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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9日訊】 以賽亞·伯林寫赫爾岑的這篇文字（《偉大的外行》錢文忠譯，《萬象譯事》卷一，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顯然懷著難以抑制的激動，聽上去聲音都變了調。他稱這位同樣飽受流亡之苦的民族同胞”和狄德羅一樣是天才的外行，其言行改變了本國思想的走向。”與狄德羅相似的另一點是：他們都屬於”高明和無拘無束的能言善辯之士”，赫爾岑在不同的時間、地點用不同的語言和各種人們交談，語氣奔放激越，”奇思妙想”層出不窮，有時浮想聯翩，離題萬里。”天生善於講故事的誇張使他離題甚遠，把他帶入記憶或猜測的支流縱橫交貫的水網之中，但總是能回到故事或爭論的主流。……他具有敏銳、容易激動、長於嘲諷的心智，暴躁、詩人般的氣質，以及生動抒情的寫作能力、他的作品充滿了這些特點，而它們又在描寫人物、事件、觀念、人際關係、政治形勢、生活全景的一長串小品文中相互結合相互增強。他是一個特別精益求精、敏銳、智力超群、尖刻機智、自戀易怒、喜歡論辯筆法的人，他沈湎於分析、探究、揭露，自視爲揭露表面現象與社會習俗的高手，自我渲染爲上述現象、習俗的社會道德內核的毀滅性發現者”。一連串將這個人的同一個傾向如此重復和強調，使得這位一向面帶微笑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帶上了他的描述物件的某些特點，激情、深刻、風捲殘雲而又有些含混不清，同樣顯得像出自一個”外行”之手那樣缺少清晰的層次和精致的概念。
這肯定觸及了伯林本人的某個”痛點”，他的關於思想、哲學的某個深刻的思考。他的《現實感》一文（《學術思想評論》第五輯，馮克利譯，遼寧教育出版社）提供了這方面十分漂亮的答案。他首先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總有人們想要”回到過去”。但實際上關於某個”過去”，人們手中擁有的的知識（圖景）極有可能是殘缺不全的。因爲當人們描繪理想中的”過去”其主要特徵時，所使用的概念和框架受著各種既定的思維習慣、”常規性符號”的巨大限制，對事實的瞭解總是和瞭解這種事實的理解方式聯繫在一起。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人們只能遇見已經被既定概念描述出來的一些東西，原本是生活中的許多看不見的然而是十分重要資訊被遺漏了，包括那些在觀察中不易分辨的”最深層的範疇”，和隨時發生變化的”觀點、感情、反應、本能和信念”，恰恰是它們構成了特定的人們、生活、時代、某個文明的真正內涵。這不僅適用於對”過去”的認識，同樣適用於人們對當下現實和自身處境的認識。
因此，一個人或一個時代，”至少包含兩個層次：一個是表面的、公開的、昭然於世的、很容易看到和做出清楚描述的層次，對於這個層次，可以不無益處地抽象出一些相似性，概括出若干規律；而在這個層次下面，則是這樣一條道路，它通向那些越來越晦暗、越來越隱密但又四處彌漫著的特徵，它們同各種感情和行爲密不可分地糾纏在一起，以致難以辨認。”處理這些”暗藏”的隱秘的經驗，其困難在於人們平時被裹在那些未經檢視的假設和不加分析的信念之內，除非對這些已被視爲理所當然的東西再提出質疑，”揭示這些假設背後的假設”。這就不可能從已經浮在表面上的、流行（和開始變得流行）的模式出發，它需要有另外一種稱之爲”洞察力”的天賦–也可以表述爲”想象力”，一種從整體上把握事物的能力或天才的猜測，由此觸及人們的另外一些”神經”：”一旦這些神經被觸及，我們就會像受到電擊一樣，這表明某個真正深刻的見解誕生了。當這種獨特的、可以立即意識到、令人焦躁不安的體驗到來時，我們就會明白自己遇到了這種十分罕見的天賦，擁有這種天賦的人使我們意識到了那些最隱密、極少留意的範疇”。”他所談論的，不僅僅是別人在討論的事情，也不僅僅是別人在描述的事情，他所回答的，也不僅僅是人們普遍提出的問題，他的思想觸動了語言本身體現在思維習慣和基本構架–我們據此去行動–中的各種假設和預設。”
