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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3日訊】
一
這是軍濤寫的一封信。在揭示一個人的人格時，語詞可以是最弱的証據，也可以是最強的証據。它是最弱的，因為說假話、說大話是那麼的容易;它是最強的，因為在某種特定的境遇下，一個人說什麼、如何說、多說幾句還是少說幾句，當下就決定了他全部的命運。此時此地，語詞即其人。
二
從人權和人道的立場出發，我們認為，在高壓之下，一個人可以回避作出於己不利的証詞，即便是說了一些違心的話也情有可原。然而，對於那些置個人安危於度外而仗義執言者，我們必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象軍濤那樣，在法庭上，甘冒更大處罰的風險，為八九民運的死難者(官方誣之為反革命暴徒)正確的動機辯護，為共和國的基本原則辯護，不僅是高尚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無以慰烈士英靈於地下;非如此，無以昭民主自由信念於世間。歷史上，各種正確的原則、正義的事業，很少是靠著自身固有的說服力而自動獲勝的。它們必須要有“人証”，需要有人傾心相與，必要時甚至甘願為之獻身。一旦失去了這種為了真理和正義而無畏無懼、無怨無悔的浩然之氣，民主事業無異於失去了自己的靈魂。我們承認自我保存為正當，我們更不能不承認自我犧牲是偉大的。我們知道人性是不完美的，但是，假如我們不能正視自己的不完美反倒對別人追求完美的神聖行為無動於衷乃至不以為然，那則是可恥的墮落。古人說“太上立德”。這裡的“德”就是指一種人格榜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三
“成功有一百個母親，失敗卻是個孤兒。”八九民運有得有失。因此，並不奇怪,有眾多的人強調自己對運動的貢獻，但很少有人出面承擔這場運動失敗的責任。談到功績，不少人以自己的名望、地位或職務為証，表示自己在運動中的作用非同一般;談到失敗，人們卻又以運動的群眾性與自發性為據，說明自己對運動的影響力是多麼的有限。我們坦然地、並不謙讓地接過整個世界輿論贈與的種種榮譽，與此同時，我們卻又相當謙虛地推卸掉歷史提出的深切詰難。或許，這都是人之常情。面對庸眾，我們自然不必羞愧，畢竟我們已經做出過一番了不起的事業;然而，想到死者，想到軍濤一類大義凜然的英雄，我們卻不能不自責，因為我們沒能做到象他們一樣毫無保留的奉獻。誠如軍濤信中所言，他本來不必在法庭上為運動中不該由他負責的作法和觀點辯護。但是他這樣做了。盡管明知此舉會加重自己的處罰。這是何等的擔當!非有此鐵肩者，不足以負起中國自由民主事業的大任。
四
“我仍堅守諾言，當某些言行是帶來懲罰的原因時，我願承擔;一俟它們成為榮譽或利益時，我將歷史本來面目，還給應有者。”讀到這樣的語句，誰能不肅然起敬?這便是一顆高貴、純正的心靈。所謂高貴，不是一種外在的身份，而是一種內在的品質;不是一個凝固的頭銜，而是一種持續的追求;不是輿論加諸的榮譽，而是自己樹立的目標。什麼是完美?完美並非一種狀態。完美是一個永恆的過程：那些終身不懈地追求完美的人就是完美的。從第一次天安門運動到第二次天安門運動，從十八歲的中學生到三十二歲的成年人，軍濤始終如一;他從來不曾使對他寄予厚望的人失望，他總是使原來敬佩他的人更加敬佩。他沒有因一時的讚美而驕狂，也沒有因長期的孤寂而灰心。如果說不居功者是仁人，不避險者是勇士，那麼，軍濤正是集大仁大勇於一身。
五
每個人都有良心，但每顆良心的份量卻不一樣。我完全理解在判決結束後軍濤所感受到的那種內心深處的寧靜，一如我完全理解他在審判之前的激動與緊張。人是自由的，他無時無地不處於選擇之中。軍濤作出的選擇是最艱難的選擇;對他而言，也是最自然的選擇。他總是選擇艱難，隻因為那樣更正確。他的良心太強,容不得半點欺人與自欺。在四五事件後恐怖的日子裡，作為一個中學生，他分明可以選擇沉默，但他選擇了直言;在民主牆運動和競選運動的時期，作為一個紅五類出身的反四人幫的少年英雄，他分明可以選擇入黨、選擇作官，為自己謀求一個既穩妥又耀眼的位置，然後再去憂國憂民;但是他選擇了獨立，選擇了民間，選擇了那條充滿荊棘與寂寞的漫長道路。在八九民運興起之際，軍濤清楚地知道，作為一個從十年前就從事民間的民主運動的“三朝元老”，自己沒有任何顯赫的官方地位作為可能的蔭庇;由於輿論的淡忘而沒有響亮的知名度，因此既不具有本當具有的高度聲望以便對運動產生應有的較大影響力，又缺少因聲望而造成的某種自我保護;與此同時，當局中最為頑固的一派卻又對自己格外注意必欲除之而後快;這一切使得軍濤這樣的人投身運動，作用有限而危險無窮。他分明可以選擇置身事外，至少是可以選擇與運動保持某種距離。但是他依然決定了投入，而且是全力以赴地投入，而且是堅持到底、堅持到最後的危機時刻。面對審判，誠如這封信中所說，軍濤本來完全不必對那些他原先就不讚同的言行辯護;依著軍濤的聰明，他也完全可以精心斟酌字句，作出一種既顧及名節又盡可能保全自己的委婉陳述;但是，軍濤再一次作出了令人震撼的偉大選擇，為整個八九民運留下了一曲最壯麗的尾聲。
