會在這方面遠較日本社會优越。可是從日本看美國，“人人平等”的价值在社會中運作中所帶來的問題，又清清楚楚地凸顯出來。日本和美國都號稱是中產階級的社會，享有一人一票的平權式民主。但在日本人心里，人從來是不平等的。學日語，一開始就得學怎用敬語和謙語。你碰見任何一個人，首先要迅速确定他的身份應比你高還是低，用日語來說，就是“目上”還是“目下”（即應往上看還是往下看），然後決定用什么語言說話。這里除了客气之外，更多反映著一种階層感。在這一階層的等級秩序中，日本人大多各安其位，一句話：認命。
美國人不認命。美國人相信人人平等。掙二十万的和掙兩万的全自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但實際上，掙二十万的和掙兩万的人生活圈子和生活方式截然不同。正國為美國人的平等意識根深蒂固，面對社會上實際的不平等時，絕不會象日本人那樣心平气和，而是感到憤怒和不平，結果常常是不安於本職。在美國，低工資的人提供的服務常常非常之差。
以醫院為例，進美國的醫院，醫生非常之好，有責任心，關心人，親切耐心，護士大多也笑眯眯的。可是前台那些接電話、管收發的秘書，常常是脾气最坏的。一次一位朋友去校醫院，到了前台，剛想開嘴，台子後面的秘書就冷冷地甩過去一句：“等一下，”眼睛也不抬，直盯著計算机屏幕，繼續干自己的事。我的朋友偷偷地移移身子，換個角度，瞟了一眼計算机屏幕，才發現她在玩電子游戲！從這位秘書的角度看，她和醫生一樣是平等的人，憑什么人家掙十几万，她掙二、三万？憑什么她要听人指使？她當然沒好气儿。
美國是個自由競爭的社會。平等是机會的平等，而非結果的平等。平等与自由之間，有著一种微妙的平衡。本來，美國人是堅信這兩种价值，堅信美國是一塊自由的土地，大家都有平等的机會，只要努力，就會有好結果。不久前一位歷史學家談到大蕭條時代，說當時的紐約，每個周末都要把七八万人送到大体育場看足球，看完後，這些人被告知自己已失去了工作。這樣的節目周周不斷。而當時的美國，一般是一個家庭只有當爹的出去工作。這意味著在這么一個体育場，每周几万個家庭沒了飯吃。這位歷史學家的問題是：在這樣一個社會，這樣一個時代，為什么沒人造反？結論是：當時人們信奉自由的神話。因為自由，大家都享有平等的机會，大家要自己對自己負責，不該怨天由人。以筆者的眼光看，這与清教倫理中那种“命定說”－－即誰是上帝的選民為命中注定，自己不能選擇的理論－－怕是不無關系。換句話說，當時的美國人也在某种程度上“認命”。
然而，時代在變。對自由与平等這些价值，應有一些創造的新解釋，否則會漏洞百出。首先，傳統的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常常只站在胜者的立場上說話，不太考慮挫敗者的處境。自由競爭，就必然有胜有敗，即使大家享有机會平等。胜者自然會熱烈擁抱自由与平等的意識形態，那么敗者該如何想呢？東洋的社會倫理能讓敗者安於其位，美國的价值觀念能嗎？其實這也是羅素在問的問題。特別是，隨著社會的現代化，在許多領域胜者越來越少，敗者越來越多。比如在上個世紀，美國各地的酒吧中，都雇歌手唱歌。現在，有了ＣＤ，有了大屏幕放映机，各酒吧只要放映麥克爾杰克遜的演唱會就夠了。在這里胜者只有一個，即杰克遜。他擁有上個世紀任何歌手所不能想象的財富，但代价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二流歌手失了業，成了敗者。這种酒吧的變化，代表著目前美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的側面。敗者越來越多，貧者越來越貧，胜者越來越少，富者越來越富。那么，這些敗者們，能在傳統的自由、平等的价值中找到什么安慰呢？
其次的問題是，如今的美國已不象二百年前，無限的原野，無限的邊界，無限的机會。如今美國社會的既得利益集團已根深蒂固，新的發展空間已不太好找。過去擺攤做小買賣，你可視自己是未來的商業巨頭，現在只不過剛剛起步，只要有富蘭克林式的刻苦勤儉，將來必定出人頭地。如今，哪個小攤販會相信自己有朝一日會和Ｓｔｏｐ ａｎｄ Ｓｈｏｐ這樣的大型連鎖超市決一雌雄呢？不錯，在象計算机這樣的新興行業，靠一台計算机起家的巨頭層出不窮。但有多少人有比爾蓋茨的天分与訓練呢？如今大家真是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享有平等的机會嗎？
