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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6日訊】 目前，大學存在的問題很多。多年來，大學脫离社會發展的整體進程、遠离改革浪潮的沖擊。“6.4事件”以后，在大學校園里一直喊“穩定”，多年听不到“改革”的呼聲。近年來，上海北京的有些大學進行了后勤分离、定級頂崗一類的改革，新聞記者也大量宣傳。但是知道內情的人都清楚，大學的管理狀況并不必國營企業好，甚至問題更加嚴重。說搞了什么“有力的改革”，是不切實際的，大學改革需要多次“攻堅戰”，現在只是個開頭。作者并非研究高等教育的專家，本文只是根据自己的體驗，談一些看法：
1．缺乏學術自由：
雖然大學里有許多教師思想很解放，但整體看來，大學的觀念落后于全國改革的步伐。90年代初期，在大學里是“左”比“右”好，反改革比支持改革好。當時有個詞叫“自由化傾向”。北京某大學的一個很有名的哲學教授，就是因為被視為有“自由化傾向”而一直評不上博導。實際上，這個教授一直是系党委書記，他僅僅是發表了一些很抽象的哲學論文，觀點与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有所不同而已。這個事情說明大學里并無學術自由。后來又換了一個新詞叫“學術傾向”，是一個具有同樣威力的炮彈。到90年代中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口號喊響后，有的學校、院系便寬松了一些，而有的地方則是你說我“反社會主義”，我說你“反市場經濟”。這种爭論同60年代朱光潛、呂瑩等人的美學爭論不同，那是在報紙刊物上公開討論，這是暗地里扣帽子，用致命的政治子彈打黑槍。
從遠的歷史看，這是中國人窩里斗的老傳統；從近的歷史看，這是“文革”遺風。“与人奮斗”要比与學問奮斗容易，扳倒競爭對手的最有力武器是政治帽子。有的人樂此不疲，打棍子、扣帽子成了習慣性動作。這种狀況再加上近親繁殖產生的師長權威，學術自由就沒有什么發展余地了。江澤民等中央領導人不斷提倡“學術自由”，卻對校園影響不大。大學里沒有學術气氛，只是有一些文化气氛，連頂尖大學也是如此。人文社會科學只有炮制文字垃圾最保險，思想創新總是感到一种巨大的精神束縛。
2.過度官僚化：
目前，中國大學里的“干部”太多。國外的大學，一般只有校長1名，副校長1-2兩名；系主任1名，副系主任1名或者沒有。而中國的大學，几乎都是“校長一走廊、處長一禮堂”。正常情況，大學校長、副校長達5、6人，此外還有党委書記1人、副書記數量多者也達4-5人；學校的常設机构，有的大學多達40多個處、室，精簡后也有20多個，但是精簡的辦法是“拼盤法”：把几小盤菜裝進一個大盤，實際上數量沒有減少。每個處里有1名處長（或部長）、至少2名副處長（或副部長）；，下面還有許多科級干部。
在每個系里，有系主任1名、副主任3名、主任助理1名，党委書記1名、副書2名；在教研室一級，有主任一人，副主任1-2人，党支部書記1人，副書記1人。此外，還有團的和工會的自上而下的系統；還有學術性官僚机构：校級、片級（比如文科、理科片等）、系級三級學術委員會和學位委員會。校級、片級的委員會都有十几、二十几名委員，系里的委員會一般有9名委員。
僅這些數字就已經決定了大學的管理無論如何搞不好。相互摩擦、權力爭奪、踢皮球、開會、沒事找事干，等，构成了每日官僚事物。首先是信息高度地分散化：有的管教學、有的科研、有的管職稱，誰也不知道教師的整體信息。西方大學的校長能對全校几百名教師情況了如指掌，而中國的大學校長可能只知道几個被人為地樹立起來的“突出”或“优秀”人物。其次是權力高度分散化。一些很簡單的問題，卻在相互推委中不能解決，因為誰也沒有決定性的權力。系里也是同樣情況。
“領導班子”這個概念只是增加了官，沒有帶來效率、民主和透明度。系辦公會討論的常是無意義的話題，領導班子的最大工作是分配“大鍋飯”：盡量向學校要更多的錢、職稱指標、各种獎勵名額，然后在系里搞分配。由于政府始終不能解決教師待遇問題，可怜學者斯文喪失迨荊有時為了十几元錢的補貼、几十元的辦班提成，七、八個系辦公會成員，要接連開几次會。系學術委員會的職稱評審，基本上也是忙忙碌碌地分配大鍋飯和論資排輩，對提高教授質量沒有作用。它采取匿名投票的方法，目的是要達到公正，結果卻南轅北轍，并且，匿名投票給某些委員搞人情關系和打擊報复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如果出了問題，反映到學校，學校也無力解決，因為“不能搞行政干預”。一大群官僚把事情推得一干二淨。但是，如果走通了私人關系，則什么事情都能辦到。所以，有些人為了提教授、博導，不得不提前几年時間搞人情關系。
