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西瓜”是如何長大的？

王地

更新 2001-07-06 2:11 PM 人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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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7月6日訊】最近一則消息稱：退休醫生高耀洁，以個人力量幫助河南艾滋病患者，獲得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２００１年度“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Ｍａｎｎ人道獎”，中共政府卻不准其前往領獎，安南不得不表示遺憾。共產党政府按照所謂“三個代表”“標准”，不准領獎，封殺報道，甚至不准外國駐大陸記者采訪報道。如今“艾滋西瓜”來了，中共可以封殺想封殺的一切，卻禁不住口口相傳。所以不得不“辟謠”，“謠”從何來？從“一個村一千多人賣血”為生，到辛苦种出的西瓜賣不出去，難道說真是因了“艾滋病”三個字嗎？請看楚天都市報５日的“辟謠”報道：

“最近，十堰市城區出現一大怪現象：市民在炎熱的夏天卻不敢買西瓜降溫。原來是謠言惹禍，謠言稱：“河南某村部分在十几年前賣血不幸染上艾滋病，他們那里的西瓜有艾滋病毒。”

謠言主要是針對“河南西瓜”，自從謠言傳入十堰，使全市西瓜立刻大批量滯銷。一位瓜販從河南花5000元販了一車西瓜，不料運到十堰正赶上這個傳言，眼睜睜地望著將要爛掉的西瓜叫苦不迭。就是本地瓜也無人敢買。

為此，筆者采訪了十堰市生防疫站、市人民醫院、太和醫院等有關方面的專家。專家指出，艾滋病病毒只能在人體內依靠血液提供營養才能生存，一旦离開人體，最多一個小時就會死亡，且傳播途徑也十分有限，只有性接触、血液、母嬰3种傳染渠道，它在其它動物，如豬、羊體內難以生存，更不要說植物體內。因此，吃西瓜會染上艾滋病的說法毫無科學依据。（黃忠）”

附未曾來得及封殺的相關報道（３）

?《走訪河南“艾滋病村”—千余人賣血賣出禍患》
１９９９年夏，河南上蔡縣的一位醫生在當地發現了一個令他坐臥不安的大問題：他的病人患有艾滋病！他立即把情況通報了他的老師—湖北某大學桂教授。桂教授在該縣文樓村第一次提取了１１個人的血樣，有１０例檢疫呈陽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樣，有８０多例呈陽性—這樣多的人染上艾滋病，桂教授感到非常震惊記者知道這一消息后，于去年１２月１２日赶到當地去采訪

?村里十多個青年相繼死去

河南上蔡縣共有１３０多万農業人口，雖然土地不算貧瘠，但卻戴著一頂“國家級貧困縣”的沉重帽子。記者到該縣文樓村采訪，這個行政村里生活著三千多口人正被一种恐懼籠罩著，因為，繼該村的一個中年婦女何玲因艾滋病于１９９９年６月死去后，村里又陸續有十多個青年人相繼死去

何玲丈夫對記者說：“何玲于１９９７年就開始犯病，當時，我不在家，她打電話對我說，已收了花生，自己煮了一鍋在家吃，剛吃完就覺得胸口疼得厲害，于是就到對門的診所打了一次點滴，這樣陸陸續續地維持了几個月。”

１９９８年，劉新帶著何玲看遍了縣里大大小小的醫院，但不管是當成啥病治，都好不過三天。隨后，他們又跑到了鄭州、駐馬店、漯河等城市里的大醫院求診，但沒有人搞得清何玲到底患的什么病。

１９９９年收罷麥子，何玲的病情再一次加重了，而且開始咳嗽，再到醫院檢查，又被診斷為冠心病，但吃藥打針照樣只能好三天。捱到最后，何玲又開始拉肚子、發喘并伴有持續不退的低燒。縣醫院的大夫這一次給她做了血樣化驗，結果出來了，大夫對劉新說：“吃過藥，如果能熬到第四天，就不是艾滋病；如果不能熬過四天則肯定是艾滋病，這是最后的結論了！”

