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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0日訊】 貪污、受賄到什么程度該判死刑，１９９７年修改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為：個人貪污受賄數額在１０万元以上的，處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看來光是貪、受“１０万元以上”，例如２０万、３０万，還可以不掉腦袋；判處死刑還必須是“情節特別嚴重”。但什么叫“特別嚴重”可惜語焉不詳。
于是我轉而留心歷年來報刊公布的案例，從中推斷出大致的“价碼”。記得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貪污１万元即為殺頭之罪。以后，個人收入和物价不斷上漲，“死刑价碼”便開始一路攀升。八十年代初已經突破了“万元大關”，但還不到５万元。１９８２年廣東省海丰縣委書記王仲被判死刑，“只不過”貪、賄了４４０００元。１９９４年８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李善有因受賄５１万元，得到的不是死刑，而是死緩。這個時候的“底線”大約已經升到了１００万元：１９９６年河南省鞏義市建設銀行行長王永平因貪賄１０７万元、１９９７年安徽省蚌埠市煙草專賣局局長李邦福因受賄１１２万元分別被判處死刑。但去年１１月３日，廣西欽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欽州市委書記俞芳林無期徒刑，因其受賄２１４万元，且認罪態度不好，也無立功表現；１１月１５日，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處四川省交通廳廳長劉中山死緩，因其貪污４００万元。
這樣做似乎顯得“寬宏大量”，只是不知道對廣大人民“反腐敗”的信心有無傷害。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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