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6月17日訊】 2000年4月3日晚上7時30分，雲南省曲靖市會澤縣上村鄉中學初一(84)班的學生正在上晚自習，歷史課教師聶朝寬來到班上檢查學生作業。當他發現學生張波及另外兩名學生沒完成作業時，便將三名學生叫到黑板前罰站。好動的張波與坐在二排的一名同學用粉筆頭互相打鬧，聶朝寬老師便上前連扇張波10個耳光，把16歲的張波扇倒在地，當場口吐白沫，昏迷不醒。聶老師認定張波有意裝死，火氣更大，抓著頭髮將張波拎起又狠狠扇了他兩個耳光。張波又一次栽倒在地，從此無法起來。晚上9時，張波經搶救無效死亡。 (《雲南日報》2000年4月17日《雲南曲靖一老師12耳光扇死學生》)
這個故事讓人想起電影裏行刑隊的打手和劊子手給囚徒用刑的鏡頭。事實上，這些人格有嚴重缺陷的教師正是把課堂當作了刑場，否則這一切就不可能發生。
教師職業爲什麽跟打手形象難分難舍？這是從古代私塾沿襲下來的職業傳統？可是《論語》裏沒有孔子打學生的記載，他老人家最多也就給學生拉拉臉色。體罰學生的惡習更多地受到現代專制理念和民族文化性格的支援與鼓勵。
許多教師對自己的職責的認知有嚴重的錯位。他們只要一站到講臺上，就以強烈的權威人格居高臨下地控制著這個環境，調動這個環境中的一切資源用以實現他對環境的主宰和支配。他們以爲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別人理所當然地應該服從他們所宣稱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強制他人服從自己認定的真理是現代中國人的普遍心態（所以任何一個單位的負責人都具有山大王的氣質和作風），似乎不能就此僅僅批評教師。可是，由於教師的職業和工作是如此特殊，只要我們希望一個民族從這種惡劣的集體性格中擺脫出來，我們獨一無二的選擇不能不是首先要求教師幫助學生抵制這種罪惡性格的侵襲和毒害。因爲教育有責任爲社會提供克服罪惡、追求公正與善良的新資源，這種資源首先表現爲在學生身上逐步凝成的對社會罪惡不認同的精神人格和努力克服社會罪惡的心理願望。如果學校和教師不能承擔起這樣的使命，我們有什麽理由期望明天比今天更加文明？
令人悲哀的是，作爲人類文化承載者和傳播者的教師群體並不像盧梭所期望的那樣比社會其他群體更加高尚更有教養。他們在實施教育的過程中，不但無可掩飾地表現了自己的暴戾、兇殘、冷酷，而且完全按照這樣的人格模式訓練學生。許多報道顯示，有的教師已經不屑于親自動手懲罰學生，而是指使一些學生欺侮另一些學生。至於哪些學生有權利欺侮他人，哪些學生只有接受他人欺侮的權利，當然是由教師隨心所欲地指定。用古代術語來說，這叫欽賜尚方寶劍，用現代政治術語來說，則是挑起群衆鬥群衆。專制政治中一切罪惡的理念和手段，都被教師搬到了課堂上。
2000年5月22日（星期一）上午第三節課，陝西省澄城縣莊頭鄉柳池小學女教師李某檢查數學作業時發現，她上星期五中午佈置的56道數學應用題，班上有8名同學未完成，於是，這些同學被老師叫上講臺站成一排，讓做完作業的18名同學上去，每人打這8名同學10個耳光。挨了180記耳光之後，這8名二年級的小學生都哭了，臉也被打得腫起來。（《南方都市報》2000-05-27《班主任體罰小學生竟讓同學出手》）
