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依指示來到車庫外，空盪盪的街道上沒有人車，巴士沿著人行道排列。這些巴士並不特殊，和女孩隨母親帶弟弟進城時搭乘的車沒什麼兩樣，平凡的車身漆了白綠兩色，車身後方的平台可供乘客上下。
一群人聽從命令上車，後方的人被往前推，非常地擁擠。她再次張望，沒看到那些身穿灰綠色制服、言語簡短而令人害怕的德國人。眼前這些都是警察，而且還是法國警察。
女孩靠向巴士佈滿灰塵的車窗往外張望，看到一名年輕的紅髮警察。他曾經在她上學途中協助她穿越馬路。她輕敲玻璃，引來他的眼光。兩人的眼神相遇後，他立刻轉開視線。年輕的警察似乎有些困窘，甚至是氣惱。她不懂這是什麼道理。人群被塞入巴士裡，一個男人出聲抗議，警察馬上粗暴地推了他一把。有個警察吼道，若有任何人企圖逃亡，他會馬上開槍射殺。
女孩無精打采地看著房子和樹木逐漸往後退，心裡只想著壁櫃裡的弟弟，他孤孤單單地關在房裡等她回家。巴士穿越橋面，下方的塞納河水波光粼粼。到底要去哪裡？爸爸不知道，沒有人知道，所有人都很害怕。
突然一聲雷鳴，大家全嚇了一跳。滂沱大雨落下，巴士只好暫時停駛。她聆聽雨珠敲擊車頂的滴答聲響。這場雨沒有持續太久，陽光再次出現，巴士很快就重新上路，車輪嘶嘶壓過閃閃發光的碎石子地。
巴士停妥後，所有的人都下了車，手上不是提著行李，就是懷抱哭泣的孩童。她從沒來過這個地方，也不認識這條路，只看到街道的另一端豎立著地鐵標誌。
一群人被帶入淺色的大型建築物裡，她看不懂牆上的巨大黑色字體是什麼意思。街上還有幾輛巴士，警察吆喝車上的乘客下車，整條街道上滿是和他們一樣的家庭，在場指揮的仍然是法國警察。
她握著父親的手，一起被推入大型室內體育館，場內和觀眾席上早已擠滿人群。她數不清體育館裡究竟擠了多少人，也許有好幾百人吧，但是警察依然不斷送人進來。她抬頭望，熾熱的陽光穿過圓形的巨大天窗往下照。
父親找到一處空位，讓一家人坐下。她看著不停湧入的人們，館內的群眾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吵鬧，人聲低鳴共振，夾雜著孩童的哭泣和女性的嗚咽。烈日高升，熱氣難當，體育館內的空間越來越擠，人們只能互相推擠。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焦急的臉上無不寫滿恐懼。
「爸爸，」她問，「我們得在這裡待多久？」
「甜心，我也不知道。」
「我們來這裡做什麼？」
她用手按著縫在襯衫前胸的黃色星星。
「是因為這個星星，是嗎？」她說，「每個人的胸前都縫著星星。」
父親的苦笑中帶著哀戚。
「是，」他說，「就是這樣。」
她皺起眉頭。
「不公平，爸爸，」她十分不滿，「一點都不公平。」
她依偎在父親身邊，臉頰緊貼著他前胸上的黃色星星。
大約在一個月之前，母親在她所有的衣服上都縫上星星。除了弟弟之外，全家人的衣服上都有這個記號。在這之前，他們的身分證件上則加註了「猶太人」，突然間也喪失了許多權利。他們不能進公園玩，不能騎腳踏車，不能進電影院、劇院，餐廳和游泳池都成了禁地，更別說到圖書館去借書。
她看到四處張貼著「猶太人不准進入」的告示。爸爸工作的工廠門口掛上一面大大的牌子，上面寫的是「猶太人經營」。媽媽必須在下午四點之後才能上街採買，但是在配給政策下，商店在那個時間早已空無一物。如果他們想搭地鐵，一定得搭乘最後一節車廂，並且必須在宵禁前回到家中，一直到天亮才能出門。她心想，有什麼是他們可以做的呢？什麼也不行！
