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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2日訊】 我在《王曉明論》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話：“與孔子所設定的理想人格君子相對應，王曉明也有他的人格理想，這就是知識份子。成爲知識份子，不僅是他的自我期待，也是他對文化人群體的普泛要求。”這句話所描述的不僅是王曉明，也不僅僅是筆者我，這裏所說的，實際上是中國幾代文化人的追求與幻想。
早在本世紀初，青年魯迅就在留日學生雜誌上大聲疾呼“精神界戰士”的誕生。到後來，“精神界戰士”在魯迅筆下演變成了“知識份子”。無論是“精神界戰士”還是“知識份子”，其所指者乃是同一的：都是要求文化人既具有內在的信念與操守，又要擔當起相應的社會責任。有人將知識份子的職能概括爲傳承文化、領導輿論、守護精神價值、維持社會良知，可以說是較爲準確的一種表述，它與魯迅、胡適、羅隆基、儲安平、顧准等幾代人的願望和實踐基本吻合。
知識份子當然首先應是具有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的個人。然而，上述“傳承”、“領導”、“守護”、“維持”等諸般職能，僅靠少數個人是決難履行的，而是需要仰仗知識份子群體的共同努力。作爲群體的知識份子，在中國歷史上是否出現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遠的不說，單說在“反胡風”、“反右”、“文革”三場政治運動中，文化人群體的行狀是值得深入反思的。
令人悲哀的是，這種反思還來不及開始，中國文化人又身不由已地隱入了新的歷史困境。進入九十年代，面臨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壓力，文化人一時簡直亂了方寸，出現了較嚴重的不知所措，在知識生産上則出現了較普遍的失語症。他們再一次面臨對於知識份子形象的重新想象、對於知識份子職能的重新理解、對於個人道路的重新選擇。這些新的想象、理解、選擇可以說是五花八門，但其中自然也有比較迂的、比較“原教旨主義”的，也就是比較知識份子化的想象與選擇。我在這裏特抄引兩段話，看這兩位學人是如何爲自己建構知識份子形象的，或者說是如何再一次建構知識份子神話的。
我總以爲，人類社會所以産生知識份子，就因爲它需要有人超越各種狹隘的功利關係，依照整個人類生存的需要來設計社會的藍圖。在這超越和設計的過程中間，知識份子必然會歸納出某種公理，從其中領悟到某種抽象的精神價值。他對這價值看得越清楚，就越會熱烈地崇拜它，把它當作自己的守護神。無論做什麽事情，都想征得它的首肯；無論發什麽主張，總願以它爲出發點；無論流行風氣怎樣與它抵觸，都虔誠地相信它──我們所以把一個人看作知識份子，就因爲他有這一點理智的信仰，靠著頭腦中那尊思維之神的鼓勵，他能夠在世俗潮流的衝擊中站穩雙腳，不爲所動，但在那班識時務的聰明人看來，他正是一個不合時宜的迂夫子。(見王曉明《追問錄》)
知識份子的精神資源，決不僅僅是個人經驗，甚至也不僅僅是當代人的生活經驗，而是整個一部人類的歷史，是曾經或將要在這地球上生存的每個個體的痛苦、絕望與幻想。正像我們的個體發育史演繹了人類發展史一樣，我們在精神上也應該擁有著人類史上所有的歡欣和苦難，所有的光榮和恥辱。開始也許只是不自覺地擁有著它們，而當我們自覺地擁有這一切並擔當起這一切時，我們就成了一位知識份子。就是說，這個時刻，就是我們個性生成的時刻，就是我們作爲知識份子的人格誕生的時刻。從這一刻起，我們不只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在生物意義上成爲人類生命的全息體，而且以自己的精神人格全息著人性的全部意蘊，因而，捍衛我們的個人尊嚴，也就是捍衛人性的尊嚴。從這一刻起，我們的每一次受難都不再僅僅是爲族類所作的犧牲而首先是爲了我們自身的需要，我們的每一次痛苦都不再僅僅是個體的掙扎而是折射出族類對於尊嚴與幸福的渴望。在風寒雨冷的時代，我們會因爲申訴了自己的悲憤與抗議而表達出族類深心的希望與理想，在天崩地裂的時刻，我們會因爲多擔了一份族類的患難而成全了個人的光榮。詩人雪萊曾把自己比作宇宙的豎琴，要爲宇宙奏出痛苦和憂傷。在這個特定的意義上，知識份子不正應該是自己族類的豎琴嗎？(見摩羅《尋找確定性體驗與穩定的性格》)