１９９９年６月的一天，也就是醫院的大夫做出最后診斷的第四天，何玲在自家的院子里死去，丈夫劉新相信了最后一個結論—何玲患的是艾滋病。

?一千多人在外地賣血留下禍根

何玲死后，文樓村又有十多個青壯年人像何玲那樣死去了。村支書說：“他們得的病基本上差不多，都是先拉肚子后發燒。”短短几個月的時間里，一個人口不到８００人的文樓自然村就死去十多個人。到底是什么原因使這些死者染上“怪病”？“那些人都是前些年外出賣血留下來的禍根！”村支書向記者揭秘說，文樓村是遠近聞名的“賣血村”。

村里的賣血風气在９０年代初形成了一個狂潮，文樓行政村三千來人口，就有一千多人在外地賣血，這些人年齡大的六十來歲，年齡小的則只有十几歲。為了能把血賣出去，他們不惜給人送禮，甚至一天要重复賣好几次。有一次，村里七個人到駐馬店賣血，一連抽了七天，七個人把錢湊到一塊儿合伙買了一輛７０００多元的農用四輪拖拉机。拖拉机買了后，但七個人把拖拉机擺弄了一個多小時，誰也沒有力气開動拖拉机，因為他們都腳軟手軟。

當時，何玲和死去的另外一些人就是這時候出去賣血的，他們的本意是換錢維持生活，他們沒有想到依靠賣血貧窮揮之不去，瘟疫卻跟腳而來！

?村支書說：咱們村男的娶不回老婆，女的嫁不出去

記者的手上有這樣几份從報紙上得來的資料：

１９９６年，河南省新野縣一個六歲儿童在玩耍中從五樓落下，摔成重傷，經過輸血搶救撿回一條生命。然而，時間過去一年，這個孩子在一次體檢中卻被發現已患艾滋病！追根溯源，其罪魁禍首就是輸進了帶有艾滋病患者病毒的血！儿童的父母一怒之下，將提供血漿的新野縣血站及新野縣衛生局推上了被告席。

１９９７年，山西省一名一名剛考上北京某大學的學生，在新生報到體檢時被發現體內攜帶有艾滋病病毒！經查證，該學生的病源也是因為輸血！

文樓村支書懮慮地說：“現在沒有外村大人來我們村提親了，男的娶不回老婆，女的又嫁不出去！這不是把我們村給封閉了嗎？”現在外村人都猜測文樓村個個都有病，但村里究竟哪些人得了艾滋病或者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卻沒有人能夠給他們一個准确的答案。在記者來之前十多天，河南省衛生廳來了三個人，抽取了１６０個人的血樣，拿去鄭州化驗，村里人還不知道化驗結果，但村民們對化驗的態度卻普遍很消極。

“我不想化驗，有那病也沒法治，自己知道了反而不舒坦。”何玲的丈夫劉新就代表著這种消極的心態。何玲死后，他要帶著三個孩子在自己家的青磚瓦房里過下去—這是何玲賣血蓋起來的。劉新說：“我做夢經常夢到一片片血！”他說到這里已經淚流滿面了，“我不想思過去，也不敢想今后，反正活著就得挺下去。”

壓抑的文樓村人不愿提起“艾滋病”三個字，都用“那病”代替了。他們原本以為那是有錢人得的病，怎么就和他們這些老實巴交的庄稼人聯系上了呢？和劉新一樣，文樓村許多人拒絕面對這個殘酷無情的現實。在他們看來，他們宁愿坐等死亡的到來，也不愿知道自己已經染上了艾滋病。他們雖然拒絕了過去，卻不敢面對將來。

