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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30日訊】 從李少民被捕到他被驅逐出境，除了關注新聞媒體對他的案件的報道，我還在翻檢過去書報的時候，對与他相關的信息多加了一層留意。
在我參加1993年10月于普林斯頓舉行的”香港問題研討會”的資料中，查閱到《香港聯合報》當時的一則報道：”李少民批評港人民族歧視”，他在這個會上發言說，在香港工作期間，感到港人十分歧視大陸人，尤其歧視說國語的外省人。有朋友因此好意的向他提議，在香港宁可選擇說英語，也不要說國語。他認為，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人不滿美國有种族歧視，為什么在香港—中國人的土地上卻要歧視自己的同胞，港人應該反思。李少民提出的問題，在當時的研討會上引起了熱烈反響，但他的發自肺腑的民族自尊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1997年出版的由楊建利博士主編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叢書4”《大陸學者眼中的台灣經驗》中，第一篇文章就是李少民寫的《台灣經驗与大陸的變革》。李少民指出，1949年台灣海峽把中國分割成兩個社會，并開始了社會制度的試驗与競賽，結果十分明了：台灣的經濟發展，舉世矚目，民主政治發展十分迅速并且充滿希望；反觀大陸，政治運動頻繁，經濟發展飽受其害，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進退兩難，對于經濟放松、政治高壓能否使中國較快的、和平轉型到民主社會，他表示并不樂觀。在文章中，李少民從政治理念、言論自由、地方選舉的作用、政府減少對經濟的干預等方面，分析了台灣經驗對大陸轉型的示范意義，并強調”私有制的自由經濟”是”兩岸的根本區別”，建立由法律保障的私產制度，鼓勵民營、最終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是台灣經驗的精髓，”大陸學台灣，要學此根本，僅學皮毛，則治標不治本”。
他還具體的提出”大陸公有經濟私有化之設計，可以台灣土改為借鑒，”如在向公眾發行股票的同時，用國有企業的股票作為退休金，使各級共產党干部退休，成為股東。這一轉變，使得企業私有化，干部利益未受損—原來的特權轉化成股份收入，造就了工商階級，當原來的干部成為工商階級時有可能成為改革的動力—作為股東，他們會推動立法保護私產和投資，減少政府干預，而大陸私有化的市場經濟則有可能建立。
在李少民看來，當今大陸，人心思變，但中共囿于其意識形態，加之干部迷戀既得利益，使改革陷入困境。而六四的死結不解，政治上的實質改變近期亦不太可能。不過大陸經濟上向個體（私有）、市場的發展，似已走上了不歸之路，隨著兩岸互動之增加，台灣經驗日益為大陸人們所接收，和平演變乃具頗大希望，而且亦是最少動蕩的選擇。中共應認清大局，以人民利益為重，學習台灣經驗，逐步淡化意識形態，從實行有限的言論自由，容許反對派存在，尊重憲法開始，在大陸建立以私產為基礎的自由、民主、均富的社會。
李少民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者，他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富有理性，他在中國大陸与外部世界關系的互動中有堅持、有自身的人格尊嚴和操守，他的以實證比較的學術研究成果，也表明了他在兩岸關系上所持的立場態度，展示了他促進中國大陸社會轉型的理想和抱負，對照這些文字，有助于了解李少民的思想脈絡和報效中華民族的情怀，北京當局扣在他身上”莫須有”的”台灣間諜”罪名，也就不攻自破了。
轉自 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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