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9日訊】編者按：美國兩大富豪比爾蓋茨和股神巴菲特進行令人矚目的中國慈善行，然而獲邀參加「巴比」慈善晚宴的中國富豪卻紛紛走避。中國古人講財不如義高，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何以今日中國慈善捐款文化被扼殺？
9月底，美國兩大富豪比爾蓋茨（Bill Gates）和有「股神」之稱的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因致力於慈善事業，完成了一次中國的慈善行，其中最受矚目的「巴比」慈善晚宴也成為中國今年最熱門的社交名流話題。
9月29日，在北京昌平區，仿希臘式古堡的豪華拉斐特城堡（Chateau Lafite）酒店裡，世界兩大富豪別開生面的邀請了中國五十名億萬富豪出席。人人爭相會晤的世界排名第一、二的富豪，股神巴菲特與微軟創辦人蓋茲風光地抵達中國，平時想與巴菲特共餐，甚至還須參加競標才能一償夙願，但這次獲兩人邀請參加晚宴的中國富豪，卻紛紛走避。
英國《衛報》（Guardian）的駐北京記者，觀察中國富人此一與他國截然不同的舉措後認為，顯然這些不願出席的巨富們，擔心這是一場會讓他們荷包大失血的「強迫募款」鴻門宴，而退避三舍的拒絕出席。不過此舉也引發輿論的撻伐，認為這些吝嗇的富豪們為富不仁。
蓋茲和巴菲特在去年為美國富豪，舉行了一系列晚宴，呼籲大家生前或死後至少捐出一半財產。目前響應的有紐約市長彭博、甲骨文創辦人艾利森、好萊塢導演喬治．盧卡斯等四十位億萬富豪。這四十位腰纏萬貫的富翁，在巴菲特的遊說下，願意捐出所有的資產總額，2,490億美元的一半財富，也就是捐出1,245億美元的善款。這樣的募款成果讓巴菲特喜出望外，於是決定今年將目標轉向號稱擁有全球第二多億萬富翁的中國，但是這場過半缺席的中國富豪宴，恐怕讓他始料未及的大失所望。
宴會還未揭開序幕前，就有許多獲邀者放話拒絕。因此，蓋茲和巴菲特還特別要求，在美國晚宴慷慨解囊的巨富們寫下保證書，向中國富豪們擔保「巴比」宴絕不是募款宴，而僅是一場推廣慈善理念的交流會。
中國大陸的兩類富豪
據今年4月發佈的《2010胡潤財富報告》，目前中國大陸已有87.5萬個千萬富豪，其中包括5.5萬個億萬富豪。但據專家估計，目前還沒有機構和個人能提供真正準確的數據，因為收入的水分很大，更有灰色的、黑色的見不得光的財富。
獨立時政評論員橫河對新唐人電視台表示，中國富豪大致有兩種，一類就是太子黨，有家庭背景，與權勢緊密結合。他們的財富來歷就是侵吞國家或老百姓財產，他們往往是沒有名的富豪，很害怕上富豪榜。他們當然不可能把錢捐出去。
另一類富豪民營企業家，他們有不安全感。橫河說，因為只要你一富，財產就很容易被沒收掉，倒不一定真的這個人犯了多少罪，而是民企在中國現在的經濟結構下，它一定是通過灰色地帶才能夠賺錢的，如果完完守法的話，賺不了錢，這種規定太多了。
北京外語大學的客座教授Shawn Shieh則認為，在共產黨箝制的體系下，基本上中國只容許國營慈善機構的存在。Shieh說：「阻礙中國近年來致富的暴發戶樂捐的原因是，他們擔憂錢最終是否會真的落實於社會救援。因為他們過去的所謂捐獻，就是捐錢給政府機構，藉此來彰顯他們和公家及政府部門的關係匪淺，捐款只是他們用來疏通與政府間的公關費。」
捐款使用不公開
Shieh表示，另一個阻礙善行的因素是不健全的體制，沒有完善的捐贈法規監督，一切的捐款使用流向不公開，也沒有透明化。甚至連捐贈者也無法查明善款的使用流向，如此難保不會流入貪官污吏的口袋中。
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曾公開表示過，不願捐款給國家批准的慈善機構，因為他不信任財務和捐贈操作程序不公開的機構。他說：「這個錢發不到貧困戶手上去，中途流失對我來說不是錢的問題，而是我被人家耍了。」
福布斯的調查曾列出了兩個例子：中國關心下一代健康體育基金會2005年度工作報告顯示，當年全年現金流入為62萬餘元，但其列示的接受捐贈款僅為 8,208元；而中國牙病防治基金會2005年度向民政部提交的年度工作報告顯示，該基金會「工作人員工資福利和行政辦公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達到 73.42％，嚴重違反《基金會管理條例》第29條之規定。
百姓和民間慈善機構大量向地震災區捐款，但捐款並沒有真正到達災民手中。中國國家審計署2010年1月發佈了〈汶川地震社會捐贈款物審計結果〉，被外界批評是一批流水帳，根本不能澄清手續費的問題。報告說明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及紅十字基金會、中華慈善總會和其他經批准可以開展抗震救災捐贈活動的16家全國性基金會共接收捐贈款物84.28億元。