總之，這個體制實現了最大的權力分配，帶來了最低的管理效率。它既沒有“集中”又沒有“民主”。有的大學，是校長負責，還是書記負責？對此，誰也搞不清。有系也不知是誰在管理。另一方面沒有民主和透明度。如果說有民主，只是“班子”里的人在爭論，普通教師說話是沒有作用的。沒有嚴格的規章、制度、標准，有了也常是一紙空文，一切都是在不透明中進行的。
3．“官”的磁石：
這与上一個問題有關。目前，“官”對于許多大學教師來說，是一塊有巨大吸引力的磁石。在有的名牌大學的有些系里，尊重學問和學術權威的傳統還在，系主任遠遠沒有名教授那樣受人尊敬。盡管如此，作個系主任、處長什么的官儿，并不是沒有人干，而是象“臭豆腐”，都說臭，卻都想吃，一吃就上癮。而在多數大學里，系主任則是威風十足，對于人們的吸引力就可想而知了。為了作個系主任、系副主任、處長、副處長什么的官儿，不知道耗費了多少人的聰明才智。每當領導班子換屆之時，便會出現一場激烈的明爭暗斗：小報告、匿名信、誣告誹謗、造謠中傷、相互串聯結党、走后門、逢迎討好無所不用其極。組織部的工作量很大，馬拉松式地同系里所有的教師談話，辛辛苦苦地工作半個月，產生的新班子大家還是不滿意，頂多是新鮮几天，不久又會有人開始罵新班子，并盼望再換新班子。一是新班子的确有問題，一是有人想當官。
在這种體制下當官，的确毫無意義：（1）耽誤許多時間。校領導、校職能部門的干部自不必說，系級干部每周至少有3天時間被白白地泡進“工作”中去，這包括開會、值班、在家中為工作接打電話、為工作心情煩惱而浪費掉的時間，等；（2）干不了事。這种體制本來就不是干事的體制，而是一种消耗能量的體制；（3）丟掉原來的名聲。許多人當官之前名聲很好，一當官就馬上會有人指你的脊梁骨：“沒事間做學問了”、“官癮大”、“無能”、“牟私利”、“主觀武斷”等，最好的人至少也有兩頂帽子。
然而，為什么“官”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總是有一些好處吧：（1）錦上添花。如果學問做好了，再當一當官，是一种肯定或榮譽。在中國人眼里，既有學問又當官，才算個功德圓滿。因為自古以來就是官、學不分；（2）對提職晉級有幫助。在學校什么部里當官，即使你教學和科研不行，可以下達個硬性指標給你；此外，每個大學里都有“思想政治工作教授”、“調查研究員”一類的職稱，你總不至于笨到連“思想工作“都不會作吧？在系里任職，便于同學術委員會的委員們搞好關系，提職稱時自然是近水樓台；當然，你必須會搞“官官相護”，如果堅持原則得罪了什么人，還不如不當官；（3）有物資利益。盡管大學窮，但也有各种企業、創收辦班、各种獎金福利分配，還是為某些想撈一點儿的人提供了許多的机會。大崗位有大机會，小崗位有小机會。“大小做個官，總有利益沾”的格言在大學里還适用。這些說明，當官還是比做學問來得快。做學問是何等的苦事。不僅需要天才，還要經常忍受寂寞、苦悶和失敗的痛苦，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吃這种苦，絕大多數人都不行。這种艱苦再加上生活條件的艱苦，有誰個受得了？相比起來，作官就容易多了。尤其是在目前的官僚制體制下，棒棰畫兩只眼睛就能當官，誰不為之、誰不爭之？
4．權威的缺失：
許多學科目前沒有學術權威，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改革以來，第一代學術權威是“歷史文物”：比如馮友蘭、朱光潛、王力、費孝通這些在解放以前就成名的人；第二代學術權威主要來自西南聯大畢業者和一些解放前從國外留學歸國者，由于有了好的知識功底，在改革開放以后做出了成就。第一代人基本上早就去世了，第二代也是除了少數長壽者外，多數都已經去世。第三代學術權威是解放以后畢業，在改革開放后作出成就者。但是這樣的人數量不多。連北京的一些頂尖大學里，公認的學術權威也很少了。
