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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9日讯】 以赛亚·伯林写赫尔岑的这篇文字（《伟大的外行》钱文忠译，《万象译事》卷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显然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听上去声音都变了调。他称这位同样饱受流亡之苦的民族同胞”和狄德罗一样是天才的外行，其言行改变了本国思想的走向。”与狄德罗相似的另一点是：他们都属于”高明和无拘无束的能言善辩之士”，赫尔岑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用不同的语言和各种人们交谈，语气奔放激越，”奇思妙想”层出不穷，有时浮想联翩，离题万里。”天生善于讲故事的夸张使他离题甚远，把他带入记忆或猜测的支流纵横交贯的水网之中，但总是能回到故事或争论的主流。……他具有敏锐、容易激动、长于嘲讽的心智，暴躁、诗人般的气质，以及生动抒情的写作能力、他的作品充满了这些特点，而它们又在描写人物、事件、观念、人际关系、政治形势、生活全景的一长串小品文中相互结合相互增强。他是一个特别精益求精、敏锐、智力超群、尖刻机智、自恋易怒、喜欢论辩笔法的人，他沈湎于分析、探究、揭露，自视为揭露表面现象与社会习俗的高手，自我渲染为上述现象、习俗的社会道德内核的毁灭性发现者”。一连串将这个人的同一个倾向如此重复和强调，使得这位一向面带微笑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带上了他的描述物件的某些特点，激情、深刻、风卷残云而又有些含混不清，同样显得像出自一个”外行”之手那样缺少清晰的层次和精致的概念。
这肯定触及了伯林本人的某个”痛点”，他的关于思想、哲学的某个深刻的思考。他的《现实感》一文（《学术思想评论》第五辑，冯克利译，辽宁教育出版社）提供了这方面十分漂亮的答案。他首先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总有人们想要”回到过去”。但实际上关于某个”过去”，人们手中拥有的的知识（图景）极有可能是残缺不全的。因为当人们描绘理想中的”过去”其主要特征时，所使用的概念和框架受着各种既定的思维习惯、”常规性符号”的巨大限制，对事实的了解总是和了解这种事实的理解方式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只能遇见已经被既定概念描述出来的一些东西，原本是生活中的许多看不见的然而是十分重要资讯被遗漏了，包括那些在观察中不易分辨的”最深层的范畴”，和随时发生变化的”观点、感情、反应、本能和信念”，恰恰是它们构成了特定的人们、生活、时代、某个文明的真正内涵。这不仅适用于对”过去”的认识，同样适用于人们对当下现实和自身处境的认识。
因此，一个人或一个时代，”至少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表面的、公开的、昭然于世的、很容易看到和做出清楚描述的层次，对于这个层次，可以不无益处地抽象出一些相似性，概括出若干规律；而在这个层次下面，则是这样一条道路，它通向那些越来越晦暗、越来越隐密但又四处弥漫着的特征，它们同各种感情和行为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以致难以辨认。”处理这些”暗藏”的隐秘的经验，其困难在于人们平时被裹在那些未经检视的假设和不加分析的信念之内，除非对这些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再提出质疑，”揭示这些假设背后的假设”。这就不可能从已经浮在表面上的、流行（和开始变得流行）的模式出发，它需要有另外一种称之为”洞察力”的天赋–也可以表述为”想象力”，一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能力或天才的猜测，由此触及人们的另外一些”神经”：”一旦这些神经被触及，我们就会像受到电击一样，这表明某个真正深刻的见解诞生了。当这种独特的、可以立即意识到、令人焦躁不安的体验到来时，我们就会明白自己遇到了这种十分罕见的天赋，拥有这种天赋的人使我们意识到了那些最隐密、极少留意的范畴”。”他所谈论的，不仅仅是别人在讨论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别人在描述的事情，他所回答的，也不仅仅是人们普遍提出的问题，他的思想触动了语言本身体现在思维习惯和基本构架–我们据此去行动–中的各种假设和预设。”
