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水利設施的目的是為了取得良好的效益，這裡的效益不僅僅應該包括經濟效益，更應該包括生態效益、民生效益等等。而貪大求闊，經濟利益壓倒一切，恰恰是水利建設的大忌。在建水壩的時候，我不知道我們是否經過真正意義上的生態評估，但我們能夠知道的是，一些河上的水壩已經顯得無序。《南方人物周刊》二零一零年四月九日一篇報導的開頭就是：「西南大旱不能簡單諉過於氣候……一條大渡河，可以建三百五十六座大壩，這會對生態、對沿江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什麼影響？」
大型水利工程在汶川地震、氣候異常等方面，到底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相關爭議一直不斷，近來越發密集。認真反思是一件好事，展開爭論也是好事，因為，它至少使人們看到了糾錯的希望，看到了避免更大問題出現的可能性！很多時候，寬容就是在給自己機會啊！
大壩甫成 湖泊水位屢創新低
我們已經知道的是，三峽大壩建成後，洞庭湖、鄱陽湖水面一直在下降——而今天這種情景，早在十年前就有人斷言過！二零零八年一月，鄱陽湖都昌水文站創下八點一五米的歷史最低水位紀錄，鄱陽湖湖面僅相當於一九九八年時的七十三分之一，蓄水量只相當於一九九八年的二百一十五分之一；二零零九年一月七日，洞庭湖城陵磯水位跌至二十一點七二米，漁民歇業、航運受阻。二零零六年，旱情肆虐重慶四十個區縣……
我突然想起我國著名水利工程專家、黃炎培之子、享譽海內外的知名學者黃萬里老先生去世前的驚世大預言：「三峽高壩若修建，終將被迫炸掉。」（《經濟導報》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除此，還有多家媒體多次類似報導）
為安全起見，下面的話大都摘引自媒體的公開報導。
已故耆老預言成真
這篇報導指出，早在一九五六年五月，黃萬里就向黃河流域規劃委員會提出了《對於黃河三門峽水庫現行規劃方法的意見》，全面否定蘇聯專家關於三門峽水庫的規劃，但有關部門聽不進他的建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門峽工程開始黃河截流。一九六零年六月高壩築至三百四十米，開始攔洪，同年九月關閘蓄水攔沙，是年潼關以上渭河大淤，淹毀良田八十萬畝，一個小城被迫撤離。庫內的水位在漲，庫區的農民一批批揮淚踏上離鄉背井之路。這一切不幾乎都在黃萬里的預見中嗎？其實，黃萬里只是本著科學家的良知，說出了關於黃河及泥沙與三門峽大壩問題的科學的真話，可是他被非民主決策擊敗了，他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文革」中更貶他到三門峽挖廁所以示懲罰。
黃萬里有關三峽大壩的預言全部被事實驗證。
我在北京工作的時候，通讀了黃萬里老先生有關三峽問題的全部論述性文章，不僅震撼而且感動，為一個老者對良知的堅守！
興建三峽大壩百害無利
黃萬里老先生撰文指出：「（長江三峽）造壩截斷沙流，使上游洪水抬高，氾濫頻繁；下游停止造地，灘塗侵蝕。所以世界上有些國家已停止修建攔河大壩。例如巴西把原計劃在亞馬遜河上修建而未動工的二十五座水壩全部擱置起來。在馬來西亞，全國人民反對修建四十億美元的沙澇越巴昆大壩。在印度，停建了已動工八年的賽倫特大壩。在澳大利亞，取消了富蘭克林河上修建塔曼斯尼大壩的計劃。為了發電，攔河築壩雖能利用水力，但會影響地貌，危害民生。所以人們一般在源頭利用水力發電，不致產生顯著的害處，或者改用火力或原子能發電。第二，從經濟觀點來看，三峽大壩每千瓦的成本既高，工期長達十七年；不如考慮改修許多個大中型五十至一百萬千瓦站，陸續修建，五年建成一個，年有所成而回收資金，經濟效益更為合算。第三，從國防觀點說，大壩之成無異製造一弱點資敵。若使電廠被毀，則華中工業癱瘓；若使大壩被毀，則兩湖三江人民淪為魚鱉。」
在三峽大壩決定修建後，黃萬里老先生寫下了《哭長江三峽大壩開工》的七言絕句，他預言：「……更多的水中漂游著的懸沙也部份沉積下來，堵塞住重慶港，斷絕航道。洪水時抬高水位，壅及上游合川江津一帶，淹沒較兩縣更低窪之地，那裡人口數十萬，可能發生十倍於一九八三年七月底安康漢水之災，慘絕人倫。這就是長江幹流永不可修高壩的理由。若重來一個一九八一年七月當地的洪水，則只要一次大峰便可成災。」
《經濟導報》寫道：「黃萬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對三門峽的意見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覆叨念：『他們沒有聽我一句話！』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峽！三峽，三峽千萬不能上！』帶著無盡的遺憾離開了人世。如今三峽工程竣工，庫區清污成本和長江航運成本遽增，已是不爭之事實。據三峽工程防汛辦提供的氣象資料顯示，『今年（編者按：指二零零五年，下同）四月份三峽壩區天氣複雜和劇烈變化程度為近五十年同期所少見。』請看《中國三峽工程報》的報導：『今年四月三峽壩區氣候反常。氣溫並沒隨夏季的到來逐漸上升，反而呈下降趨勢。四月末平均氣溫不足十二攝氏度，四月中旬周邊山區還出了較大範圍的降雪，月內有三次降溫過程，溫差升降劇烈、顛倒錯位的現象嚴重。另外，四月份全月降水量為二百三十六點五毫米，破壩區近十年降水量最高紀錄，破宜昌地區近一百一十八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紀錄。』」
三峽大壩建成後，氣候異常現象接二連三，作為一個外行，我無法弄清楚這中間是否有某種聯繫，但當我重讀黃萬里老先生的著作，和當時許多研究者的論述時，突然感覺到不寒而慄，因為，那些預言中的相當一部份已經作為事實清晰展現在眼前。同樣感覺的還有很多研究者、博友及其他人……
一九八五年三月他（黃萬里）致書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提出：「建議勿修三峽壩，代之以雲貴川湘鄂贛豫省大中型電站。」一九八五年三十五周年國慶剛過，他（黃萬里）上書鄧小平再次談及三峽一事。「黃先生臨終前，沈英、賴敏兒夫婦前去探望。他自知沉痾不起，與他們再次談起治江之事，說著說著，竟流出眼淚，哭了出來。即使在逆境中，學生們也沒見老師這樣傷心地哭過。」（詳見《中國青年報》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巍巍黃萬里（下篇）〉）
伴隨著氣候的異常，伴隨著乾旱的肆虐，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念黃萬里，這位可敬的老人。
改造自然生態的未知路
我贊同黃萬里老先生的觀點，在綜合評估後，尤其對生態細緻評估後，更應多建中小型水利工程，慎建大工程！
當黃萬里老先生生前的觀點及其他相關學者的研究被現實一點點驗證，是到了重新反思超大型水利工程的時候了。除了三峽大壩，被稱為世界最大工程之一的南水北調工程，在耗資無數後，發現能夠調的水已經極其有限。就連《人民日報》也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做了〈南水北調後漢江「喊渴」
「調水後遺症」引關注〉的報導。當我們在通過超大型水利設施對自然生態進行改造的同時，我們也在被引向未知之路……
多些反省吧！
願上天垂憐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
（小標為編者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