在這篇文章中，伯林舉出這樣一些人代表了這種”深海探險”的活動和在觀察、講述這些屬於深海的基本結構性的方面有所成就：康得、帕斯卡爾、陀斯妥耶夫斯基、普魯斯特、聖奧古斯丁。對於俄國當時的思想界文化界。這份名單上顯然應該添上赫爾岑*。（在法國，還要加上狄德羅）。到此，”外行”的含義已經逐漸顯露出來–不是說這些人缺少專業知識或專業訓練，相反，這些都是一些教養極好、造詣極深的人，只是他們不按照正在流行的”專業行規”行事，不沈湎于已經成爲別人話題的東西，不去敷衍由他人和生活本身作爲前提的定論，他們所剝離的物件、所深入的領域和從中提取的問題，對於當時的”常規”或”行規”都是一種毀滅性打擊。他們的覆蓋面、成就和影響使得甚至人們難以概括和表述，也因此，他們中的一些人所擁有的功績反倒被奇怪地忽略了。一般我們並不知道伯林所說的赫爾岑：當時俄國政治生活中的”自由主義者、激進主義者、民粹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共産主義者，都尊他爲先驅。”他散文體的寫作和隨風飄散的精彩談話有一種生長的和催促生長的能力，不僅自身充滿靈感，同時更容易給他人帶來靈感，造成一種特殊的創造的氣氛。伯林滿含深情和敬意地寫道：”他留給後人的首先是充滿激情無法遏制的氣質，對生活、對自然的騷動的感覺，他深深地感受到無法預知的可能性不可窮盡……”。
我們還知道這樣一些作家如本雅明，一般讀者和研究他的學者都很難給他歸類：漢娜· 阿倫特這樣描繪這位同爲猶太人而自殺於流亡途中的同胞：他的學識是淵博的，但他不是學者。他研究的主題包括文本及其解釋，但他不是語言學家；他曾被神學和宗教文本釋義的神學原型而不是宗教所吸引，但他不是神學家，而且對《聖經》也沒什麽興趣；他天生是一個作家，但他最大的野心是寫一本完全由引文寫成的著作；他是第一個翻譯普魯斯特和和聖·雄·佩斯的德國人，但他不是翻譯家；他寫書評，還寫了大量在世或不在世的作家的文章，但他不是文學批評家；他寫過一本關於德國巴洛克的書，並留下數量龐大的關於十九世紀法國的未完成的研究，但他不是歷史學家；他甚至還是一個”最奇怪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所感興趣和熱衷珍藏的”思想的碎片”，”作爲某些’富麗而奇異’的東西，甚至可能是作爲永不消逝的原型現象而存在，”給人們以理性和感性的雙重啓動和永久的靈感。（《瓦爾特·本雅明：1892–1940》）孫冰譯，見《本雅明：作品與畫像》，文彙出版社，1999年1月。）
沈思我們身處其中的生活需要許多條件：富有激情和始終保持一定的距離、敏銳的觀察力和某種程度的想象力–能夠把生活中有意義的”碎片”撿拾起來，在事件和事件之間、一個事件的單元和單元之間、在所有那些失掉聯繫的”縫隙”、”斷裂”、”失事和失聲”之處，在生活的全部模糊、含混、糾結不清乃至失掉視線和基本界限之處，重新找到其內在的聯繫，呈現其固有的結構，賦予其某種可以理解的形式和留出不可理解的空間，不只是對於人們的認識能力是一種挑戰，也是對他的良知、承擔的勇氣和對於世界的所擁有的愛的一種考驗。阿倫特在關於本雅明的這篇文章中，提到了布萊希特所說的”不加修飾的思考”對本雅明的吸引力，那是一種”非同尋常地接近現實的能力”。
哈維爾完全可以列到這個”偉大的外行”的名單上去。不止一次地，他擔心自己有些事情處理不好是因爲”缺少知識”，他指的是比如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這樣的專業知識，他的資產階級出身使得他失去了上大學的權利。他步入劇作之路是”自學成才”。更早些時候他給劇場做過舞臺管理員、燈光設計師、書記員、審稿人等。但他很快成了捷克六十年代戲劇舞臺上咄咄逼人的年輕作家，所謂”荒誕派戲劇”的主將。關於此，他自己有很好的解釋。他說”荒誕的經驗……不是通過特定的藝術影響而得到傳播，而是存在於某種氣氛之中。這就是我最看重荒誕派戲劇的地方：它能抓住存在於氣氛中的東西。我不禁想要說這麽一句挑戰性的和可笑的話：我有一種感覺，如果荒誕派戲劇在我之前不存在，那麽我也會把它創造出來。”（”Disturbing the peace”，Faber and Faber，1990。）什麽叫存在於”氣氛”中的東西？它是人人都能感受得到、受這種力量的支配和拉扯、但未必說得出來的那一種。在某種意義上，天才（如果我們不把這個詞神秘化）就是能抓住對一般人來說，在心頭倏忽即逝的東西，也即伯林所說的”與人們的各種感情和行爲密不可分”、”越來越晦暗、越來越隱密但又四處彌漫著的特徵”，把它們大聲表達出來。這種人擁有一種罕見的誠懇和忠直。即使不知道所感到所表達的東西效果如何，別人會怎麽想，但他義無返顧、直奔要害，沒有時間在別的地方停留，迅速抓住生活中只差一點就可以挑明的東西。