在这篇文章中，伯林举出这样一些人代表了这种”深海探险”的活动和在观察、讲述这些属于深海的基本结构性的方面有所成就：康得、帕斯卡尔、陀斯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圣奥古斯丁。对于俄国当时的思想界文化界。这份名单上显然应该添上赫尔岑*。（在法国，还要加上狄德罗）。到此，”外行”的含义已经逐渐显露出来–不是说这些人缺少专业知识或专业训练，相反，这些都是一些教养极好、造诣极深的人，只是他们不按照正在流行的”专业行规”行事，不沈湎于已经成为别人话题的东西，不去敷衍由他人和生活本身作为前提的定论，他们所剥离的物件、所深入的领域和从中提取的问题，对于当时的”常规”或”行规”都是一种毁灭性打击。他们的覆盖面、成就和影响使得甚至人们难以概括和表述，也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所拥有的功绩反倒被奇怪地忽略了。一般我们并不知道伯林所说的赫尔岑：当时俄国政治生活中的”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都尊他为先驱。”他散文体的写作和随风飘散的精彩谈话有一种生长的和催促生长的能力，不仅自身充满灵感，同时更容易给他人带来灵感，造成一种特殊的创造的气氛。伯林满含深情和敬意地写道：”他留给后人的首先是充满激情无法遏制的气质，对生活、对自然的骚动的感觉，他深深地感受到无法预知的可能性不可穷尽……”。
我们还知道这样一些作家如本雅明，一般读者和研究他的学者都很难给他归类：汉娜· 阿伦特这样描绘这位同为犹太人而自杀于流亡途中的同胞：他的学识是渊博的，但他不是学者。他研究的主题包括文本及其解释，但他不是语言学家；他曾被神学和宗教文本释义的神学原型而不是宗教所吸引，但他不是神学家，而且对《圣经》也没什么兴趣；他天生是一个作家，但他最大的野心是写一本完全由引文写成的著作；他是第一个翻译普鲁斯特和和圣·雄·佩斯的德国人，但他不是翻译家；他写书评，还写了大量在世或不在世的作家的文章，但他不是文学批评家；他写过一本关于德国巴洛克的书，并留下数量庞大的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未完成的研究，但他不是历史学家；他甚至还是一个”最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所感兴趣和热衷珍藏的”思想的碎片”，”作为某些’富丽而奇异’的东西，甚至可能是作为永不消逝的原型现象而存在，”给人们以理性和感性的双重启动和永久的灵感。（《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孙冰译，见《本雅明：作品与画像》，文汇出版社，1999年1月。）
沈思我们身处其中的生活需要许多条件：富有激情和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敏锐的观察力和某种程度的想象力–能够把生活中有意义的”碎片”捡拾起来，在事件和事件之间、一个事件的单元和单元之间、在所有那些失掉联系的”缝隙”、”断裂”、”失事和失声”之处，在生活的全部模糊、含混、纠结不清乃至失掉视线和基本界限之处，重新找到其内在的联系，呈现其固有的结构，赋予其某种可以理解的形式和留出不可理解的空间，不只是对于人们的认识能力是一种挑战，也是对他的良知、承担的勇气和对于世界的所拥有的爱的一种考验。阿伦特在关于本雅明的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布莱希特所说的”不加修饰的思考”对本雅明的吸引力，那是一种”非同寻常地接近现实的能力”。
哈维尔完全可以列到这个”伟大的外行”的名单上去。不止一次地，他担心自己有些事情处理不好是因为”缺少知识”，他指的是比如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这样的专业知识，他的资产阶级出身使得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权利。他步入剧作之路是”自学成才”。更早些时候他给剧场做过舞台管理员、灯光设计师、书记员、审稿人等。但他很快成了捷克六十年代戏剧舞台上咄咄逼人的年轻作家，所谓”荒诞派戏剧”的主将。关于此，他自己有很好的解释。他说”荒诞的经验……不是通过特定的艺术影响而得到传播，而是存在于某种气氛之中。这就是我最看重荒诞派戏剧的地方：它能抓住存在于气氛中的东西。我不禁想要说这么一句挑战性的和可笑的话：我有一种感觉，如果荒诞派戏剧在我之前不存在，那麽我也会把它创造出来。”（”Disturbing the peace”，Faber and Faber，1990。）什么叫存在于”气氛”中的东西？它是人人都能感受得到、受这种力量的支配和拉扯、但未必说得出来的那一种。在某种意义上，天才（如果我们不把这个词神秘化）就是能抓住对一般人来说，在心头倏忽即逝的东西，也即伯林所说的”与人们的各种感情和行为密不可分”、”越来越晦暗、越来越隐密但又四处弥漫着的特征”，把它们大声表达出来。这种人拥有一种罕见的诚恳和忠直。即使不知道所感到所表达的东西效果如何，别人会怎么想，但他义无返顾、直奔要害，没有时间在别的地方停留，迅速抓住生活中只差一点就可以挑明的东西。