美國人的意識形態，在戰後已有了很大的變化。如今人們總喜歡漫畫式地描繪冷戰的結果，認為資本主義大獲全胜，社會主義土崩瓦解，只剩下奄奄一息的古巴、北朝鮮。其實，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對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美國六十年代以來社會福利系統的產生和發展，和美蘇冷戰、兩种社會制度的競爭所帶來的刺激密切相關。社會福利的興起以及隨之而來的意識形態，其實是對古典自由競爭的理論和价值的一种挑戰。人們對傳統自由平等的价值的“胜者的版本”已提出怀疑。對社會平等，甚至結果的平等，已有比過去更多的期待。
以上諸种變化，使西方傳統的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觀念，在實際運作中，面臨一种“創造性轉化”之必要。如今在美國，我們可以處處感到這种轉型的惶惑和痛苦。比如美國勞工組織對自由貿易的抵抗，便是其中的一例。美國的勞工相信自由平等的价值，但不愿接受這种价值所帶來的結果。因為他們感到自己正在成為敗者，失去了對自己命運的控制。結果在貿易問題上，希望把第三世界勞工擺動在一個更不平等的位置上，以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在美國接受低工資的人提供的服務，你時時會感到對方有一种不平之气。而這种不平之气，常常會宣泄到你這位与他（或她）素不相識的消費者或顧客身上。
我所在的大學，前几年工潮不斷。參与者主要是工友和秘書層。一次，我隨一位本科生去他所在的學校宿舍食堂吃飯，飯難吃得實在進不去嘴。這學生對我說：“你能相信嗎？做出這种飯的廚師年薪要５、６万，可他們還是要鬧罷工？”本來，寄宿學生每餐都必須在學校食堂吃，去不去都要付錢，而且价錢比街上的餐館高。學生當然不滿。於是學校決定打個小活口，允許學生每月去校外吃几頓，不必再向學校食堂交這几頓的飯錢。這無論從經濟角度，還是從換換口味的角度，都是學生求之不得的改革。誰知工會一下子被激怒，認為是搶了他們的飯碗，仗著人多勢眾，包圍几家當地餐館，騷扰人家的生意。其實，那几家餐館多為移民所開，在那里打工的人比學校的工人們掙得少得多。我几次質問一些支持工會的研究生：既然工會的人因為工資低而罷工，那么他們有什么理由去砸比他們還窮的人的飯碗？”對方只能閃爍其辭。其實，看見自己學校工會的行為，我一下就明白為什么美國的勞工組織要挖空心思阻止中國、甚至非洲的產品進入美國。
我所在的學校的校刊上，曾刊載過一篇一位參与罷工的職工的生平事跡，讀來頗有興味。這位女士自稱從小也有自己的夢想，即加入美軍，干一番大事業。不想一上高中就談上戀愛，隨後生孩子，連高中也沒讀完。隨後為生活所迫，不停地打工，同時接著生孩子。後來終於和孩子的父親結婚，不久又幸運地被大學雇佣，收入倍增。可干了几年後，她不甘於呆在大學職工的底層，於是參加罷工，為自己爭取一個擁有更好生活的權利。
我并不想重复“無產階級是只會生孩子的階級”的濫調，我自己也希望中學時代就有些浪漫的經驗。可是，上高中時生起孩子來，并因此畢不了業，由此所產生的後果，應該由自己承擔。沒有技能，缺乏教育，自然在平等競爭中嘗不到甜頭。而美國這些低收入低教育的階層，一方面相信平等，覺得自己和別人一樣有權利過好日子，一方面在平等競爭中挫敗後，咽不下這口气，不愿甘居人下，結果連手頭有的力所能及的工作也不好好干。如今全球一体化，貿易壁壘崩坏，這一問題更突出了。全球一体化，意味著世界各地的人競爭的起點相對平等化。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工作倫理，更愿吃苦的第三世界勞工，和美國勞工干同樣的活，當然要搶美國人的飯碗。憑什么一個第三世界的Ｐｈ.Ｄ.要比一個中學也上不完的美國人收入少呢？全球真平等了，美國的一大部分人就成了失敗者。可這些挫敗者，在傳統的平等的价值觀念中，找不到依托，因而無法在社會中成為建設性的力量。
任何社會，都有大量簡單勞動需要人去認真做事，而且工資不會高。干這些事的人，自然大多是在向上爬的競爭中挫敗的人。而傳統自由平等的意識形態，總是引導人往胜利者的方向去想，缺乏敗者的价值。而日本的文化中，就有敗者的价值。人們挫敗了以後認命，承認自己“不是那塊料”，干不了复雜、高薪的工作，於是去干自己能干的事，而且本本分分，認認真真。我這里不是鼓吹恢复江戶時代
“兵農分离”，士農工商各守其職，不得僭越的凝固的社會等級系統，我想指出的是，任何社會都應為“敗才”提供一套价值体系，使他們在自己的本職工作中找到意義。