1999年11月1 日，烏魯木齊鐵路第一小學三年級（3）班的一名9 歲女學生未按時完成家庭作業，老師黃海燕……叫其他學生用布把她的嘴捂上，令3 名女生拉她的褲子。這位女生一面號啕大哭，一面拼命掙扎。幾分鐘後，老師親自從側面扒下她的外褲……事發後，這名受辱的女生幾次在夜間哭鬧。（《羊城晚報》1999年12月5 日）
1999年9 月27日上午10時許，黃陵縣田莊鎮中心小學四年級學生葛某正上數學課，22歲的代課老師葛小俠因他數學作業未完成，當即打了它兩記耳光，並將其蹬倒。葛小俠當堂宣佈，全班50名學生對葛某須每人抽打10教棒，打得重表揚，打得輕受10教棒處罰。全班28名男生輪流抽打葛某的臀部、大腿、小腿。……葛某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倒在地上嘔吐。（《羊城晚報》1999年11月21日）
1999年4 月8 日，新疆尉犁縣塔里木鄉直屬小學4 年級學生張永海因“不好好打掃衛生”， 班主任張天玲命令全班30名學生每人打張永海3個耳光。張永海一連遭受了90個耳光的打擊，身心受到嚴重傷害。（《中國青年報》1999年6 月10日）
1999年11月24日，廣州市海珠區江南二小年輕的女班主任讓學生摑“不聽話”的學生耳光。（《羊城晚報》1999年12月5 日）
在這一系列舉不勝舉的惡劣事件中，受到傷害的決不只是慘遭刑罰的學生，那些或者輕鬆或者沈重的執刑的孩子，也受到了同樣嚴重的傷害。對於生命的輕賤、對於他人人格的不尊重、對於暴力的享樂和貪戀，都在這樣的行刑過程中點點滴滴地滲透到了孩子的神經之中。他們像被誘惑吸毒者以後無可擺脫毒癮一樣，一種頑強的暴力癮和奴役他人的欲望根深蒂固地被教育種植在他的神經中樞和靈魂深處。爲什麽文革一爆發，就有那麽多以仇恨的眼光打量世界的學生怒不可遏地向包括教師在內的他人舉起了拳頭拿起了鋼槍？愚昧的文化造就了愚昧的教師，學生哪能不愚昧，暴虐的政治造就了暴虐的教師，學生哪能不暴虐。對於那些慘遭折磨和淩辱甚至失去了寶貴生命的教師來說，是不是應該爲自己的悲劇承擔一點責任。誰都知道，教師砸在學生身上的拳頭，比學生雜在教師身上的拳頭要沈重的多。
有的教師還不滿足於把教室變成刑場，竟然還要將特務制度和警察制度引進課堂。北京一位大名鼎鼎的中學教師，治理班級和學生的秘訣之一就是要求學生隨時向他寫告密信，揭發其他學生的過錯。從學生和學生父母對這位教師的擁戴和支援中不難懂得，中國人與這種特務統治達到了多麽天衣無縫的融合。哈爾濱市香坊區軸承廠一子弟中學某班的老師比這位北京地老師更加願意刺激人性的弱點爲自己服務。他們規定重金獎勵告密者，凡舉報一名違犯紀律的同學，被舉報者罰款5元，舉報者提成3元，留下2元當班費。這個政策一宣佈，許多學生樂不可支，積極尋找別人的過失以求自己發財。整個班上人人自危，大家帶著強烈的恐懼坐在這互相告密的環境之中。（中國爸爸媽媽網轉載《北京晚報》文章《老師出邪招舉報同學有提成》）正在寫作《中國告密史》的成都學者冉雲飛說，告密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從中國教師、學生以及各路政客和文人對告密的貪戀程度看，這顯然是中國人保持得最好的一項傳統。告密事業如此興旺發達後繼有人，應該感謝中國教師的偉大貢獻。