直接从身边看不见的”氛围”中提取思想的力量和源泉，穿越生活的表面和那些人人都习以为常的成规、惯例，发掘其暗藏之处那些结构性的东西，这种”不加修饰的思考”，可以概括哈维尔后来”essay”写作的全部特征。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他从一幅司空见惯的标语中能够发掘那样丰富的内涵。为什么这个蔬菜水果商要把这个与他莫不相干的东西挂在他的橱窗里？根源在于恐惧。他不能直接说出他的这种恐惧，甚至他本人对此都很模糊。恐惧是当时人们选择做某些事情和不做某些事情的背后动力。更准确地说，是无可选择。人们就生活在这样一种制度之下：它永远在两个层面上运作：一个是花里胡哨、不切实际的权力话语，作为某种超个人的东西的储藏所，它使得人们借此隐瞒起自己的良心，在此背后隐藏起自己失败的经验；另一个是人们的切身利益，它们处于随时被剥夺、被取消的状态，是人们暗中期望能够得到的唯一的东西，为此人们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尊严和良知，屈从于时时面临的有形无形的威胁，接受那条标语般的莫名其妙的东西，生活在谎言之中。对处于这种的现实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大家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不去深究他们的生活因此受到了何种损害，如果不是这样，他们本来可以拥有哪些现实性和可能性。在精神、文化、思想领域中发生的情况也一样，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大背景下生活和忍受压力和被削弱。哈维尔却从这么一个非常平凡的事实入手，冲破那种几乎不允许言说、不允许思考的神秘面纱，作出了精辟入里的分析。这样的语言和描述于是有了一种有效性，它和人们既明显又暗藏的经验形成一种关联和关照。而且远远不是停留在表面，所揭示的是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结构性的东西，所提供的各个层面纵横交错的整体图景。在那篇有关气喘病人的分析中，哈维尔说了这样的话：他们生活的这种情况，外面的人看不出来，里面的人说不出。既然你还活着，有谁会对气喘病感兴趣？
这样的知识算不算知识？向人们习以为常的概念（谎言）挑战是不是求真的行为？考虑到这种知识事实上遭到严厉禁止，事情就更一目了然：对于在各个领域从事精神和文化活动的人们来说，这样一种背景使得他在自己的领域中所开展的工作，不能不是十分有限和可以怀疑的：如果一个人的头脑不同时面对自己的现实和经验开放，怎么叫做”开放”的？如果一个人对于自己生活基本事实加以回避，忍受那种对精神的粗暴阉割，是不是于无意之中也回避了他自己领域中的重要事实？在这种环境中，人们能够说出永远是非常有限的一小部分，但却十分容易产生这样的幻觉，以为自己正以无可辩驳的方式说出最重要的真理–这样，一些原本属于我们生活中的最根本的内容便永远地丧失了：那些同样存在于我们”气氛”中的东西，已经变为我们呼吸的空气因而不停地在毒化我们的精神和头脑的东西，那些永远地跌落在”历史”的缝隙之中、失去它们便失去了我们自身的一个重要维度的东西。
到底我们已经滑出了多远？有多少应该进入我们视野的东西迄今还没有向我们敞开？因为遭受禁止和拒绝，我们自己禁止和拒绝了哪些东西？甚至在有可能说出某些真相的时候，我们掉头不屑、或用一种完全是似是而非的东西来取代它？我们周围的虚无主义、权势崇拜、私人利益的膨胀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力量互相拉扯，同时接受来自五湖四海不同指令，一谈到”接轨”，便”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什么时候我们的头脑脆弱到了如此的地步？我们的视觉变得如此含混和虚弱？我们的人格分裂和允许自身的恶到了今天这样失去控制的程度！还有谁、用怎样的尺度来衡量和评判？长久的环境中的混乱也从内部将我们自身份裂，我们不得不每天忍受着自己身上的种种混乱，我们拿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还有什么力气去关心和关怀他人和周围发生的不幸？我们自身就是一块充满灾难气息的土地。反过来，我们自身的混乱和不幸又加深了环境的不幸和混乱，我们以自身的盲目正在添加着环境中的黑暗和非理性，完全是私人性质的存在使得我们的行为缺少一种公共光线之下的评价，缺少一种起码的客观性和维度，除了文本和制造文本，我们还有什么力量？一想到我们自身的精神和道德生活，该坚持的不能坚持，该反抗的不能反抗，经常使得我感到瘫痪无力，气息微弱如游丝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再来估价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术思想”？我们知道在文学中，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和他属于同一个母语的人们最权威，对于思想的工作及其意义的评价，莫不也如此？
