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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6日訊】 同一張試卷，同一次高考，不同省市的錄取線動輒相差100余分
在同一所高校，各地同學的高考分數差可超過200分
在北京能上清華的分數，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點大學；在北京能上重點的，在一些省則無學可上
兩會代表質詢高考錄取不平等
2000年1月19日，首次進行的春季高考試點在北京、安徽同時展開。但讓人尷尬的是，北京計划錄取1755人，報名者僅1100人。与此相對照的是，安徽僅招收6300名考生，報考者高達3．5万余人，報考与錄取比例不足20％。也就是說，10個人里只能取不到兩個。
消息一公布，各地高考錄取分數差距懸殊的問題再次引起人們的注意。其實，對此問題社會各界已關注了很久。
去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一份提案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這份提案名為《我國高等教育面臨的問題与改革建議》，提案起草者是民盟中央常委、武漢大學博士生導師万鄂湘教授。据說，湖北省省長蔣祝平听說万教授准備起草這份提案，立馬表態：我第一個簽字加盟。這份提案將全國高考錄取分數線的不平等問題專門提了出來：“除個別實驗省市以外，全國的高考考生考的是同一套題，可是中部省份，如湖南、湖北、江蘇等省的分數線要高出經濟發達省市（包括北京）近180分！中部高等院校同一個班的學生，高考分數之差有的竟達200分以上。”
同一考卷 懸殊的分數線
在湖北，近年來屢屢發生這樣的事情：花大气力引進和留住的一批留學回國的中青年骨干，紛紛要求調往北京和沿海發達省份。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人們很難想到：擔心子女將來在湖北無法考上大學。
他們的擔心不無道理。以1998年為例，湖北省高考理科超過600分的考生達8412名，文科570分以上的398人，外語類510分以上的有1254人。清華大學1998年在湖北計划招生88人，而第一志愿填報該校的就有288人，其中650分以上的多達147人。如此好的生源，卻因分數線和招生名額的限制，很大一部分不能到大學深造。与此相反，1999年北京參加高考的總人數為49205人，招生計划總數為35728人。雖然北京擴招比例為11．43％，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報考与錄取比仍達到了72．6％，在全國位居第一，比較接近的僅有上海（66％）。北京的理科考生更為幸運，其報考与錄取比約為78．9％。北京1999年理科最低錄取分數線（專科二批）也降到了最低，僅為327分。也就是說，每門平均相當于百分制的43．6分就可以上大學，各門功課平均不及格也可上本科。
以1999年各地普通高校招生錄取控制分數線為例。北京重點線文科為466分，而湖南則是556分，湖北為544分，最高相差90分。北京第一批理科最低控制分數線為460分，而湖南為537分，湖北為566分，最高相差106分；北京市第二批理科最低控制線為421分，湖南為495分，湖北為535分，最高相差114分。
這种狀況由來已久。1998年，北京重點文科分數線為456分，理科為483分。貴州重點文科為465分，理科為490分。云南重點為485分，理科為465分。青海文科重點為484分，理科為440分。湖北重點文科為532分，理科為585分。湖南重點文科線為544分，理科為560分。湖北与北京的重點文科線相差了76分，理科相差了102分。
具體到某一所高校，其分數錄取線相差得更大。1998年，北京市的文科考生530多分即可進北大，而同樣的分數，湖北的考生則進一般重點高校的可能性都沒有。在湖北一些大學，同一寢室的同學高考分數最多的相差200分。
分數差的本質是不公平
統一命題、統一閱卷、統一評分標准，卻為什么沒有統一的錄取分數線？1982年，全國首屆高考科研討論會就曾專門把它作為一個重要的考試學研究課題，專家們提了不少意見，但是沒有結果。
華中師范大學考試科學研究開發中心主任廖平胜教授認為：這是一個十分复雜的問題，涉及到國家的人才需求与人才布局，有招生計划體制的問題，有照顧民族關系的問題，有高等教育布局的問題等等。比如對老少邊窮地區考生的錄取照顧，就是由于地區經濟、教育落后的原因。另外，由于各省高等教育布局的不均衡，高等教育發達的地方，往往也是經濟發達的城市和地區。高校建得多，須照顧本地生源，招生的指標也就分得多。比如上海就要求，在上海的部委院校在本地的招生要達到學校招生總額的60％。高校越多的地方，招生指標越多，分數線也就會相應地降低。
但是，盡管有歷史的、地理的、經濟的各种原因和理由，這种錄取分數的不平等，仍然造成了不良影響—
首先，學生享受高等教育的机會不平等，与高等教育优中選优的初衷相背离。同樣是中國的學生，北京、上海和經濟發達省份的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會就多得多。同樣的分數，北京、上海的學生可以進重點大學，而湖北、湖南的學生卻連上中專的資格也沒有。
同時，由于各地教育投資的效益回報不平等，嚴重挫傷了某些地區教育投資的積極性。湖北來鳳縣有關領導就明确表示，考取一個大學生就增加一万元教育投資；沒有考取，就沒有這份投入。家庭教育投資回報同樣也不平等，由此導致輟學者越來越多，湖北一些地方已經出現了一种新的“讀書無用論”。
更嚴重的是，它導致基礎教育發展動力不平等。一所學校如果從來沒有人或只有極少人考上大學，其辦學的動力机制就會受到挑戰，導向標准也會發生偏差。
懸殊的錄取分數線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高分錄取區的高錄取線，激發了片面追求高分的傾向，刺激了應試教育的蔓延，而應試教育追求高分的結果，又抬高了錄取分數線。以致導致了這些地方的教育惡性循環，并從根本上扭曲了這些地區的人才培養模式。在湖北某些地方，高分成為考生的惟一追求目標，成為努力學習的內驅力，成為指導學校工作的根本動力。
來自湖北黃石市的武漢大學學生汪余禮，稱自己“就是一架考試机器”。從高一就開始研究高考試題，揣摩考試方法，一切圍著高考轉。因為他十分清楚，作為湖北的學生，要考上大學，沒有高分是絕對不可能的。
湖北某重點中學，從高一開始就只學習高考要考的5門功課，會考由老師幫助通過。來自該校的學生許波對此有切身的感受。他以高分考取了武漢大學，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眼睛高度近視，體育也不能達標，同學討論地理，他一竅不通。他說，我整整12年全部扑在高考上面去了，業余愛好被全部扼殺。
對此，湖北籍的武漢大學學生劉莉說：“北京人、上海人是大娘生的，我們湖北、湖南、山東人是二娘生的。人家可以彈琴畫畫，搞素質教育，然后輕輕松松上大學。我們卻只能每天拼命讀書，考那么高的分，最后發現還是上不了大學。”即使有少數的人上了大學之后，卻發現自己除了考高分，什么都不懂。
武漢工業大學招生分配工作處副處長信思金認為，錄取線划分的不平等，是計划經濟的產物。市場經濟要求我們建立一個有序、開放、統一的全國大市場，在高考錄取問題上，我們國家長期以來還是實行省內競爭、省內划線、條塊分割、各自為政，高等人才還是省內繁衍、省內消化、省內封閉。這導致了市場經濟中最活躍的資源—人才，不能獲得最优配置。
优胜劣汰是人才培養和選拔的基本原則。很難想象，一旦教育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高校自主招生成為事實，這种保護政策還有沒有市場。与其被動适應，不如主動改革，從而逼出落后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
轉自<<天府評論>>(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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