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田:一個國家的匯率和一個世界的利益

──由美國匯率法案引發的國際政治較量

謝田(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Aik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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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10月25日訊】美國參議院終於通過制裁中國匯率的法案,從中國各方激烈的反應,可見這個問題對中國經濟影響的嚴重程度超乎尋常。中美雙方高層高調的發言與互批,讓這場貨幣戰爭充滿了政治較勁的意味,是否會引發進一步的貿易大戰,委實令全世界關注。

美國參議院最近通過了關於中國匯率的法案,但如果你去問美國街頭的民眾,百分之九十都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問曼哈頓街頭紮營抗議華爾街的那群人,他們也大概百分之百都一頭霧水。關注這一事件的美國人,大多是外交官、企業高管、和學術界人士。但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國,從政府最高層、中央銀行、官方輿論、和民間論壇的激烈反應中不難看出,這個問題對中國經濟的可能影響及嚴重的程度,超乎尋常。中國政府每年用42萬美元的費用遊說美國,試圖阻擋匯率案過關,更說明了事件的嚴重性。


美國參議院10月11日投票通過了人民幣匯率法案,確定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Getty Images)


中國副總理公開發話,對美國表示譴責;中國總理也矛頭直指美國,批判貿易保護主義。美國國務卿則公開表示,中國在全世界的注視下在國際貿易中「大耍花招」,通過有意壓低人民幣的幣值來促進出口,從而積累了世界史上最大的貿易盈餘。國際政治的新較量,通過匯率事件活生生的展示了出來。

人類史上的最大盈餘

矛盾和爭論焦點上的中國貿易盈餘3萬億美元,的確是世界史上最大的。這筆金額比全世界(總共約兩百個國家)98%以上的國家的年度國民生產總值(GDP)還要多。而積累了這麼多盈餘的國家──中國,卻仍然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歷史上最大的貿易盈餘,當然是「舉國體制」的產物。舉國體制下,紅朝要多攢些銀子,為自己留下私房、準備後路,西方應該不會那麼在意。再說,截留的錢與滿清時代不同,其大部分都轉移到了西方。但為什麼一個國家的匯率,會引起另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反彈?為什麼美國要聯手各國、成立國際聯盟,反對北京操控匯率?操控匯率、累積盈餘,除了慈禧建圓明園之類的考量,是否真是新八國聯軍最新的、兵不血刃的攻勢?

鴉片戰爭時代及其以前,甚至兩次世界大戰以前,國際貿易的規模都遠沒有今天這麼大。但相對於當時人類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和人口、通訊、交通工具來說,貿易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視,否則也不會有鴉片戰爭之類的爭端了。但至少有一點,當時的人們會因為貿易的內容、交換的產品爭論不已,但不會因為什麼「匯率」問題爭執不下,因為當時也沒有太多「匯率」的問題,因為各國雖然有自己的紙幣,國際貿易通行的貨幣,還都是黃金和白銀。所以,今天貨幣戰的肇始,是最近半個世紀的產物,它與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破滅有關。

競相貶值和貨幣戰

匯率爭論的焦點,是貨幣的人為貶值。所謂的「貨幣戰」,是指各國貨幣的「競相貶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各國為什麼要競相貶低其貨幣的價值呢?這個問題初看起來,有悖於常理。一個「堅挺」的貨幣,曾是令各國官員自豪的象徵,現在成了燙手山芋。在世界歷史上,「競相貶值」是相當罕見的,因為一般國家都希望具有「堅挺」、價值高昂的貨幣。貶值策略從本質上看,非常滑稽也不合邏輯,它完全不顧本國人民的購買力和財富,是亂世和末世特有的反常現象。

目前的國際社會就是這樣,各國政府刻意壓低本國貨幣的價值,降低自己貨幣的國際購買力取得出口優勢,以促進出口和就業。貶值貨幣作為一種武器,只在失業率居高不下時,可以成為政府帶動經濟成長的工具。貨幣戰發生的先決條件是世界主要經濟體都覺得有必要同時貶低其貨幣,這只有在經濟衰退時才出現。

「貨幣戰」一詞,在中國最早是因為「不對稱戰爭」和「超限戰」 的提出為人們所注意,在國際上則是因為巴西財政部長曼特加(Guido Mantega)去年9月發出警告,引起世界各國的關注,他認為國際貨幣戰去年正式開打。今年7月曼特加又指出,當今世界的貨幣戰,還「絕對沒有結束」。

