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9日訊】在錢其琛從美國空手而回的時候，一部台灣的電影卻從美國的奧斯卡頒獎式上拿了四個小金人后滿載而歸。
中宣部破例地沒有封殺有關奧斯卡頒獎的消息，但還是要求“不要炒作”。以往，奧斯卡曾被視為“帝國主義文化滲透”的一個組成部分。沒想到，現在，中文電影也滲透到帝國主義的大本營中去了。當然，中宣部肯定不會把這看作是共產意識形態的一個胜利。
大陸的電影人對此怎么看？媒体上不多見他們的評論。那几“代”導演的代表人物皆從媒体的中消失了。忙什么去了？沒人知道。
總之，對得獎，大陸中國人有一种說不出來的滋味。諾貝爾獎不去說了。奧斯卡獎又何嘗不是大陸人眼中的酸葡萄？今天，終于有中國人吃到那串葡萄了，但是，可惜，吃到葡萄的這些中國人，沒一個人是生活在大陸的。
大陸媒体曾把張藝謀、陳凱歌等一干大陸導演，列為最有可能首先獲得奧斯卡獎的中國導演。的确，在世界各類電影獎上摘金奪銀，是自張藝謀始。許多人、也許張藝謀自己都認為，中國導演獲得的所有其他國際性獎項，都不過是通向奧斯卡的一塊墊腳石罷了。但是，近兩年，中國大陸導演离奧斯卡獎似乎是漸行漸遠，而且，有些人還頗有些不屑于此。
其實，張藝謀這兩年也并沒閑著，拍了《有話好好說》、《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幸福時光》等“主旋律”影片。這些電影除了獲了國內的政府獎外，《我的父親母親》還拿了一個國際電影節的次獎……影片內外開花，導演里外都是人，張藝謀的感覺似乎好到了极點。本來，《一個都不能少》是參加了法國嘎納電影節的，但由于電影節主席評論此片有為政府作宣傳之嫌，所以，張藝謀一气之下，撤回影片，還給電影節主席寫了一封見諸大陸媒体的抗議信，信的要旨是其不愿意“背”“宣傳”的罵名。是時，媒体這封信的炒作，也為正當其時的說“不”添了一把薪。
張藝謀知道“宣傳”是“罵名”，說明其還是頗有是非感的。不過，在供產党的屋檐下，哪有不低頭的道理！張藝謀忌諱的，很可能是嘎納電影節的主席公開說出了這一點，而張藝謀喜歡的恰巧是默默奉獻。或許是默默所為被公開說出后，反倒沒了更多的顧忌，張藝謀索性大張旗鼓地為党和政府作宣傳去了：為中央電視台拍所謂公益廣告，為北京申奧拍系列“電視宣傳片”……不一而足，好一通忙。所謂有得必有失，那些頂尖級的國際電影節哪里還見得到他導演的電影！
有人說，大屠殺之后作詩是可恥的。這就意味著，在大屠殺之后從事官方允許的藝術活動、為屠殺者涂脂抹粉的人，首先要面對良心的詰問。當然，如果這些人接受了供產党的邏輯──在大屠殺之后還能作詩的人，那是經受了党的考驗的人，就更加難能可貴──則盡可以釋然。
九十年代初，一部《血色清晨》的影片是這樣結尾的：在一個充滿希望的早晨，兩個愚昧的壯漢，一個手拿鐮刀，一個手握斧頭，共同殺死了一個有著青春活力的青年……，現在，鐮刀和斧頭雖已鏽蝕，但是，相對于某种電影語言符號來說，它們還是相當鋒利的。
在這种情況下，要么去宣傳，要么什么都不干。長此以往，奧斯卡獎在大陸電影人心中已經激不起多少漣漪，也就是意料中的事了。
鐮刀斧頭閹了多少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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