?有關部門拒不承認

采訪文樓村，記者的心里始終是沉甸甸的。記者在回鄭州的路上，文樓村村支書的話一直在耳邊響個不停：“外邊的人只知道了文樓村，其實，周圍的几個村庄賣血比我們這里更厲害！”為了證實他的說法，記者又來到了縣衛生防疫站和縣衛生局，但兩位負責人卻否定地對記者說：“誰說我們這儿有艾滋病？”“其他村，沒調查，不清楚。”衛生局一局長還以“無法解釋”的回答，拒絕了記者的提問。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３日，記者電話采訪了剛從北京回到武漢的桂教授。他在電話中說：“上蔡縣就我去過的地方來講，患這种病的人很多總有一天大家都會知道。”“我相信我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但是艾滋病診斷有特殊的要求，每人要花５００元錢才能做确診試驗。很遺憾，我沒有這個經濟能力，這需要政府和社會能提供一些幫助。”

“現在無法估計出上蔡縣有多少人患了艾滋病或攜帶有艾滋病毒，但我相信數量肯定是惊人的！”桂教授還說，艾滋病毒絕非一個縣的力量所能解決了的，需要外界從技術、經濟上給予支持。如果需要，他表示愿意為當地老百姓出力。

?《感染率竟高達61.9%——記者探訪河南“艾滋病村”》

2001年03月02日07:14 人民网

本報西安3月1日電十年前，在河南駐馬店地區，許多農民以賣血為業，血頭們為了牟取暴利，采血不擇手段，草菅人命，導致今天艾滋病在這一地區大規模爆發。上蔡縣某村艾滋病感染率竟高達61.9%，該村被當地人稱為“艾滋病村”。

悲慘家庭

記者在豫南平原的一個村庄里艱難地跋涉，終于來到李家門前，門上紫紙白字的春聯，上聯是“水流東海永不歸”，下聯是“日落西山還相見”，橫批是“思念雙親”。院門虛掩，院子里靜悄悄的。

記者敲了敲門，得不到應答。恰是中午放學時分，有几個小孩背著書包走過，好奇地望著記者，記者問：“這家的人哪儿去了？”一個小孩轉身朝后邊指了指說：“那不就是。”記者向他指的方向望去，南邊二三十米處一個小女娃形只影單朝這邊走來。小女孩看上去只有七八歲，身子單薄，眼神怯怯的。記者問她家里的大人在不在，她推開院門朝里看看，一轉身跑到鄰居家，拉出一位老太太，這是她奶奶。

李家的房子外觀上不算寒磣，但房內空空蕩蕩。兩年里，李老太太經歷了兩次白發人送黑發人的巨大悲痛，如今，這位73歲的老人守著12歲的孫子和10歲的孫女，以后的路怎么走？

前年，老人的儿子李某得了“感冒”，低燒不退，一直拉肚子，頭發脫落，一天天消瘦，原來70多公斤的漢子，終于瞪著不甘心的雙眼拋下老母和妻儿离開人世，死時體重不足40公斤。去年，同樣的厄運又降臨到他妻子周某身上，与丈夫的症狀一樣，比丈夫更不幸的是，周某去世前一個月已經不認識自己的親人，完全喪失了記憶，任憑儿女在身邊聲聲喚“娘”，她充耳不聞。

說起這些事，李老太太十分悲痛，但沒有流淚，她的眼淚已經在兩年前流干了。她告訴記者，雖然知道儿子、儿媳的病并沒有治好的希望，但還是盡全力去延長病人的生命。結果，病人的命沒延長几天，生者卻因此陷入了極度的貧困中，連生計也成了問題。

李某夫婦得的是艾滋病！從來沒讀過書，李老太太說：“都是前些年賣血賣出來的禍。”

惊人數据

河南省上蔡縣的這個小村庄得艾滋病的人“很多”，以至于這個村子成了遠近聞名的“艾滋病村”。

据該村計生專干駱某介紹，1999年他們村有42人去世，2000年是44人，其中青壯年占到30%，几乎都是死于艾滋病。“有個研究艾滋病的專家來俺村調查，說有艾滋病的占百分之六七十。現在，計划生育在俺村不用費勁了，讓他生他也不敢生。”