中國政府使用的手段如政府干預、資本控制、匯率控制、強制購匯,以及日本、美國和英國政府所使用的定量寬鬆政策,都屬於貨幣戰的武器。這些武器是30年代所沒有的,是當代人的「創新」。21世紀之前,強力貨幣是國際地位的象徵,而貨幣貶值往往是政府虛弱的表現。

歷史上的貨幣戰

30年代以前,國家政府貶低貨幣的辦法,是在貨幣本身的價值上做手腳,比如降低金幣中的黃金含量,或用其他不那麼貴重的金屬替代黃金。但即使如此,19世紀以前,國際貿易總額相對較低,匯率也不成為問題。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拿破崙戰爭期間,歐洲各國也用經濟戰和貨幣戰來支付戰爭開支,但他們只延用重商主義,用鼓勵出口限制進口(調節關稅)來實現,沒有使用貨幣貶值這一招。

1870至1914年期間,因為金本位的廣泛採用,也沒有什麼利用貨幣貶值進行貨幣戰的機會。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期間,大多數國家放棄了金本位制,其貨幣也不再具有任何內在價值。因為當時各國的失業率非常高,貨幣貶值也變得非常普遍。那時各國在競相出口的不是產品,而是「失業」,所以這種政策常常被描述為「以鄰為壑」 (Beggar thy neighbor)。但是,你貶我也貶,大家都會貶,很少能有任何國家獲得持久的優勢。當年的主要參與者,是英國、法國和美國,但國際貿易因此急遽下降。最後,所有國家和經濟體都受到了傷害。1936年的三方貨幣協議,結束了這一輪的三國貨幣演義。

一個國家貶值其貨幣,就意味著另外一個國家的貨幣升值,在中國等國之外,其他國家的貨幣大多是可以自由兌換的,這意味著一個國家的貨幣貶值,其實帶動了所有其他國家貨幣的同時升值。而這些涉及的國家如果也處在經濟不景氣時期,他們就也會使用各種手段壓低其貨幣的價值,貨幣戰就悄悄的開打了。

二戰之後直到1971年的佈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體系,其制定者原始的目的之一,就是以半固定的匯率制度使競相貶值不能實現。當然,戰後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相關國家也沒有意願去投入貨幣戰爭。直到今天,世界各國還得益於44國於佈雷頓森林會議之後創建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1971年美國單方面中斷美元與黃金的聯繫之後,佈雷頓森林體系也就解體了。

歷史的經驗和啟迪

中國經濟觀察網路的文章質問說,中國為何總是被美國揪住匯率的「辮子」,為什麼只能選擇一次次的被動接受匯率制裁的「挑釁」?這種故事是否還將繼續反覆?回答這些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人們需要知道事情背後的原因。

經濟數據中,有兩個非常明確的硬性指標:貿易順差與外匯儲備。如果貿易順差與外匯儲備持續大幅升高,本幣的升值就是必然的。有些學者認為,目前中美之間的貨幣紛爭,與歐洲的金融危機、美日當年的貨幣之爭,有相近之處。歐洲的金融危機,可能會藉由歐洲聯盟的政治團結去解決;美日的貨幣之爭,最後通過雙邊談判可以得到解決。那中美之間的貨幣紛爭呢?會不會解決,會怎樣解決呢?

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庫伯(Richard N. Cooper)早在70年代就指出,過度的貨幣大幅度貶值,是一個政府可能使用的最具自我毀滅性的經濟政策,因為它產生導致通貨膨脹的壓力,會降低民眾的生活水平和購買力,註定最後導致民眾的憤怒聲討和改朝換代的呼聲。庫伯曾經是耶魯和哈佛的教授、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董事長,還長期在美國政府任職,他甚至當了一天的卡特總統的國務卿。

遺憾的是,中共當局不知道這個並不高深的道理,如今還在盲目的實施這種經濟政策。他們不知道如今大禍臨頭的原因,與自己向來一意孤行的心態,是密切相關的。

實際上,人類在重覆的走大蕭條時期的老路,各國在出口產品的同時,也在競相的「出口」失業,所以世界經濟陷入再度蕭條,也就難以避免。只不過,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軍閥混戰時期,還算不上積極「參與」了世界經濟的蕭條。今天,情況就不大一樣了。

中國官方學者警告說,美國沒有從上次與日本的貨幣戰(第一次《廣場協議》)中取得勝利,這次與中國貨幣戰獲勝的把握就更小了。也就是說,第二次《廣場協議》的可能性並不是太大。