直接從身邊看不見的”氛圍”中提取思想的力量和源泉，穿越生活的表面和那些人人都習以爲常的成規、慣例，發掘其暗藏之處那些結構性的東西，這種”不加修飾的思考”，可以概括哈維爾後來”essay”寫作的全部特徵。人們經常提到的一個例子是他從一幅司空見慣的標語中能夠發掘那樣豐富的內涵。爲什麽這個蔬菜水果商要把這個與他莫不相干的東西挂在他的櫥窗裏？根源在於恐懼。他不能直接說出他的這種恐懼，甚至他本人對此都很模糊。恐懼是當時人們選擇做某些事情和不做某些事情的背後動力。更準確地說，是無可選擇。人們就生活在這樣一種制度之下：它永遠在兩個層面上運作：一個是花裏胡哨、不切實際的權力話語，作爲某種超個人的東西的儲藏所，它使得人們借此隱瞞起自己的良心，在此背後隱藏起自己失敗的經驗；另一個是人們的切身利益，它們處於隨時被剝奪、被取消的狀態，是人們暗中期望能夠得到的唯一的東西，爲此人們不得不犧牲自己的尊嚴和良知，屈從於時時面臨的有形無形的威脅，接受那條標語般的莫名其妙的東西，生活在謊言之中。對處於這種的現實中的大多數人來說，大家對此已經習以爲常，見怪不怪，不去深究他們的生活因此受到了何種損害，如果不是這樣，他們本來可以擁有哪些現實性和可能性。在精神、文化、思想領域中發生的情況也一樣，所有的人都在同一個大背景下生活和忍受壓力和被削弱。哈維爾卻從這麽一個非常平凡的事實入手，衝破那種幾乎不允許言說、不允許思考的神秘面紗，作出了精闢入裏的分析。這樣的語言和描述於是有了一種有效性，它和人們既明顯又暗藏的經驗形成一種關聯和關照。而且遠遠不是停留在表面，所揭示的是在社會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結構性的東西，所提供的各個層面縱橫交錯的整體圖景。在那篇有關氣喘病人的分析中，哈維爾說了這樣的話：他們生活的這種情況，外面的人看不出來，裏面的人說不出。既然你還活著，有誰會對氣喘病感興趣？
這樣的知識算不算知識？向人們習以爲常的概念（謊言）挑戰是不是求真的行爲？考慮到這種知識事實上遭到嚴厲禁止，事情就更一目了然：對於在各個領域從事精神和文化活動的人們來說，這樣一種背景使得他在自己的領域中所開展的工作，不能不是十分有限和可以懷疑的：如果一個人的頭腦不同時面對自己的現實和經驗開放，怎麽叫做”開放”的？如果一個人對於自己生活基本事實加以回避，忍受那種對精神的粗暴閹割，是不是于無意之中也回避了他自己領域中的重要事實？在這種環境中，人們能夠說出永遠是非常有限的一小部分，但卻十分容易産生這樣的幻覺，以爲自己正以無可辯駁的方式說出最重要的真理–這樣，一些原本屬於我們生活中的最根本的內容便永遠地喪失了：那些同樣存在於我們”氣氛”中的東西，已經變爲我們呼吸的空氣因而不停地在毒化我們的精神和頭腦的東西，那些永遠地跌落在”歷史”的縫隙之中、失去它們便失去了我們自身的一個重要維度的東西。
到底我們已經滑出了多遠？有多少應該進入我們視野的東西迄今還沒有向我們敞開？因爲遭受禁止和拒絕，我們自己禁止和拒絕了哪些東西？甚至在有可能說出某些真相的時候，我們掉頭不屑、或用一種完全是似是而非的東西來取代它？我們周圍的虛無主義、權勢崇拜、私人利益的膨脹可能已經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們被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種力量互相拉扯，同時接受來自五湖四海不同指令，一談到”接軌”，便”不管是東南風還是西北風，都是我的歌、我的歌”！什麽時候我們的頭腦脆弱到了如此的地步？我們的視覺變得如此含混和虛弱？我們的人格分裂和允許自身的惡到了今天這樣失去控制的程度！還有誰、用怎樣的尺度來衡量和評判？長久的環境中的混亂也從內部將我們自身分裂，我們不得不每天忍受著自己身上的種種混亂，我們拿自己一點辦法都沒有，還有什麽力氣去關心和關懷他人和周圍發生的不幸？我們自身就是一塊充滿災難氣息的土地。反過來，我們自身的混亂和不幸又加深了環境的不幸和混亂，我們以自身的盲目正在添加著環境中的黑暗和非理性，完全是私人性質的存在使得我們的行爲缺少一種公共光線之下的評價，缺少一種起碼的客觀性和維度，除了文本和製造文本，我們還有什麽力量？一想到我們自身的精神和道德生活，該堅持的不能堅持，該反抗的不能反抗，經常使得我感到癱瘓無力，氣息微弱如遊絲一般。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再來估價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學術思想”？我們知道在文學中，對一個作家的評價，和他屬於同一個母語的人們最權威，對於思想的工作及其意義的評價，莫不也如此？