他們對於知識份子的想象可謂流光溢彩，他們對於知識份子的誕生可謂竭盡期待之誠。這樣的期待也是社會和文化對知識份子的內在需要。可我今天不想討論這種期待與需要。相反我對這種期待越來越持懷疑態度，我越來越覺得應該多多考究知識份子的出現是否可能。歷史的無情就在於，並不是時代需要什麽，社會就能出現什麽。在精神領域，我們所遇到的情況常常相反：時代所最需要的東西，恰是社會最缺乏的東西。半個世紀以來，中國讀書人正是在這需要與缺乏所構成的巨大裂谷中蹦達掙扎、翻騰沈浮。他們有時候氣宇軒昂，好像只需一個蹭跳就可以成爲知識份子，但轉眼之間又神情沮喪，表現出怯弱、狹窄、萎縮的本相和低眉垂眼、忠君侍權的本性──他們畢竟是中國文人的後代，他們怎樣掙扎也掙不脫這種血緣對於他們的制約與拘限。
然而，僅僅歸因於血緣出身的責任，是不是太爲我們自己開脫了？難道不能從我們每一個個人找一找原因嗎？承擔歷史的重負比起承擔個體人格的重負來，總是要輕鬆許多，但我們不能老是選擇輕鬆。在許多緊要關頭，正是因爲我們過於天真地選擇了輕鬆，才導致在墮落的路上走得太遠，從而釀成了最可怕的沈重。對於本文所要談到的三個人物，這句話都是很適用的。
對舒蕪這位老人，歷史已經表現出可貴的寬容。我要舊話重提，決不是要跟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過不去。常常批判阿Q，就因爲我早就認定自己是阿Q的兒子，同樣地，我之所以要批判舒蕪，正因爲我是他的後代。我把他看作我的一部分，所以我常常用“我們”作主語，來講述他、她和所有他們的故事。我在他們的故事中，受盡了淩辱與傷害，也充滿了悲憤與哀傷。四十年前，如果真的有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話，舒蕪大概可說是名列第二的領袖人物了。他如果不“棄暗投明”，結局多半會像胡風一樣悲慘。哪一個學者願意將自己的學術前途葬送在這樣的災難之中？舒蕪要逃避那種迫害，是人之爲人的本能，似乎無可厚非。問題的複雜性在於，你的掙脫，便意味著加重你的同黨的災難，掙脫者往往爲此而永遠不得心安。中國文人在幾千年的迫害中演出了許多賣友自保、賣友求榮的醜劇，可見誰也沒曾找到過既能遠禍避災、榮華富貴，又能保住節氣信義的兩全之策。既然如此，舒蕪只有再向前走一步，才能真正做到于己有利：對同黨反戈一擊。由此可見，將胡風寫給自己的私人信件交給權力部門，並按權力部門的要求對這些信件蓄意歪曲、蓄意構陷，這對當時的舒蕪來說，不只是迫不得已，還含有個人的需要。正是這些信件的價格，標出了舒蕪所能得到的榮華富貴的份量。這場交易雖以強權壓制所促成，但其中自覺的商業成份，怕是也不好完全忽略。否則就是將問題簡單化了。
現在我們知道，舒蕪對於胡風的陷害，只是整個迫害事件的一個環節。我們同時還知道，即使舒蕪以名節自重、拒絕合作，那場迫害也決不會停業，而會有別的環節，將這出醜劇延續下去。也就是說，胡風已經成了勢所必然的受難者，舒蕪的選擇，對這場悲劇構不成實質性的影響。但這不是可以爲舒蕪開脫責任的理由。即使一個人在亂棍之下死局已定甚或已經死去，但在那血肉飛濺之中，決不應有我掄下的一棍。你沒有勇氣和能力救他也許是可以原諒的，但你如果積極參與，就無疑是幫兇，哪怕是爲了掩護自己而虛晃一棍，也是對良知的踐踏與戕害。一個人如果喪失了這麽一點良知，那他的人格在整體上就是可疑的。這樣的人與人們幻想中的知識份子，真是相距遙遙。
做一個知識份子也許確實艱難，但做一個有良知的人我看未必每時每刻都那麽艱難，有時候你只要拒絕一點什麽、只要稍微那麽自律一下少做一點什麽，你的良知就差不多可以保住了。對於舒蕪也許沒這麽簡單( 因爲他不做那個交易的話勢必要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重要分子)，對於蒲熙修來說，事情也許真的就這麽簡單。