但事實並非如此。美國壓迫日元升值,日本經濟沒有因此被整垮,恰恰相反,從1984年到2004年的20年間,日本GDP增長了4倍。日元升值使日本企業購買力大增,海外資產增長了近20倍。1985年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授權美、日、英、法、西德五個工業發達國家聯合干預外匯市場,拋售美元,使美元對日元、馬克等主要貨幣有序下調,解決了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也導致日元大幅升值。1987年七大工業國(G7) 的《盧浮宮協議》(Louvre Accord)取代《廣場協議》,遏制了美元的迅速下滑。七大工業國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政治體制,兩次協議使各國在稅率、利率、公共開支和財政赤字方面,都能夠充分的協調、讓步,使得穩定貨幣和經濟的努力得以實現。

中國方面認為,出口限制是造成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人民幣升值無法解決中美貿易失衡與美國國內的就業問題。

這兩項指控,坦率的說,都不是十分站得住腳。中國所謂的「出口限制」,指的是美國高科技,尤其是軍事科技、軍民兩用科技對中國出口的限制。中國仿冒品的氾濫舉世皆知,中國對俄國武器的大肆仿製,也是路人皆知。不是中國市場不需要美國產品,只要看看來美國旅遊的中國遊客是如何大筆搶購廉價的美國商品,任何人都不難做出結論。

尖端科技和高科技產品,美國人不願賣,任何人都不願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中國傳統的古訓,怎麼當代的國人居然就忘記了呢?美國人不賣,不需要整天抱怨,自己研發就行了。但人們必須記得,要真正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從仿造開始是可以的,日本人也是從仿造開始的,但走出了自己的路;美國人也仿造了許多,美國和俄國的火箭和導彈技術,都是從希特勒德國那裡仿造、學來的。

人民幣升值是否會解決中美貿易失衡與美國國內的就業呢?說不會解決現在言之過早。但如果中國放開匯率控制,允許自由貿易,當中美貿易平衡、中國出超消除,美國出口增加之際,美國的失業率肯定會下降。雖然下降的幅度是多少,是任何人都很難說得準的。

國際政治的新較量

英國《金融時報》經濟專家沃爾夫(Martin Wolf)建議說,西方國家應該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措施,因為中國在競相貶值方面走得最遠。沃爾夫不主張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而是採用資本控制,使中國不能繼續購買外國資產,從而不能繼續貶低人民幣。從近年中國海外收購頻頻遇阻,沃爾夫的建議似乎在施行之中。

當今世界,中共仍然對美國和西方國家懷有深深的敵意,在人權、軍事、和戰略上處處敵對並加以戒備。在中國仍然固守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條件下,類似《廣場協議》和《盧浮宮協議》的國際合作和妥協,基本上沒有實現的可能。所謂的第二次《廣場協議》(Plaza II),召開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今天的金融危機和貨幣戰與30年代的不同,還在於今天的國際貿易商在金融市場中,可以使用各種各樣的避險工具來規避風險。今年以來,國際貨幣戰似乎進入了新的階段。美國在醞釀第三次定量寬鬆(QE III),日本和瑞士也在干預外匯市場、試圖貶低各自的貨幣。

中國的貨幣和貿易政策,在美國人看來,真是非常的古怪,因為它放著對自己有利的升值路線不走。中國的政策補貼了兩種人的利益,又同時犧牲了兩種人的利益:它補貼了中國自己的生產商和美國的消費者,它犧牲了美國的生產商和中國的消費者。這意味著什麼呢,中國的政策在補貼著中國的少部分人和美國的大部分人,同時在犧牲著美國少部分人和中國大部分人的利益。這些怪異的舉措,即便在中國政府各種「接軌」的努力之下,是國際社會仍覺得格格不入。

吳敬梓的《儒林外史》裡,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學地質的人知道,河流流經彎道時,離心力影響下彎道環流,凹岸侵蝕凸岸堆積,河流就會改道。這是說人間的盛衰興替,變化無常。世界經濟也是如此,《廣場協議》近三十年後,世界經濟洗牌,國家實力變化,座次需要重排。但與廣場飯店和盧浮宮的和諧氣氛不同,這次發達國家面臨的是屬於異類的中共國,它不遵守君子協定,還急著要參與制定新的規則。◇

本文轉自第246期【新紀元週刊】
http://mag.epochtimes.com/b5/248/99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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