1999年11月17日，某某城市的一位小學體育老師向一名小學一年級學生佈置任務：誰不聽話你就打他3個嘴巴，誰敢還手就讓他背書包回家。果然，這個小學生“奉命”尋找看不順眼的人，一連對13名在他看來構成“破壞課堂紀律罪”的同學“掌嘴”。（《中國青年報》 1999年12月8日張雙武《重提“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在這樣一所啓發式教學的試點學校，爲什麽教師一點也不想“啓發”而只願意信任警察制度？
比這位體育老師更加迷信警察制度的是江西省波陽縣饒豐中學一位元名叫曹宏勤的班主任，他竟然聘請社會上一位偷雞摸狗劣迹斑斑的青年擔任名譽班長，公開宣佈由孫波管理班上的課堂紀律。僅僅三天之後，這位欽點的班級警察就殺死了一個學生，殺傷了另一個學生。
2000年11月14日晚上，學生們正在上自習，學校突然停電，教室裏一片漆黑，初三（3）班的學生劉高富起身去點蠟燭，打算繼續學習。猛然間，後腦勺被人用書本重重地砸了一下，劉回頭發現是孫波打他。孫吼道：“你不服嗎？”劉不敢吱聲。當下課鈴響起，劉高富正準備走出教室時，被孫攔住：“你復仇不復仇？”見劉不理睬，孫波頓時獸性大發，操起隨身攜帶的“西洋刀”便朝劉高富連刺兩刀。當時，正路過那裏的劉高富的哥哥劉高華（該校高三學生）聽到弟弟的慘叫聲，沖進教室，見狀便擋在弟弟前面，催弟弟快跪下。窮兇極惡的孫波見有人擋道，便一手拿手電筒射向劉高華的眼睛，一手持刀朝其腹部、手部連刺兩刀，劉高華立即倒在血泊中，並哀求孫不要殺害自己的弟弟。孫波一腳踢開劉高華轉身追殺劉高富。由於劉高富跑得快，未追上，孫波又返回教室，惡狠狠地朝劉高華的胸部猛刺一刀，致使劉高華當場身亡。（《羊城晚報》2001年2月10日《江西一中學雇流氓管理”紀律”：”名譽班長”打死學生》）這個故事完整地體現了殘暴的專制君王利用殘暴的警察統治維持穩定的模式。這位名叫孫波的二十歲的青年要求所有的人都俯首臣服，可是一旦被人們惹得龍顔大怒，即使“敵人”跪下求饒也沒有一絲憐憫。他殺人時就是抱著管教他人的長者心態和正義感，他在自覺地模仿教師折磨學生的殘忍和警察摧殘囚徒的暴虐，他以爲只有這樣嗜血成性才偉大光榮，同時還以爲他能夠像真的警察那樣草菅人命而不要負任何責任。
孫波的罪行可以看作是課堂刑罰的延伸。如果將那些警察的暴行也說成是課堂刑罰的延伸，未免有爲警察開脫之嫌，但若是說跟課堂刑罰有關，則未必不確。我們不妨引述一個中學生被警察活活打死的故事。不幸的死難者是河南省潢川縣的16歲高中生耿丹。1999年7 月1 日下午，耿丹在縣農機學校潢高教師嚴景辦的補習班聽課。臨近放學時，潢高學生王帥在校門口與保安王利文發生口角，被王利文踹了一腳。隨後王帥打電話叫來其哥哥和五六個社會青年，與農機校保安張榮輝打架，後社會青年逃散。耿丹這時恰好放學遇上圍觀，而後離校回家。當他行至校門外30米處時，公安幹警詹家順不問事實，就以耿丹參與毆打張榮輝爲由將其抓住，強行拉往社會青年打架的現場農機校，途中讓保安惡棍張榮輝手操鐵棍猛擊頭部，以致造成腦顱挫傷裂重傷。繼而詹家順和兇手張榮輝合夥將耿丹架往農機校保安室繼續毒打。後“110 ”趕到，強行將耿丹扭進其執勤車（當時圍觀者衆多）。耿丹說，“我又沒有打架，爲什麽抓我？”“110 ”幹警王建輝等人用力猛打耿丹臉部（此時耿丹已頭負重傷），不讓其表白。……耿丹被帶到“110 ”值班室，……耿丹還是委屈地說：“我沒打架，是王帥找社會青年打了校保安。”