不公平，真是太不公平。為什麼？為什麼是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她突然發現沒有人能給她答案。
喬許早已端坐在會議室裡喝他心愛的淡咖啡。我急忙走進去，在攝影主任班勃和專欄編輯雅麗姍卓兩人中間找個位置坐下來。
從會議室向外望，可以看到忙碌的馬勃弗街，這裡離香榭大道只有一箭之遙。我並不特別喜愛這一帶，巴黎的這個區一年四季、不分時段總是擠滿人潮，並且流於俗麗。然而夾雜在觀光客當中，踩著寬闊卻滿是灰塵的人行道來這裡上班，卻已經是我每日的例行作息。
我為美國週報《塞納河景》撰稿已經有六年的時間了，專門為旅居巴黎的美國人蒐集所有能夠吸引他們興趣的主題，除了「當地花絮」，諸如社交生活和文化活動——也就是各類演出、電影、餐飲和書籍——以外，還包括即將舉行的法國總統大選。除了週報，我們也提供網路報。
這份工作並不輕鬆，截稿壓力緊迫，喬許的管理方式又相當獨裁。我很喜歡他，但他卻是個不折不扣的暴君，對員工的私生活、婚姻、兒女都不甚尊重。員工懷孕會被打入冷宮，家中若有孩童生病，也會遭到冷眼怒視。然而喬許判斷精準，編輯技巧過人，掌握時事的能力更是超乎常人，員工各個對他服服貼貼；雖然我們難免在他背後抱怨，但對他卻是心服口服。他是個土生土長的紐約客，在巴黎度過十年歲月，一張馬臉加上下垂的眼角，冷靜的外表欺瞞不少人，但是一旦他雙眼圓睜，便能完全掌控大局。大家只能聽從指令，無從反駁。
班勃來自倫敦，年近三十，身高足足超過六呎，戴著紫色眼鏡，頭髮染成橘色，在身上打孔穿環是他的興趣。他典型的英式幽默讓我難以抗拒，但是喬許對此難以領略。班勃這個人讓我無從苛求，他不探人隱私，效率奇高。當喬許在不順心的日子裡拿我們出氣時，班勃是最珍貴的盟友，總是在大夥兒身邊給予支持。
至於雅麗姍卓，她有義大利血統，皮膚光滑，雄心萬丈。她外貌動人，黑色鬈髮亮麗如緞，豐滿水潤的雙唇足以讓男人痴迷。儘管我在刊頭的排名在她之上，但是到現在仍然無法決定自己是否喜歡這個年紀只有我一半，薪水卻已經與我等高的年輕女孩。
喬許依序檢視下一期週報的大綱，上面有一篇重量級的文章，內容與即將來臨的總統大選有關。自從極右派候選人勒朋在第一輪投票獲得高度支持之後（註5：法國總統選舉制度採兩輪制，第一輪若有候選人得票率高於百分之五十，即以絕對多數當選；若無人得票過半，則由第一輪中得票最高的兩人進入第二輪投票。），這項爭議性十足的結果便成為頭條話題。我對此並不特別熱中，因此看到雅麗姍卓分派到這項重責大任，還兀自竊喜。
「茱莉亞，」喬許透過眼鏡看向我，「接下來是妳的拿手主題：『冬賽館事件』六十週年紀念。」
我清了清喉嚨。他究竟在說什麼？聽起來像是什麼展覽會。
我的腦筋一片空白。
雅麗姍卓對我投以悲憫的目光。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的事件，妳聽說過吧？」她開口對我說話，這種無所不知的語氣有時還真令人厭惡，今天更是如此。
喬許繼續發言。
「『冬賽館事件』指的是『冬季自行車競賽館拘捕事件』，上千個猶太家庭在生活條件極差的體育館內被拘禁數天之後，送往奧許維茲集中營的毒氣室（註6：Auschwitz，位於德國納粹佔領下的波蘭，為規模最大、處決人數最多的集中營。）。」