在1957年之前，蒲熙修實在太像一個知識份子了。無論是國民黨時代還是共產黨時代，她都是最出風頭的政治記者，她的政治觀察力、政治批判力與她的新聞敏感力一樣傑出。1945年她投身于重慶政治協商會議的採訪和報道，這本身就包含著她對政治民主的向往與鼓吹。五十年代中期她幫助徐鑄成把《文匯報》辦得那麽風風火火，從中不難看出她作爲一個批判知識份子的熱情和良知。她在私生活上也表現出某種膽略和特異。就在採訪重慶政協會議期間，三十六歲的蒲熙修與五十歲的羅隆基一見鍾情，她對這位政治學教授和政治活動家的傾慕可以證明她作爲一個自由知識份子的價值信念與趣味。雖然她一直不敢與這位無論哪家政權都不會信任的民主自由的信徒結婚，這顯出她在政治上的持重和世故，可她敢於蔑視成規，與這位有情人不明不白地同居十年之久，這本身就不乏尊重自我感情和權利的勇氣。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他們堪稱天下有情人的楷模。
可是，在1957年反右的急風暴雨中，幾乎所有風頭正健的知識份子都不得不迅速轉向，在沈重的政治壓力下低頭認罪，然後以打倒別的知識份子的方式圖謀消災減禍。馬敘倫說，章伯鈞、羅隆基兩位副主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不是偶然的。沈鈞儒說，章伯鈞、羅隆基的聯盟事實上成爲了全國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最高司令部。郭沫若說，民盟中央的教育、科學、文化材料實際上是“章羅聯盟”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綱領。吳晗經過一兩個月的觀察與權衡，最後也拍馬上陣，說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是一貫的，有組織、有部署、有計劃、有策略、有最終目的，並且還和各方面的反動分子有配合。在所有這些下流的批判、詛咒、出賣中，蒲熙修不幸成爲了最下流、最無恥的背叛者和出賣者。蒲熙修像無知的女中學生向班主任交出剛剛收到的求愛信一樣，向權力部門交出了十年間羅隆基寫來的記錄了他們最深刻最美好感情的所有信件。她控訴說，羅隆基反黨反人民的本質是一貫的，還說羅隆基是通過她來控制《文匯報》並改變其方向的。爲了將羅隆基打得更垮更爛，這個名叫蒲熙修的女人甚至爲羅隆基捏造了一個地主分子的身分，還暗示說羅隆基是特務，主動要求官方追究羅隆基與周佛海的關係。總之，什麽東西殺傷力強，什麽東西能將羅隆基砸成肉泥，她就搬起什麽東西來向羅隆基砸過去，完全進入了殺敵立功、贖罪消災的魔境。
一個人爲了自保，不得不傷及別人，對這種無奈，似乎不得不給予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原諒，尤其是在中國式的政治運動中，全國上下早就布好了天羅地網，所有的人都處於一刻也不間斷的淒淒惶惶之中。在圍剿別人的起哄中擺脫一點內心恐懼(至少是緩解一刻吧)，這在心理學上也不是完全說不過去。對此，我們一面要作人格的批判，一面也不得不稍斂批判的鋒芒，面對人性的複雜和黑暗發幾聲無奈的甚或悲憫的喟歎。可是，蒲熙修對於羅隆基的背叛，這哪里是對別人的背叛，這完全是對自己的背叛。
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背叛可以徹底到這個程度，一個人對於自己的侮辱可以如此喪盡天良，這真是不可思議。蒲熙修當時所受到的威脅和逼迫到底有多大？也許不再有機會在新聞界和政治界出風頭，也許還有別的風險與難處，但與完全背叛自己、整個喪盡天良相比，究竟哪一頭損失更大？事實上，在她這樣做過之後，她原想保住的那些全部失去了，而且是永遠失去。她與羅隆基一樣戴上了右派帽子，與羅隆基一樣在孤苦無告中絕望地死去。歷史對於他們倆的捉弄同樣嚴酷無情。
說句與歷史同樣嚴酷無情的話，正是歷史的這番捉弄，讓那一代文化人付出了身心俱滅的代價，卻讓我們這一代人收穫了一份清醒。如果沒有這番歷史的捉弄，我們也許早就把蒲熙修看作一個難得的知識份子，可事實上我們知道，她離一個知識份子是多麽遙遠，我們這些中國讀書人離知識份子統統都他媽的多麽遙遠。