沒有學術權威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在文史哲這些老學科，當沒有權威后，立即呈現出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態，教師們紛紛宣布自己是“權威”。而在那些歷史短的社會科學學科，問題更是嚴重，大家都差不多，誰也不服气誰，甚至經常你說我水平差、我說你水平差，無休止地相互攻擊。這個問題与“學術傾向”斗爭、權力斗爭攪和在一起，把許多系搞得亂七八糟。評職、定崗必然帶來一場大混亂，因為誰也沒有資格說哪個行哪個不行。
權威缺失還要從成果的評价體系上理解。目前，沒有那家刊物能夠算得上是“權威刊物”。一些刊物的位置很高，但其中很少有創新性成果，學術刊物的最大讀者群（研究生）基本不看這些刊物；而一些辦的很好的民間刊物，又不被學校承認。据說复旦大學、南京大學近年來在刊物評价體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根据刊物的實際水平來划分檔次；而多數大學在這方面基本是無所作為。院系執行的情況則是更是“多樣化”，許多都是當權者自己任意宣布，連報紙和一些通俗性讀物都被定為“核心期刊”。這樣就沒有什么標准可言了。一個系里的學術委員會主席說：“我們沒法判定一個人的科研水平，只有靠字數來判定。”這句話說明許多問題：首先，他本人不是夠格作學術委員會主席；其次，他的系里沒有學術權威；其三，目前的評价體系混亂。
各种各樣的科研項目審批和評獎同樣沒有權威信。國家和教育部的項目的審批，每年都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來組織，但是人們卻一直對其作用有怀疑。自然科學的實情不了太清楚，人文社會科學則可以說是在浪費錢財。每年組織申報項目，中青年教師都態度極其冷淡。系領導再三動員，還是沒有几個人申報。因為大家都知道項目審批過程不透明，所謂“不透明”就是“黑暗”。評審委員很多，每人分一個項目，就所剩無几了。許多項目本來就是他們為自己設計的，他人豈能有份儿？少量的項目沒主，那是需要人情關系。听一個外省大學的教授說，他一個項目得到3万元，而為了評上這個項目，托人情、走后門、送禮、拉關系、在北京活動、住宿、往還車費，共花了4万多元。他實際上得到的資助是負1万元。但是，可不能小看這負1万元資助的項目，它對于申報者的前途作用可大了，甚至對學校也是一個光榮。所以，每個大學的科研處，抓“國家項目”是頭等大事。
這些項目，帶頭人水平高的，還能出一、兩本好書，水平不高的，連一篇象樣的文章都寫不出。多數都是找几個、十几個熟人合伙編一本書，然后通過關系出版。有的書只印1-2千冊，甚至几百冊。就這還賣不掉。賣不出去沒有關系，留著評獎。評了省部獎，再評國家級獎。評獎對于有的人難于上青天，對于有的人卻是易如探囊取物。因為，評獎過程同樣是不透明。黃鼠狼烤火—各往自己怀里扒。然后是熟人關系。只要進入了這個网絡，很差的書也能評上個“三等獎”。這樣一來，項目和評獎沒有任何的權威信，人們對它都是一笑置之。但另一方面，它卻很有用處。有的國家項目的成果，尤其是有些“史”類的項目，長達十几卷書，參加編寫者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如果得了獎，每人都可以复印一份獎勵證書，拿去評職稱。學術委員會沒有學術權威，誰也不敢不認它。一個國家項目如果獲了獎，能夠幫助一大批人晉升職稱，其中許多人根本就沒有什么學術水平。一本書使一堆人提上教授的例子十分普遍。可以毫不客气地說，這些“科研成果”一直在給大學的管理添亂！
5．最后的一招： 最后的一招就是“評先進”。這和上面說的評獎有聯系，因為評獎也是評先進。西方國家也有評先進的事情，比如推舉“优秀市民”、“時代佳麗”之類，但在西方這僅僅是為了點綴社會生活，大學里不搞這樣的名堂。而中國的大學則是“動真格”，在其他辦法不靈光時，把這作為撬動杠杆。在中國，評先進模范人物始于漢代的察舉制度即“舉賢良”制度。“舉秀才”、“舉孝廉”、“舉賢才”、舉“清官”、“節婦”、“烈女”等等，兩千多年歷史上的确舉了不少。文化大革命是舉“學毛著積極分子”和“斗私批修積極分子”，出了不少的“鋼隊長”、“鐵姑娘”、“硬嫂子”之類的模范人物。
但是，整個歷史上的种類都加起來，也沒有現在的大學的种類多。近年來，北京的有的大學花樣之多，令人吃惊：“优秀教師”、“模范党員”、“优秀基礎課教師”、“优秀班主任”、“优秀管理人才”、“优秀思想工作者”、“优秀研究生課程”、“优秀本科生課程”、“优秀人才”、“优秀老教師”、“优秀中青年學者”、“突出貢獻者”、“跨世紀人才”、“百人工程”、“优秀項目獎”、“优秀科研獎”、“中青年科研獎”，等等；此外還有從海外、國內公司拉贊助設立的獎，其數目也不下几十种。一個大學有這么多的獎勵，說明獎勵也就沒有任何价值了。有的院系，每個教師都能抱出一堆大紅皮子的“獎勵證書”。