駱專干的說法有些籠統，准确地說，是這樣的：1999年，湖北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的桂希恩教授接到當地醫療工作者的求援，來到該村考察，第一次在村里有選擇地抽取了11份血樣，化驗結果為10份呈HIV陽性；第二次在自愿化驗的村民中抽取了155份血樣，竟有96份HIV呈陽性，艾滋病感染率高達61.9%。

賣血种禍根

這些老實本分的農民怎么會得上這种世紀絕症？

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由于主管部門疏于管理，血站這一以救死扶傷、為民服務為宗旨的社會公益事業被一些利欲熏心、牟取暴力的人看中。血站如雨后春筍般破土而出，在河南省某地區一度曾有33個血站成立，僅上蔡縣城就辦了4個。其中有公辦的、私營的、衛生醫療部門辦的，也有行政、企事業單位辦的；有技術、有條件的辦，無技術、無條件的也辦。

越來越多的農民為了擺脫貧困，紛紛加入了賣血者的行列。賣血被當成了一种有效的致富門路。當時，上蔡縣城一個小型血站登記挂號的賣血者竟達5500多人，血站每天接待賣血者達444人至500人。另外，還有一批數目可觀的外出賣血者，他們成群結隊地北上鄭州、開封，西進平頂山、焦作，南下武漢等地，有的還成立了組織，選出頭目，讓他專門出面聯系賣血業務。

當時，一些上蔡縣的有識之士就對此現象懮心忡忡。賣血的确為一些急等錢用的人解決了燃眉之急，但由此發生的悲劇也不少。例如，頻繁賣血使賣血者的生理机能遭到破坏，體弱、貧血、甚至染上乙肝。但他們怎么也不會想到，一場無法挽回的災難———艾滋病已悄悄走進上蔡縣，賣血者已被成批成批地感染。

80年代末期，賣血隊伍出現了所謂的“血頭”，血頭一般由三种人擔任：衛生防疫部門的工作人員；衛生防疫部門工作人員的親友；有頭腦、有關系的賣血者。他們實際上都是采血后再高价轉賣，以賺取利潤的生意人。

為了賺錢，他們草菅人命，采血時不體檢、不化驗，有血就抽，來者不拒，抽血器具消毒不利，很多人在抽血時共用一個針頭，如此交叉感染，一病百病，在大張旗鼓的賣血中釀成了這場大禍。

大禍終于在90年代末爆發。

“艾滋病村”的現狀

2月10日，記者艱難跋涉在泥泞的村路上，一位婦女的話語不經意地飄過來：“昨晚我做了個夢，夢見我得了艾滋病！”記者震惊：艾滋病的陰影，死亡的陰影就這樣時時刻刻籠罩著村里人的心頭。

當你環顧四周，總可以看見几個艾滋病患者的時候，這种陰影又怎么可能消除！所有當年賣過血的人都懮心忡忡。這里的人們在飽嘗了貧困之后，還得去品嘗比貧困和艾滋病本身更大的痛苦，他們在無助、迷茫和痛悔中生活著特約記者華商
《江南時報》(2001年03月02日第四版)

?《商洛地區艾滋病調查報告》
南方周末(3.15)
瞿詩權一家五口中，已經有兩個被檢出“怪病”

從２０００年年初開始，來自陝西省商洛地區商洛山的多名農民患上一种“怪病”，地方醫院無法确診。其中４名患者被第四軍醫大學确診為艾滋病。當年６月，患者之一趙日愛（女，２５歲。商南縣湘河鄉紅魚口村人）在醫院中死亡。

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据專家對艾滋病的研究表明，當一個地區出現艾滋病人死亡時，艾滋病在該地區的流行率已經非常高了。此事已經引起了陝西省衛生、防疫部門的高度重視与警覺。

記者近日前往該地區，對商洛山的艾滋病現象進行調查。

“我當然沒病！”