六
軍濤是坐過牢的，他深知共產黨監獄的滋味。凡是坐過牢的人也都十分懂得刑期長短的嚴重意義。在這裡，軍濤展現出一種非凡的勇敢。軍濤的勇敢，不是初生之犢的勇敢，後者隻是一種未經考驗的正義沖動;軍濤的勇敢，也不是所謂匹夫之勇，後者常常是一種難以持久的爆發性的熱血沸騰。軍濤的選擇建立在深曉利害、深思熟慮之上。軍濤的勇敢，集中了信念、熱情與責任感。這不能不使人回想起遇羅克、魏京生、劉青、徐文立和王希哲等人。這樣的人遠比我們知道的還要更多。作為道義勇氣的最高榜樣，他們值得我們永世敬仰。“天下沒有白坐的牢”。理當如此。但可惜，事實並非總是如此。專制壓迫越是殘暴，它越是隻手遮天，封鎖消息，使得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業跡埋沒無聞，從而失去其激勵後來者的偉大作用。感謝那位送出軍濤信件的匿名人士，是他，使得一件原本可能消失在黑暗之中的明珠發射光輝。物質可以獨立存在，精神卻隻能寓居於人心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講，英雄行為是要“做給人看的”。一樁英雄行為越是為社會所知曉，才越是能充分實現其應有的價值。當局為什麼害怕公開審判?因為它知道，一旦各國記者雲集北京，一旦幾十部打字機錄像機對準被告席,一旦受審者意識到自己的一言一行即刻就將傳遍天下、深入人心、長存青史，許多人都會努力表現出相當的英雄氣概。反之，在關起門“審判”的情況下，人們則會深切地體會到英雄般的堅持沒有什麼意義，或許，還是採取不吃眼前虧的態度更為明智。正因為如此，我們決不責怪某些民運人士的委屈求全。也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能不對軍濤、子明、任畹町等人的高尚氣節格外欽敬。軍濤他們已經做出了偉大的英雄業跡，我們的義務則是讓這個英雄的故事四海流傳，留芳後世。在作出了決定性的選擇之後，等候軍濤的將是漫長的無聲無息的鐵窗生涯(盡管我堅信絕對不至於到十三年)。今後，我們勢必將越來越少地聽到他的音信。輿論求新，世事多變，人心健忘;這對於那些默默地堅守一種信念和氣節的人而言該是何等的無情。軍濤他們的牢會不會白坐，不取決於他們而取決於我們──取決於我們是否持續不斷地致力於讓他們的名字、他們的事跡、他們的精神長留於世人的記憶之中。
七
軍濤說，他不希望中國背八九年這個包袱。據我的理解，他是不希望人們因血的刺激而失去冷靜判斷與穩健行動的能力。十幾年來，軍濤的所言所行，不是沒有弱點，也不是沒有變化;但在以下兩點上則是一以貫之並完全正確的，那就是他始終堅持獨立的、民間的立場，始終堅持溫和的、理性的態度。遺憾的是，這種正確的立場和態度，長期以來並未獲得人們應有的足夠重視，否則，象八九民運這樣大好的機會，完全可能有另一種樂觀的結局。我並不認為凡道德高尚者，其見識必定高明。但軍濤、子明等確實膽識兼備。積十余年的寶貴經驗，以超脫個人得失的廣闊胸襟，軍濤向我們提出了忠告，但願人們為之深思。
八
人們用兩種方式書寫歷史：一是行為，一是文字。當代中國歷史的困境在於：我們有著相當豐富的英雄行為，但卻隻有相當貧乏的文字記錄。多年以來，中國民運人士，少有幾個不是靠中共當局的反宣傳和海外記者的搶新聞而出名的。我們沒有自己書寫的歷史，這意味著我們沒有自己確定的座標。這種局面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挖掘被執政者刻意埋沒的真實，重視戲劇性場面背後的努力，我們必須要有自己書寫的歷史。逝水長流不返，人生短暫無常，唯有那體現了人類奮發進取的偉大精神永遠光照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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