然而，清華大學NGO研究中心鄧國勝副教授領銜所做的一項調研顯示，震後收到的捐贈實際有760億元，其中58.1％流向了可接受社會捐贈的政府部門，36％流向政府指定的紅十字會和慈善會系統，只有5.9％流向公募基金會。36％的概念是多少？273.6億！這與審計署報告的84.28億差距也太大了吧？我們應該相信誰呢？調查研究後得出的結論：「震後760億元捐贈80％（608億元）流入政府帳戶」。
慈善業與社會結構
美國華府中國問題專家章天亮博士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在美國慈善事業高度發達，可謂「全民慈善」，做慈善有很多渠道，有各種各樣的慈善機構和很多非營利組織，不光是富翁了，普通老百姓就有向慈善機構捐款習慣。每年大約有2％以上的GDP進入慈善捐款，很多是個人捐贈的，各個民營的基金會有很好的監督，帳目和資金流向等都是可以去查的。
他說，美國在建國的時候就是基本社區制度。在中國這個社區早期也有，如農村的祠堂、鄉鎮裡的行會，有一定自治和自助的功能，但現在這種主要的基本社會功能已經被政府官方控制，導致民間捐款萎縮。比如，按照2004年中國國務院頒布的《基金會管理條例》的要求，假如要成立一家全國性的公募基金會，起碼要準備 800萬元的現金，「800萬元註冊資金不是問題，可是還有其他許多障礙不能通過。」
被邀請「巴比宴」的國內富豪之一的李連傑說，依照目前大陸的管理框架，所有的基金會要想成立，都需要找到一個有官方背景的業務主管單位。多方尋找之後，李連傑選擇了「中國紅十字會」掛靠，「壹基金」成為了紅十字會的一個項目，而無法作為獨立的公募基金會進行運作，結果只能承受帳目不能自主、項目開展受限，無法獨立招募人員等困難。
橫河談到，玉樹地震當時有很多基金會，公募基金捐了很多錢，包括中華慈善總會在內的各省的慈善會都掛靠在民政部，實際上是官辦的。但儘管如此，仍然不讓他們自己去支配他們的錢。玉樹地震以後國務院和幾個部聯合出文件，規定所有這些基金會，已經是半官方的或者官方的基金會，要把所有他們捐來的錢全部交給青海省政府，由中央授權的某個機構把它全部匯攏起來統一使用，所以這個統一使用對於中國的慈善事業的發展是一個極大的障礙。
文化影響慈善
中國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慈善捐款的文化非常發達。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早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國古代有關財富與德之間的這些至理名言對後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章天亮說，像過去農村有很多的富商都是以修橋、補路、興學、賑災等等各種捐款方式，甚至像武訓就是一個乞丐乞討來的錢，他也要辦學校。但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慈善捐款文化被扼殺。
章天亮解釋，中國在共產黨最初奪取政權的時候，私有財產都充公，老百姓不可能成為非常有錢的人，能拿出大量的錢做慈善。後來雖然有一些民營企業家、私營企業，他們有錢之後，在捐款的時候就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你好像在跟政府爭奪群眾，這個事情政府沒辦，你給辦了，你在老百姓心目中可能威望很高，這對政府來講可能就是一種威脅。」
此外，當代中西方富豪對於財富的理解存在著不小的差異。中國的富豪視財富為家業，要蔭及子孫，富一代能拿出一部分資金用於慈善，既彰顯了自身回報社會的姿態，也成為進一步贏得聲望和社會地位的必然之舉，這是中國式富豪和中國式慈善的普遍心理。
章天亮分析說：當前中國的慈善事業跟共產黨唯物主義宣傳有關係。「就是說我有這個錢為什麼要給別人享受，為什麼不留給我自己或留給我自己的子孫呢？因為是唯物主義，所以它就把這個物質享受看得非常非常重。但如果一個社會有宗教精神的話，就必然帶來各種人文的關懷。」
佛教慈善思想的核心是行善的功德論，有極其濃厚的「福報」、「修福」的觀念。談到中國古人對慈善業的態度。章天亮表示：「過去中國古代有一種說法：你給後代留財產，不如你給後代積陰德。給後代留財產，他不見得能守得住，他可能會揮霍掉或怎麼樣，但是如果是做了大善事、積了陰德的話，會因此得福報。」
而在西方富豪看來，財富並不是自己的私產，而是社會的一部分，為了實現自身的精神富足，捐獻財富是理所應當的舉動。
巴菲特和蓋茨就希望能夠用自己的經歷，影響新興國家的富豪群體。巴菲特說：「如果我和蓋茨的努力能夠推動中國最富有的人們根據自己意願去從事更多的慈善事業，那麼此次中國之行便是圓滿成功。」他也承認，之所以把中國選為「慈善晚宴」的第二站而並沒有考慮歐洲，是因為「歐洲已經有了幾代人的積累，慈善形式和機制都建立起來了，都有他們做事的準則。」他們還將於明年去印度舉行慈善晚宴。◇
本文轉自第194期【新紀元週刊】
http://mag.epochtimes.com/b5/196/860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