從當天夜裏七時許至次日上午9 時30分左右，耿丹一直被戴著手銬，銬在“110 ”辦公室的床梆上。他們非法使用刑具、拘留耿丹長達14個小時。……7 月1 日夜9 時，耿丹的母親向“110”值班幹警提出擔保，要求讓孩子先回家，遭到拒絕。一個值勤幹警說，耿丹噁心是餓的，但耿丹這時已吃不下媽媽帶去的蛋糕了。7 月1 日深夜，曹建鳳（母親）離開公安局，一夜未眠。就是這一夜，少年耿丹腦顱內在不停地滲血，並且漸漸形成了可怕的腦疝。從這個時候起，耿丹對親人的無數次呼喚概無回應。接下來的時間裏，曹建鳳強烈要求公安局放了耿丹，她要送孩子去醫院。“110”的幹警層層請示，九點左右，終於同意放人，一個高個子警察說，要不是看到這孩子昏迷成這樣，我們是不會放的。曹建鳳已顧不上理會，她匆匆忙忙找了輛人力三輪，哭哭啼啼地把孩子送到了縣醫院。縣醫院緊急搶救，做頭顱CT，診斷結果爲：急性顱腦損傷，頭皮損傷，硬腦膜外血腫，腦挫傷，腦水腫，並腦疝形成。……耿丹無聲地躺在縣醫院三樓的病房裏，下肢僵直，上肢緊縮至前胸，體重不足30公斤，腸胃功能癱瘓，嚴重意識障礙，沒有表達意識，不能說話，對窗外的一切，對家人的照料，對爸爸媽媽的絕望，對每天都要有的帶淚的呼喚，無知無覺……耿新亞說（父親），在武漢，醫生告訴他人的腦袋裏出血非常疼，出1 －2 克人就會疼得暈死過去。“我兒子腦袋裏出了50克血，我不知道孩子那一夜是怎麽度過的。”……12月8 日早晨8 時，少年耿丹在一陣抽搐之後離開了人世。（《南方周末》1999年12月17日）
筆者讀到16歲的耿丹跟警察叔叔有理說不清時，老想起同樣16歲的張波被聶朝寬老師打翻在地，口吐白沫，昏迷不醒之後，竟然還被聶老師認定爲有意裝死，以致於被他抓著頭髮拎起來再一次狠打。警察和教師的兇殘和冷酷爲什麽如此一致？是不是可以爲他們之間找到精神上和文化性格上的血緣關係？
既然連課堂都已經被改造成了刑場，學生（他們日後就是中國的政客、警察、工人、軍人、村民、商人）還能到哪里去學生愛與憐憫、溫柔與和平以及人權意識和平等思想。難怪中國社會如此嚴重地充滿了暴力傾向和毀滅衝動，一有機會就會出現一片喊打之聲，就會出現殺聲震天的可怕局面。無論是對於觀念不一致的人，還是對於利益不一致或情感不一致的人，一定要置之死地才罷休。即使是對於一個沒有任何衝突的無關者，也可以打死了再說。1996年，江西省都昌縣鳴山鄉一位農婦從石家村離婚出來，再婚嫁到李家村。當他的李姓丈夫去石家村辦事時，竟然被石家村的村民亂棍打死。其中最致命的打擊，正是來自剛剛離開學校不久的孩子之手。1999年7月，武漢市四個遊手好閒的少年將一位元不認識的撿垃圾的小孩活活打死。他們像惡貓戲鼠一樣折磨小孩長達兩小時。當警察問他們爲什麽要打死那個可憐的小孩時，他們說不爲什麽，僅僅是爲了好玩。（《湖北日報》1999年7月19日）這跟警察打囚徒玩、將軍殺俘虜玩是多麽相似。
教師在中國社會絕對是一個弱勢群體。連這樣名分上崇高、實際上卑微的群體都如此殘忍兇狠，可見我們的文化性格是多麽無可救藥地嗜血成性。警察和教師都如此兇狠，可憐的學生能夠到哪里尋找安全呢？無處不在的恐懼感使得他們只有時時攥緊拳頭，不停地對世界高喊殺呀殺呀殺呀。他們要高喊一輩子不能有半點疲憊，誰最先疲憊誰就難免成爲祭品。
——《問題與主義》
(http://www.dajiyuan.com)
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