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7月24日訊】 大陸左派對“三個代表”進行激烈批判的理論依據是原教旨馬列主義，即中共乃無産階級的先鋒隊，更是馬列主義中國版的原教旨毛澤東思想，即中共所代表的無產階級不僅是工人，更是最廣大的農民（貧下中農），在産生於農業大國的毛澤東思想中，農民才是中共的階級基礎，農民戰爭才是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根本動力。
但是，這套說教只是表面上的動聽辭藻而已，熟悉中國王朝更叠史的毛澤東很清楚，農民的起義和戰爭不過是改朝換代的工具而已，所謂的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實際上是造反的士大夫加上農民戰士，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不過是實現黨及其領袖個人的權力欲的鎮壓工具而已。這個工具可不管你出身於什麽階級，只要有違于毛本人的意志，統統被驅趕進專政之列，決不會因爲你是工人或農民而倖免，就是與他一起出生入死、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照專政不赦。毛執政時期對農民最爲冷酷，對土地的剝奪，對農民的歧視，製造人爲災難餓死的農民，比歷史上的任何一個皇帝都殘忍。
實際上，毛澤東喜歡的農民決不是廣大的樸實民衆，而是那些極具“痞子精神”的農村二流子或造反派，即魯迅筆下的阿Q和周立波筆下的“趙光腚”。在中國的農村，幾乎每個村子都有這樣好吃懶做之徒，只不過魯迅憎恨阿Q式的國民劣根性，而毛澤東卻在這種劣根性中發現了爭奪政權的基礎，大聲讚美“痞子運動”好得很，給這類二流子一杆槍和殺人的特權，他們就是打砸搶殺的急先鋒。周立波是毛時代的得寵文人，來自痞子運動蓬勃開展的陝北根據地，遵照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寫作，出版過紅極一時的土改小說《暴風驟雨》。他筆下的趙光腚們的造反運動全不同於魯迅筆下的阿Q革命。書中的主人公叫趙玉林，正值中壯年，村裏人送他的綽號卻是“趙光腚”，窮的連條褲子都穿不上，可見其墮落的程度，但他卻是打土豪分田地的骨幹。正如窮得無家可歸的阿Q，成了辛亥革命在“末莊”的代表人物。兩個農村二流子同樣在窮人造反的革命中大出風頭，同樣在兩部作品的結尾時死了。由於兩位作家處於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價值觀，二者之死也就被賦予了完全不同的意義：阿Q被復辟的農村舊勢力處以極刑，成了換湯不換藥的革命的替罪羊；趙光腚在與頑固的地主階級的鬥爭中英勇犧牲，成了改天換地的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烈士。但是，二人的“痞子精神”則是同種同根的，沒有對這種“痞子精神”的廣泛發動和巧妙利用，就不會有中共的執政，更不會有執政後的罕見暴虐和瘋狂而粗俗的反智主義。正因爲如此，魯迅的阿Q成了不朽的藝術經典，而周立波的趙光腚卻只是革命的禦用工具，隨著中共意識形態的衰落而銷聲匿迹。
我當知青插隊時，村子裏也有一個叫張萬有的“老跑腿子”（老光棍），每天遊手好閒，乘飯吃、偷東西、調戲女人、幫人打架，他的最大本領是與別人用歇後語對罵，可以一罵兩個小時而不重復。他最盼望村子裏有紅白喜事，可以趁機大吃一頓。據說文革剛開始時，他也象阿Q那樣風光過一陣，只不過我是1974年才下鄉的，沒有趕上張萬有出人頭地的造反盛況。他後來的一蹶不振是因爲：他自己無房，和飼養員一起住在生産隊的牲口棚裏，因爲半夜強姦母驢被當場抓住，被定爲混進革命群衆中的壞分子，受到一連串的批鬥。
八十年代，我在大學中文系當老師，在講文學史時就對比過阿Q與趙光腚，當時的學生對此還不太能夠接受。如果是現在，趕上了小康生活且熱衷於富貴攀比的大學生，大概會同意我的觀點。而且越是學生黨員就越應該同意，因爲中共政權已經公開抛棄原教旨毛澤東思想，進入了“三個代表”的新時代。而“三個代表”的核心是第一個代表，即“代表先進的生産力”。在當今時代，先進生産力落實到具體的社會分層中，肯定不是農民，也不是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産業中的城鎮職工，而是高科技行業中的企業家、新經濟浪潮中的寵兒、資本化的金融家以及各大公司中的白領，一句話，就是能在經濟的高科技化、金融化、資本化之中一展身手的富人，他們在原教旨毛澤東思想中，一律是剝削者，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敵人，屬於處在社會最底層的政治賤民。
江澤民在中共建黨八十周年慶典上的講話，只有兩個核心，一是決不放棄一黨獨裁，二是爲了保住中共的獨裁地位，就要在意識形態合法性上改變中共政權的階級基礎，抛棄代表落後生産力的農民階級和城市職工，而把代表先進生産力的各類富人作爲政權的主要基礎，也就是要代表富人而抛棄窮人。
事實上，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中共政權早就開始了與大資本家結盟的過程，對港臺富商及國際大資本的禮遇和優惠，是中共堅定不移的國策；中共每年“五一”、“七一”、“十一”時所表彰的勞模，窮光蛋逐年遞減，大款們日益增加；大陸的私營業主中有6000多人當上了各級人大代表，9000多人成爲各級政協委員，還有一些在政治上深得執政黨信任的私營老闆進入了各級工商聯領導班子。去年進入《福布斯》大陸富翁排名前50名的私營業主中，就有12人是全國人大代表。更重要的是，中共維持政權穩定的合法性基礎，早已不是道義上的凝聚力 ，而主要靠發展經濟的政績來說服民衆，而在對這一政績的貢獻上，非國有經濟已經遠遠超過國有經濟，是62％與38％之比；中共保持經濟高增長的主要資金來源是稅收和高額儲蓄，而非國有經濟已經占總稅收的70％以上，銀行的鉅額存款的80％爲占總人口的20％的富人所有。在這樣的經濟格局和利益格局之下，如果還死守住原教旨毛澤東思想對中共性質的定位不放，把富人們排斥在執政黨的大門之外，必然使中共政權所剩無幾的合法性日益流失。何況，在此經濟的利益的格局下，中共的各級大小權貴集團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們在其中佔有著絕大部分份額。江澤民“三個代表”不過是把中共政權的實際作爲公開化而已。
所以，無論從開拓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的角度，還是從中共特權集團的個人利益的角度，中共政權總是要尋找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說辭，爲自己的權貴私有化的暴富身份進行辯護，並以此重塑其合法性的社會基礎，沒有“三個代表”，也要有其他的XX個代表。然而，只要中共不放棄一黨獨裁這一底線，再弄出多少個“XX代表”的意識形態說辭，也不能爲強盜式權貴私有化提供最起碼的道義辯護，更無助於政權合法性的重塑。
2001年7月8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信報》 (http://www.dajiyuan.com)
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