我對這個事件的確有印象，但是很模糊。
「沒錯。」我語氣確定，正視喬許。「所以呢？」
他聳聳肩。
「比方說，妳可以尋訪『冬賽館事件』的存活人士或事件目擊者，然後查清楚紀念會由誰主辦、確切的時間和地點，還有最重要的是去挖掘事實。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會是相當棘手的工作，妳也知道法國人根本不願意提起任何有關貝當和維琪政府的話題（註7：Régime de Vichy，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貝當Pétain為首的法國政府向德國輸誠，遷都維琪，成立傀儡政權。），這些事不足引以為傲。」
「有個人可能幫得上忙，」雅麗姍卓的態度稍微友善了些，「法蘭克‧李維，納粹大屠殺之後最重要的猶太家庭協尋社團就是由他發起。」
「我聽說過這個人。」說話的同時，我匆匆記下這個名字。我的確知道李維，這個知名的公眾人物，他舉辦過許多場研討會，也曾經就猶太人被侵佔的財產和遭到驅逐的恐怖歷程發表過許多文章。
喬許大口吞下咖啡。
「我不要溫吞空泛的文章，」他表示，「也不要感情用事。我要陳述事實，找出證據。還有，」這回，他盯著班勃，「生動又有說服力的照片。去查詢舊檔案，你們會發現資料不多，但是這個李維應該可以協助。」
「我先去冬季競賽館，」班勃說，「實地勘查。」
喬許冷笑。
「展館早就不在了，一九五九年就拆掉了。」
「原址在哪裡？」我心中暗喜，原來我不是唯一摸不清狀況的人。
答話的自然又是雅麗姍卓。
「奈拉桐街，就在第十五區。」
「我們還是可以去看看，」我看著班勃，「也許街上的住戶還記得當時的情況。」
喬許聳肩。
「不妨一試，」他說，「但是我不認為會有多少人願意和你們談。我說過，法國人很麻煩的，何況這個話題很敏感。別忘了，當初逮捕這批猶太人的不是納粹，而是法國警察。」
我一邊聽喬許說話，一邊發現自己對巴黎在一九四二年的狀況所知甚淺。在波士頓求學時沒讀過，來到巴黎不過二十五年，對這件事的聽聞自然也不夠多。這個事件就像一樁埋藏在過去的祕聞，沒有人想提。我急著想上網搜尋相關的資料。
會議一結束，我立刻坐回辦公桌前。從我的隔間裡可以俯望馬勃芙熱鬧的街景，這裡的空間雖然狹窄，但是我早已習慣，不覺得有什麼不好。我在家中沒有自己的工作空間，貝德朗承諾過，搬到新公寓之後，一定會留間大書房給我。我終於即將擁有自己的私人空間，這簡直美好到難以置信。我恐怕得花些時間，才能適應這等享受。
我啟動電腦，連結搜尋網站，輸入「冬季競賽館，冬季自行車競賽館事件」，接著就出現一串長長的清單，其中大部分是法文，不乏詳盡的說明。
整個下午，我一直在閱讀、儲存資訊，搜尋和佔領期間以及拘捕有關的書籍。我發現許多書早已絕版，這讓我百思不解。為什麼沒有人想閱讀有關冬賽館事件的書籍？難道大家都不在乎？我撥了幾通電話給不同的書店，得知這些書不容易找，我請書店盡力幫忙。
關機之後，我筋疲力盡，雙眼痠疼，想到下午讀到的資料，就讓我心情一陣低落。
事件當時，超過四千名介於兩歲到十二歲的猶太兒童被禁制在冬季競賽館內，其中多數為本地出生的法國公民。
沒有一個孩子活著走出奧許維茲集中營。@
摘自《莎拉的鑰匙》寶瓶文化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