３月１日，商洛地區山陽縣高壩店鎮黃土凸村，村民張新來在家門口有气沒力地劈柴。在他體內ＨＩＶ病毒正在肆虐著。

張是去年６月份后出現的病症：四肢無力、感冒、咳嗽、頭疼，老治不好，要反复打針吃藥才行。他自得上這病后體重已減少了１５斤。

５年前的那次賣血害了他。１９９５年，山陽縣血頭姜華朝、趙鵬學以“招工”的名義把村民騙到山西省稷山縣。張也興沖沖地去了。

在那里村民５天要抽３次血，每次抽８００ｃｃ的量，只給６０元錢。張新來先后賣了２０多次，除去吃喝費用，只剩余了８００元賣血錢。

張回憶說，當時抽出來的血液被送入一個离心机里，血頭把分离出來的血清吸出來，把血漿加上５０％的鹽水調和后，重新注回村民的身體，整個過程約需半個小時。可怕的是那個吸血清的管子是重复使用的。

他從山西回來后，和妻子過著毫無安全措施的性生活。結果是妻子也染上了“怪病”。

張新來到現在還不知道他的病有多嚴重。在采訪中這夫妻倆一臉麻木，不大相信地看著記者，反問：“我的病有那么嚴重嗎？”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艾滋病，也不知道這病是要死人的。

他老婆余桂榮也不知道丈夫得的是啥病，更不相信自己被檢驗出“勞什子病毒”，她加重語气說：“我當然是‘沒病！’”

在當地，不少村民被檢驗出艾滋病毒后仍然心存僥幸，認為這病“會好的” 。

“我的日子不多了”

据張新來說，在小峪溝村還有多人賣血，其中就有他的姑父劉新民。他愿意帶記者去找。

半路上張新來突然停下，指著一個男子說：“瞿詩權也是個賣血漢哩。”

順他所指，記者看到一個身高１８０米的漢子，瘦得不成人形，面色蜡黃，破爛的褲子拖到了地上。
瞿是１９９５年的１０月份被熟人騙去山西稷山賣血的。他夫妻是村里第二批去的，共有３０多人。他們在那里兩天被采一次血，以４００ｃｃ為一單位，檢驗合格的血給１００元，不合格的也要，給６０元。他在那里呆了兩個月，連賣了２５次。

１９９６年４月的一天，他在种包谷時突然昏倒，被鄉親送到鎮醫院。經過檢驗后，他現在已經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越來越嚴重的症狀已經由不得他不信了。

他說自己每天都在做惡夢，走路都打晃。而村里人說，在沒賣血以前，瞿詩權是一個很健壯的小伙，能挑几百斤糧食哩。

記者見到張新來的姑夫劉新民時，他正靠在牆邊晒太陽，臉色鐵青，不停流著鼻涕，咳嗽。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他被侄儿勸到山西賣血，在那呆了４０多天，總共賺得１０００元錢。

回來他就為這１０００元錢付出代价了：１９９７年４月胃病；１９９８年７月左肋奇痛；１９９９年開始肚子劇痛，每天發作；２０００年６月，眼睛火燒火燎地痛，視力急劇下降，現在几十米外就視物不清。

他指著家對面一所小學的旗杆，對記者說：“以前那旗杆我一口气就能爬上去，賣血回來后我再也沒力气爬了。”

他的手腳指甲都出現了病變，指甲表面變厚，像鼓起的包，一摳指甲就像粉一樣往下掉，指甲縫里還長起了水泡，手背上長起了癬一樣的東西，特別痒。現在后半夜咳出來的痰中帶血，足有一大碗。