人才工程好象是高校改革的“尖端武器”。目前，高級的人才工程有好多种，比如國家教育部的“跨世紀人才”等。這些重要的人才工程，入選者一般都有一定成就。但是，這充其量也只是在万般無奈的情況下想的一個蹩腳措施。人才不是選拔的、也不是靠行政力量“培養”的。人才是在适合人才生長的環境中成長出的，不大力改變環境土壤，而去樹立標兵，實在是本末倒置的措施。各种人才方案，決定是否入選為“人才”的參數很多，比如年齡規定、職稱規定、人緣關系等，并不只是根据“才”。許多真正优秀者不能入眩一個系主任經常向人夸耀他系里的有“2名國家級人才”，并且，他的系“是藏龍臥虎，几個更大的人才還沒有入選，因為年齡大了1、2歲”。這是笑話。
北京的兩所高校從去年7、8月份開始的、令其他高校眼紅如血的定崗改革，其效果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人才分“校級人才”和“系級人才”兩類，校級人才為1（每年補貼5万元）、2（4万元）、3（3万元）檔，系級人才為4（2.5万元）、5（2万元）、6（1.5万元）、7（1万元）、8（7千元）、9（5千元）檔（另一個大學是倒著排，9級最高，1級最低）；此外還有15%的不進檔。方案設計是很好的，如果落實好了，的确會帶來巨大變化。但是，在多年遠离改革浪潮沖擊的大學，這個方案不可能落實，只适合在報紙上宣傳，以鼓舞不知情者的干勁。實際的結果，卻基本上是按照年齡和職稱搞論資排輩。兩所大學，誰越是論資排輩，誰就越是“改革平穩”，誰越是不論資排輩，誰的亂子就越大。各個院系也是同樣：平穩和安定屬于那些搞論資排輩的院系。完全論資排輩的，就沒有人鬧。盡管有些進“校級人才”崗的老教師根本不夠水平，但中青年教師看見他們就快退休了，不忍心与他們相爭，只是心中悶气。所以，越是無能力的院系領導，在“改革”之后越是有資格夸耀自己院系的“穩定”。這是一個巨大的悲哀。
而那些沒有完全論資排輩的系，由于有了橫向的比較，就鬧成了一鍋粥。老、中、青都怒气沖天，有的貼小字報、有的向信箱里塞傳單、有的寫告狀信、有的罷課、有的跳槽總之，這次改革給學校帶來沉重的打擊，到新學期的9、10月份，校園象剛生過一場大病，元气大喪。這情景煞是可怜見！在下面，有的縣長任命一個副局長，便可收入10多万元，有的鄉長搞一次村干部換屆，便可收入20多万元。而在中國最高的鑲牙塔里，知識精英們卻為1万元、5千元的差距而“与人斗、其樂無窮”！
6.結語：
大學机制病入膏肓，決非几個療程的湯藥能夠醫治，需要動大手術、需要輸血和換血。作者曾經在一年前出版的《現代化通卜一書中寫了這樣一段話：“大學成了最后一口‘社會主義大鍋’，里面排著長長的吃‘大鍋飯’的隊伍，而許多‘改革’好象是在給這口大鍋添柴加米。”現在看來，這段話沒有過時。這种狀態不能怪某一層領導或某部分教師，而是整個體制的問題。目前，大學在理念上、价值觀上、知識體系上、管理運作上，都遠离現代大學的境界。甚至有些教師在講授新知識、新价值觀，但是自己的思維和行為的方式卻是很陳舊的。科學觀點、理性原則、效率原則、包括“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在大學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而意識形態過敏症、平均主義理念、大鍋飯意識、人情關系原則、家長作風、官本位价值觀等控制了校園生活。些因素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極其膠著的結构，任何好的政策方案、好的意圖、好的領導干部都對之無能為力。在這种體制下，不知有多少聰明才智被消耗掉，無數的优秀人才在大量無意義的瑣事、爭斗、气惱和苦悶中最終變成了庸才。
“一流大學”至少需要三個基本條件：充足的資金、自由的學術空气、优胜劣汰的競爭机制。象牙塔不僅因資金缺乏多年失修而搖搖欲墜，而且內部堆滿了垃圾和塵土，需要徹底的大掃除。
轉自 思想的境界(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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