拉丁美洲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过一本有名的书叫做《百年孤独》。什么叫年代这么久远的”孤独”？他在一篇访谈录中谈到：”以他人的图表来表现我们的现实只会使我们越来越不为人所知，越来越不自由，越来越孤独。”很可能我们正处于这种难以描述的深重的孤独之中，而且越来越孤独下去。我们现实中的一些根本的、结构性的东西随着和我们自身的一体化，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难以为我们所认识和为他人所了解。
作为外行–也仅仅是作为外行，哈维尔于是有可能摆脱既往政治经验和政治操作的限制，提出”政治与良心”并列这样的伟大概念。他说在自己众多坏品质中，就是没有对于权力的强烈欲望和野心。
1964年汉娜·阿伦特接受德国记者高斯的采访时，拒绝将自己当作一位职业哲学家：”我想我得先抗议一下，我并不属於哲学家社群的一分子。我的工作是政治理论研究。我绝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也不想当一个哲学家，同时也不认为哲学界能接纳我。”（台湾《当代》第150期2000、2、1，蔡宗珍译。）当然后来的哲学界热烈地接受她，只是她本人的立场值得回味。为什么”抗议”被当做一名哲学家？”政治理论工作”和”政治哲学”区别何在？她进一步解释道：”‘政治哲学’的方式是我所避免的……在哲学和政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就像在一个属於哲学层次的人，与一个行动派性格的人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般。这种意义的紧张关系可说是自然哲学所没有的。哲学是和自然相对的。如果一个人想以全体人类之名而发言，他是无法对政治保持中立的。从柏拉图开始就不可能了。”（同上）这等于她声称自己不可能对政治保持中立，她的政治理论研究是有倾向性的，归入传统的哲学家的行列只能令她感到不快。
她晚年的思想中，明显流露出将政治判断和美学判断放在一道考虑的倾向，她指出，”康得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把判断力当成基本的心灵能力来处理的人”，连接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桥梁便是判断力。在阿伦特所关心的”反省判断”中，是面对具体现象本身抽绎出足以证明自己意义的规则，从特定事物本身掌握普遍性的东西。这里，政治活动和美学活动的一致性在于，即使是政治行动中的是非善恶，也要以这种”由特殊见普遍”的判断建立起评判的标准。这样的活动要求人必须对周围世界张开眼睛和呼吸，能够在没有他人提醒的情况下，发现问题和思考问题，在个别现象中找出其结构性的东西–即不是守住一个既定的模式，也不是停留于表面现象的”粗鄙性”及粗鄙的感慨，对个别事物作出自己恰如其分的判断和得出自己的结论，并从中产生一种整体性的视角和立场。
阿伦特的所称的”判断力”给伯林的”伟大的外行”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伟大的外行们”正是坚持从个别具体的情景中发掘真理的人们。阿伦特，这位政治理论领域中的闯入者，以公共领域中的”积极生活”来代替传统哲学”思”的位置的人，她也可以被称之为一位”伟大的外行”。还有哈维尔、本雅明、伯林本人等。在一个非常狭窄的意义上，我把他们成为”作者”，相对于研究”作者们”的”学者”。
*在一篇访谈录中，伯林谈到：”普通人只要具有好奇心，有理解一般思想问题的能力就可以研究哲学。例如赫尔岑就不是一位专业哲学家。马克思和陀斯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也不是。然而，他们的思想在哲学界都很重要。一切取决于你指什么。鲍汀（Bodin）和培根（Bacon）都是律师，不是教授。莱布尼兹（Leibniz）斯宾诺莎和休姆也不是哲学教授。伯克莱是位主教。”（《万象译事》，杨孝明译。） http://mysixiang.myetang.com/cuiweip/cwp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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