拉丁美洲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寫過一本有名的書叫做《百年孤獨》。什麽叫年代這麽久遠的”孤獨”？他在一篇訪談錄中談到：”以他人的圖表來表現我們的現實只會使我們越來越不爲人所知，越來越不自由，越來越孤獨。”很可能我們正處於這種難以描述的深重的孤獨之中，而且越來越孤獨下去。我們現實中的一些根本的、結構性的東西隨著和我們自身的一體化，變得越來越模糊，越來越難以爲我們所認識和爲他人所瞭解。
作爲外行–也僅僅是作爲外行，哈維爾於是有可能擺脫既往政治經驗和政治操作的限制，提出”政治與良心”並列這樣的偉大概念。他說在自己衆多壞品質中，就是沒有對於權力的強烈欲望和野心。
1964年漢娜·阿倫特接受德國記者高斯的採訪時，拒絕將自己當作一位職業哲學家：”我想我得先抗議一下，我並不屬於哲學家社群的一分子。我的工作是政治理論研究。我絕不認爲自己是哲學家，也不想當一個哲學家，同時也不認爲哲學界能接納我。”（臺灣《當代》第150期2000、2、1，蔡宗珍譯。）當然後來的哲學界熱烈地接受她，只是她本人的立場值得回味。爲什麽”抗議”被當做一名哲學家？”政治理論工作”和”政治哲學”區別何在？她進一步解釋道：”‘政治哲學’的方式是我所避免的……在哲學和政治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就像在一個屬於哲學層次的人，與一個行動派性格的人之間也存在著緊張關係般。這種意義的緊張關係可說是自然哲學所沒有的。哲學是和自然相對的。如果一個人想以全體人類之名而發言，他是無法對政治保持中立的。從柏拉圖開始就不可能了。”（同上）這等於她聲稱自己不可能對政治保持中立，她的政治理論研究是有傾向性的，歸入傳統的哲學家的行列只能令她感到不快。
她晚年的思想中，明顯流露出將政治判斷和美學判斷放在一道考慮的傾向，她指出，”康得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把判斷力當成基本的心靈能力來處理的人”，連接理論和實踐之間的橋梁便是判斷力。在阿倫特所關心的”反省判斷”中，是面對具體現象本身抽繹出足以證明自己意義的規則，從特定事物本身掌握普遍性的東西。這裏，政治活動和美學活動的一致性在於，即使是政治行動中的是非善惡，也要以這種”由特殊見普遍”的判斷建立起評判的標準。這樣的活動要求人必須對周圍世界張開眼睛和呼吸，能夠在沒有他人提醒的情況下，發現問題和思考問題，在個別現象中找出其結構性的東西–即不是守住一個既定的模式，也不是停留於表面現象的”粗鄙性”及粗鄙的感慨，對個別事物作出自己恰如其分的判斷和得出自己的結論，並從中産生一種整體性的視角和立場。
阿倫特的所稱的”判斷力”給伯林的”偉大的外行”提供了理論上的根據。”偉大的外行們”正是堅持從個別具體的情景中發掘真理的人們。阿倫特，這位政治理論領域中的闖入者，以公共領域中的”積極生活”來代替傳統哲學”思”的位置的人，她也可以被稱之爲一位”偉大的外行”。還有哈維爾、本雅明、伯林本人等。在一個非常狹窄的意義上，我把他們成爲”作者”，相對于研究”作者們”的”學者”。
*在一篇訪談錄中，伯林談到：”普通人只要具有好奇心，有理解一般思想問題的能力就可以研究哲學。例如赫爾岑就不是一位專業哲學家。馬克思和陀斯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也不是。然而，他們的思想在哲學界都很重要。一切取決於你指什麽。鮑汀（Bodin）和培根（Bacon）都是律師，不是教授。萊布尼茲（Leibniz）斯賓諾莎和休姆也不是哲學教授。伯克萊是位主教。”（《萬象譯事》，楊孝明譯。） http://mysixiang.myetang.com/cuiweip/cwp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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