“我的日子不多了。”他搖搖頭嘆气。

趙志軍一家三口

３月２日，記者前往山陽縣銀花鄉梅子溝村，３２歲的村民趙志軍已于２０多天前因艾滋病死亡。

“他死的時候毛發基本脫落光了，人瘦得只有這么一小把了”，村支書用手作了個比划。

趙的喪事沒几個人參加。由于不了解艾滋病，村里人不敢在趙家坐。走到他家門口都要繞個彎。

和趙志軍一起去賣血的村民殷狗娃身高回憶說，當年他們被血頭騙去后就沒了自由，好多人被關在一個大院子里，有黑道上的打手把守，五天中要抽血三次，一次抽兩袋（最少４００ＣＣ），只給６０元錢。幸虧因為血頭嫌他的血質不好，放松了控制，他才得以翻牆逃回了村。

趙志軍不得不去山西賣血，因為當時趙的妻子石春芳正怀著孕，他想賣血賺點錢養孩子。

失去丈夫的石春芳單身去了西安打工，鄉親們誰也說不清她在西安哪里。一個ＨＩＶ攜帶者就這樣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誰也不知道她會不會瞞著自己的病況和別人結婚。

他們的孩子今年３歲多了，誰也不打算收養他。甚至連外婆家也不想收留他，“艾滋病”在這個村子里是一個嚇死人的字眼。

趙志軍的族人一直說要去山西砍死那些“狗日”的血頭。

“重型丙肝”大普查

從２０００年１０月開始，有關部門在商洛地區所轄７縣（市）進行了摸底調查，各地報上來的數字相加后是個惊人的：約有１２７００多人有過賣血史。

２００１年新年，趁外出打工者返家過年、人口相對集中之際，有關部門在這７個縣（市）秘密、全面進行了一場名為“重型丙肝”的大普查。實際上要查的是ＨＩＶ病毒（艾滋病毒）。

普查的目標是：凡有過賣血史、全年注射過１２次以上的人以及他們的家屬。其中包括１２歲以下的賣血者子女。

２００１年元月，商洛地區得到陝西省衛生廳撥的專款，購買了用于艾滋病防治檢測的脢標儀等專用儀器。据商洛地區衛生防疫部門人士證實，此次發現的感染者（ＨＩＶ呈陽性者）居多，艾滋病發病者相對要少一些。

記者獲悉，已經有７０００余人被緊急抽檢。僅第一天發現的ＨＩＶ檢測呈陽性者就達２６人，目前總共發現有３００余人ＨＩＶ檢測呈陽性

ＨＩＶ攜帶者比例之高（２３比１）已經遠遠超乎了有關部門的的想象。

當地衛生防疫部門隨后接到上級通知，“調整了調查檢測方案”，立即停止了對余下的５０００多人的血檢工作。

此后，政府部門也沒有對這一數量龐大的高危人群進行監控，也沒有對已查明是ＨＩＶ感染者人群進行嚴密監控。

對于這一切，來自衛生部門的一位知情人說，“１２７００人”這個數字被層層“縮水”過，實際賣過血的人肯定不止這個數，保守估計也在２００００人以上，實際上的感染者還會更多。

艾滋病爆發的前兆

其實早在１９９７年，商洛地區就出現過艾滋病流行的征兆，但似乎并沒有引起當地有關部門的足夠重視。

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８日，商南縣城關工商局接報，說在縣中心市場邊有一民房內正在生產假葡萄糖。工商執法人員前往查封，卻發現現場全是劣質血漿。