第三個人的故事我沒把握講好，既要遮遮掩掩，又要把事情講清楚，我的智慧遠遠不夠。這個人曾十分焦慮地對他的上司說：我還得在這個單位生活下去。也就是說他不願意將他的行爲公開。爲了隱去他的大名，我原想在此稱他爲狗屎，後來又決定將他命名爲Z。將Z拉過來列于舒蕪蒲熙修之後，多少有點擡舉他。但Z經過多年苦心經營，已是一位小有名氣的文學評論家，而且無論是在文章中還是在沙龍演講中都表現出一個批判知識份子的亢奮和激烈，這與舒蕪蒲熙修也很有點相似。爲了盡可能把Z的故事講得好一些，我不得不引進一個被我稱爲B的人。在很長一段時間，B幾乎是Z 唯一可以談論文學的朋友，Z也差不多是B唯一的朋友。在鄱陽湖邊漫長而又濃重的黑夜裏，聽著千年不變的單調浪聲，他們因爲深味到生命的壓抑與苦悶而齊聲嚎叫呼嘯。爲了將自己從這樣的封閉與死寂中拯救出來，他們揮著拳頭發誓：一定要到文化中心去，一定要到北京和上海去。他們共同的志向使得他們在幾乎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他們甚至曾經在那些雖非偷雞摸狗之類卻像偷雞摸狗一樣被旁人所詛咒的事情上聯手合作，這使得他們倆共用著一份獨特的驕傲。後來Z 果然有幸到了上海求學，再後來B竟然也有幸來到了上海。要不是Z一進大上海就被這裏的俗氣所吞沒，要不是Z那麽迅速地表現出一個鄉下人進城後常常會表現出的那種下流樣子，他們幾乎可以重演赫爾岑與奧加略夫終生聯手相助的故事。
然而，我能告訴讀者的只能是一個與聯手相助完全相反的故事。B在畢業分配時，很幸運地受到上海某家單位的接納。十分巧合的是，這家單位正好是Z 所供職的單位。兩位故舊不但都在向往已久的文化中心找到了落腳之地，而且可以棲居在同一棵樹上，命運所加給他們的賞賜可以說是有點豐厚。但是，在事情發展的最關鍵時刻，Z終於以告密者的面目悄悄出場了。他將他與B合作的既非偷雞摸狗之事卻如偷雞摸狗之事一樣被看作壞事的事情(對Z無傷大雅對B的分配卻可構成麻煩)供出來，再加上種種誣陷，證明B是個壞人，讓B無法到那個單位去供職，讓B無法在上海立足。這個與B一起發誓要去上海的人，一定要親自把B趕出上海、重新趕到最閉塞最偏僻的角落裏去。這個曾經那麽亢奮高傲地以批判知識份子自居的人，竟然調動起本應受到他的批判的黑暗力量，幫助自己去實現他的願望。
這個故事的驚人之處，也許不在於Z對B的陷害，而在於Z對自己的背叛竟然如此之深、 如此之乾淨徹底。他簡直是打算從此以後永遠不再面對自己的靈魂了。他比蒲熙修走得更加遙遠，因爲蒲熙修的自我背叛是在政治高壓下的無奈選擇，她對他者的傷害也是公開的，也就是準備了承擔相關的責任的，而Z是在沒有壓力、只有交易的情況下自覺主動地陷害他人、放棄自己，而且一切都在暗中進行，永遠不打算承擔這份責任，即使敗露也死不認帳。所以，在所有做惡者中，Z這種做惡者是最下流的一種。我們也許有一百種理由喟歎我們的歷史境遇過於嚴酷，可是，我們不是更有一千種理由反思我們自身的軟弱、自私和卑污嗎？時代所加給我們的擠壓，我一刻也沒忘過，可我同時也相信，時代並沒有逼迫每一個人都像舒蕪、蒲熙修、Z那樣在自棄自辱的路上走得這麽
遙遠。我們太需要跳到時代之外，追問一下每個個體人格所應擔當的那份責任。我們對前人的責任若沒有一點追問之勇，究竟是表明了我們的理性和寬容，還是意味著我們在下意識中爲我們本人和我們這一代人留下的退路太寬太遠？如果要責問舒蕪爲什麽不像魯迅那樣、蒲熙修爲什麽不像顧准那樣，這也許有點荒唐，因爲我們既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成爲魯迅和顧准，更沒權利責成自我之外的別人去擔當魯迅顧准式的深重磨難，可是，如果我們真的是一個充滿了知識份子向往、以知識份子自居的讀書人，那麽，我們以魯迅顧准式的要求來要求自己、也要求所有與自己類同的人，這難道不是自自然然、天經地義的要求嗎？
可是，至今爲止，我們這一代人根本不對自己提出這樣的要求。更可悲的是，我們這一代人在不經意間，竟出現了Z這樣的下流人。尤其可悲的是，一位年長的學者面對Z的故事竟然說，現在的年輕人都這樣，什麽都能做得出來──我們這一代人原來已經墮落得如此之深，這太叫人瞠目結舌了。如果沒有深遠的歷史背景作映襯，我也決不願認同這位學者的感歎。可是，歷史如此，現實如此，我還有什麽好說的。儘管在若干場合，我曾抱有過天真的幻想，以爲我們這一代人正在向知識份子神話趨近，可是這個神話已經飄得無限遙遠。同時我也明白：不是這個神話背叛了我們，而是我們一次次背叛了這個神話。我們如此不堪造就，永遠也不會得到歷史的同情與原諒。
——作者摩羅，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咀嚼恥辱》、《描述恥辱》等。
資料來源：如故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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