在日本住長了，你常常會困惑：為什么這群平庸的人，能如此發跡？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國，有一億左右的人口規模，如果是英、法、德等歐洲國家，那不知將造就多少一流的思想家、學者、科學家。可日本戰後几乎沒造就什么有世界影響的學者，除了在文學藝術上有些天份外，其他方面表現平平。接触是日本人，也總覺得對方笨頭笨腦，聰明人實在不多。那么怎么解釋日本的奇跡呢？我一位在日工作七、八年的建筑師一語道破了其中的奧妙：“美國的社會理想，是通過自由來保証人們發揮個人的聰明才智。結果聰明人總是出人頭地。美國因此成了有才能的人冒險創業的樂園。日本不同，日本的社會理想是保証最低能的人，也能跟得上社會的運轉，為社會作出貢獻。”因為任何一個社會，笨的人總比聰明人多。日本的聰明人少，不是日本人淮廈鰨捕 譴廈髟謖飧鏨緇嶂卸嚶唷１熱縹銥笆莢謔攣袼?搞設計，手總是比我的頂頭上司快，活儿干得漂亮。結果呢，我并得不到好處。那位頂頭上司最後警告我，他可是日本的高級建筑師呀。意思是，我一個初級外國雇員若是干得比他快，是對他的不敬，是讓他難看。結果呢，我只好裝孫子，慢慢打太极拳。時間久了，原來的銳气也沒有，似乎真變笨了。這個社會，不知這樣消耗了多少人的聰明才智。可是，這种笨人的社會有它的效率，因為大多數不那么聰明
的人可以更有效地為社會作出貢獻。
日本人貌似平庸，可對作為世界老大的美國，一直是嘴服心不服，特別是受過教育的日本人。原因也很簡單。看看几個數字：日本人口為美國的一半，全擠在一塊還不及加洲大的國土上，資源是美國的几十分之几，發展起點也低得多。可是，目前美日經濟的人均產值基本是同一水平。提起美國，日本總感嘆說：“真是大呀！”這句話里的不服常常多於羡慕。他們心里想的是：若我們有那樣的條件，會干得比美國人好多了。看看日本的現實，你不能不承認他們确有他們的道理。為什么平庸的日本人組成的社會，要比創造性十足的美國社會更有效率呢？以筆者之見，日本的文化中有敗者的价值。敗者不僅不是社會的負擔，反而能為社會作出積极的貢獻。
一個周末，我与妻子帶著孩子搭乘橫 的沿海海線列車去看水族館，發現全程要走一個小時的沿海線原來是無人駕駛的列車，從買票進站到下車出站，看不見一個服務人員，想想如同未來世界。可事後再一想這种無人列車，在技術上很簡單，遠比不上航天飛机、生物工程之類的高精尖項目。然而，這么長的的一段里程，無人看管，但秩序井然，車內站台，干干淨淨，無人破坏公共秩序，無偷無搶、無人騷扰婦女，更無暴力凶殺，出站口只用一個一步跨過的欄杆与外界隔開，也沒什么人逃票。這种大都市郊區的無人駕駛列車，与其說是一個技術奇跡，不如說是一個社會奇跡。要知道，這是在日本忍受了十年的經濟衰退之後的情景，日本的敗者，似乎并沒有出來搗亂。
去年底，《紐約時報》的一篇世紀之交的評論頗為得意的指出，日本近年的衰退与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說明說明美國社會雖然有較高的犯罪率，但美國的自由顯然帶來了更多的創造性和社會進步。然而，同樣的《紐約時報》的另一篇評論指出：目前世界的在押犯人中８０％是關在美國的監獄里。而一個犯人在監獄時關一年，按９０年代初的數字，費用是３万至４万美元。也就是說，關一個犯人一年的消耗，夠送一個孩子去哈佛、耶魯讀一年大學。
在某种意義上，美日社會之优劣，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胜者所創造的財富，夠不夠抵償敗者所帶來的負擔，而日本敗者所為社會作出的貢獻，夠不夠彌補在這個社會中被埋沒的聰明才智。目前看來，美國的富人，似乎既有錢送自己孩子進名校，又有錢送他人的孩子去監獄。所以才有人在《紐約時報》上歡呼，犯罪率即使高一點，只要經濟向上走，就還是美國棒！然而，美日社會中得失的天秤，過几年也許又會有不同的傾斜法。我們中國的文化人，在考慮中國文化的重建時，還是應權衡优劣，博采眾長，不要只是認准了几條空洞的竭盡識形態。更明确地說，中國人對美國有時崇拜過分，對日本了解太少。八十年代的啟蒙明星們意識全力剿殺傳統的道德与价值觀念，甚至覺得現代社會不需要什么道德感，以為這便是“西化”。如今社會禮崩樂坏，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沒學會，傳統社會那种安分守已的老實勁頭也丟得一干二淨。雖還是個發展中國家，早已是人心不古。反觀日本，雖是世界第一流經濟強國，卻還能維持田園式的民風淳朴，甚至相當多的地區還依然名付其實的“夜不閉戶”。不管你對日本愛也好，恨也好，對這一點你不能不佩服。
(轉自<<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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