現場令人不寒而栗：臟亂不堪的房間里，大量人血就盛在敞開的大塑料盆里，腥气逼人，几個工人正拿缸子往里兌葡萄糖，攪拌，然后往袋子里裝，裝好的封口准備運走。

工商人員在現場查封了血液成品１９６袋，和兩大桶已經分离出來的血漿。當地有名的大血頭陳邦福的老婆說查扣的不是血，而是油，是她老公搞的。

帶隊的工商執法人員牛鳳雅在檢察院工作過，馬上意識到這是個大案，決定將在場所有人暫時扣留，并當即要求縣公安局協助調查此案。

可惜當時主管刑偵的縣公安局副局長方某（后因貪污受賄被判刑除名）一直不予協助。工商部門只有扣物權，沒有抓人權。牛鳳雅只能把陳邦福帶到工商局詢問。

原來陳在當地租了十几間房子大干非法抽血販血的勾當。工商部門從中查出了七八個大蛇皮袋子，共有５０００多個帶殘血的小血袋。

几天以后，地區行署組成工作組進駐商南。陳邦福一直不肯承認那加工的東西是人血，說那是“油”。

此案工作組從查扣的那堆血袋中隨意抽取了５袋，送到上面去檢測，竟然在那５袋血里都檢出了艾滋病毒！血里還混有丙肝、梅毒病毒。此事在當地引起了極大震動。

但對此事的處理卻出乎人們意料。直到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６日，商南縣領導直接建議把陳邦福抓捕歸案時，縣公安局才想起去抓人，當晚陳卻跑了。

后來總算在山西省洪洞縣抓到了陳邦福，他也才被判了兩年徒刑，目前已經出獄。

最后縣上有關部門為了應付上面對艾滋毒血一事的查問，推諉說“那事發生在河南，不在本縣。”（商南縣毗鄰河南）一次應該引起足夠重視的艾滋病爆發征兆就這樣被忽視掉了。

血站管理的背后

商洛地區血站管理的弊端在事發后才浮出水面。

据當地衛生防疫部門兩位領導透露：每當他們對商州血站、商南血站所采血樣進行監測時，就會有各級領導打招呼，叫他們以后別再去查了。

而商洛地區艾滋病監測中心一直處于“無米下鍋”的尷尬處境。鑒于１９９７年商南出現艾滋毒血事件，他們多次要求上級撥給經費購買檢測設備与測試試劑，以加強監控，但直到２０００年底出現多例艾滋病患者死亡事件前，此事遲遲得不到解決。

商南縣衛生系統一個領導透露，該縣西關血站是被某軍醫大除名的几個人打著西安某公司名義搞起來的。他們神通廣大，每當防疫部門對其血樣進行監測時，總能搬來上級領導出面說情，查不下去。

血站成了凌駕于本地衛生行政管理部門的“太上皇”，地方部門對之無能為力。直到去年山陽縣出現艾滋病患者后，該血站才被暫時關閉。

記者找到了該血站管理者雷付全，假稱是從廣東來的大買家，兩名當地記者充當中介。

雷說自己是在此行搞了１４年的的老血頭，認識很多本地、山西和河南的血頭，因為手頭有穩定的供血者，而被西安來的王恩德、胡濤等人請來當管理。

他拍胸脯保證說他手里有一兩千供血者，“跟縣上、鎮里的醫院也熟得很”

，過檢測關沒問題；河南那邊還有几千名供血者，那邊隨時有人會組織送人過來采血，只是价錢方面要高一些，采４００ｃｃ要１５０元。

据雷說，商南血站過不几天就又要開業了，据說是神通廣大的那几個人活動的結果。

而据商洛地區衛生防疫部門的人證實：因為血站管理混亂，現在一些受血者（使用的是血站提供的血液）也出現了問題。在商州大荊鎮，查了９０多例受血者，竟查出３０多個所謂“重型丙肝”患者。
令人不安的是，這些含有病毒的血液在防疫部門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流向哪里？還會有多少人因輸血、用藥而感染ＨＩＶ病毒？這都是一個待解之謎。

（河南：愛滋病大規模爆發目前河南全省每個地市都已經發現了艾滋病人！

河南東南的開封等四市，已沒有艾滋感染空白縣！

單單駐馬店一個上蔡縣，艾滋病感染者就近一万人！
賣過血的農民說，上蔡的血流向全國各地……

感染率竟高達61.9% 記者探訪河南“艾滋病村”

十年前，在河南駐馬店地區，許多農民以賣血為業，血頭們為了牟取暴利，采血不擇手段，草菅人命，導致今天艾滋病在這一地區大規模爆發。上蔡縣某村艾滋病感染率竟高達61.9%，該村被當地人稱為“艾滋病村”。

原載《博訊》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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