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7月19日訊】不久前，湛江新聞網發表了一篇文章，高度讚揚了原香港《文匯報》董事長張雲楓，應當講，有一些內容還是真實的，但張雲楓也有另一面，即他的缺點和失誤，如果說，「六四」時的開天窗事件是一個里程碑的話，此後的「表叔時代」令人扼腕歎息，《文匯報》完全背離了媒體真實客觀，為民代言的準則，成了中共在香港及海外的喉舌，而張雲楓就是全面向左轉的領軍人物。
春風大雅 只是笑談
國內媒體的報導說，在香港《文匯報》的辦公室裡，懸掛著一幅顯眼的鏡框，上書：春風大雅能容物 ，秋水文章不染塵。張雲楓十分喜愛和讚賞這幅文字。他認為：如果說「秋水文章不染塵」是講究個人學問道德的話，「春風大雅能容物」便是教人如何待人接物，用自然現象說明一種哲理，倡導某種情操，「這種春風，就是人際之間的溫暖，就是彼此之間的互相關心、互助幫助、互相愛護」。
我任職《文匯報》記者五年，多次與張社長接觸，我的感悟是，他沒有做到「春風大雅」，只是城府很深。記得有一次開會，我當眾猛烈抨擊了社委會工作的一些缺點，很多領導都驚愕不已，張社長沒有表態，但臉色非常難看，後來有知情者告訴我，他很生氣，認為我沒有禮貌，而且，他沒有接受我正確的批評意見，至於說人際關係，他很重視與上級的交往，但對我們下級則擺架子，不冷不熱的，這一點遠不如副社長劉永碧和王伯遙。
他的外表給人一種高深莫測的道骨仙風和長者風度，講話柔聲細語，文溫爾雅，但內心的做人標準講究等級觀念，他每次見到我時都會說，你的點子多，有好的議題嗎，下一次全國政協開會，我是要拿議案的，可以參考啊，我知道，與其說他是想聽聽我的意見，不如說是想告知別人，他是全國政協委員，他向來是重視這個頭銜的。因為有了 1998 年的會上舉動，我不再相信他有雅量海納百川，所以，我沒有浪費自己的腦細胞，他呢，既沒有力阻國 安人員對我的誣陷和監禁，也不敢在全國政協會上搞一個呼籲釋放我的提案，這也就不奇怪了。
不過，張雲楓對香港媒體給予他和《文匯報》的批評，持比較寬容的態度，則是事實。 1998 年，香港出版的一本雜誌刊文記述了報社內部的一些陰暗面，我拿著此稿問他真實性，他笑了，說，我也看了，確切地講，一半真，一半假。我說，你想發表文章公開反駁嗎？他搖搖頭，說，人家那麼說也沒甚麼啊！。。。。。。
學識淵博，不敢恭維
充滿了溢美之辭的國內媒體，稱 張雲楓從《澳門日報》記者做起，直到香港《文匯報》社長，歷時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為港澳新聞事業的發展做出很大貢獻，也首先肯定了他的淵博學識。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與張雲楓共事多年的資深記者對我說，你說張這個人「高不可攀，深不可測」。你對其他人的看法，都有一定程度的準確，只是你把張某看錯了，或者說是他精湛的演技騙了你。打個比方，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閣下對此不大熟悉，倘若你是個小不點，你當然會公開聲言一竅不通；倘若你是個中下級幹部，你亦會不恥下問；倘若閣下貴為大社長，你會怎麼辦？張某就是這麼一個人。
俗語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張某的文章卻是甚少嫻熟地引用詩句，翻一翻他自己刊印的一本專集《報苑尋蹤》就可以看得出來（並非編輯部出身的劉再明倒是會寫幾首詩的）。「文」是如此，「藝」的方面，琴棋書畫騎射等等，張某更是貧乏，從來沒有看見他橫車躍馬，亦不見他揮拍射籃或者哼上幾句粵曲，連風靡一時的語錄歌亦不見他獻藝，至於評畫論樂，我看不出他具備甚麼水平，因為他從不吱一聲，真是 「深不可測」。為求進一步論證，不妨看看他結交的人，在文藝方面他是沒有朋友的，原因很簡單 —— 欠缺共同語言，萬一談到「文」與「藝」，其人的底牌就會露出來了。
這位熟悉《文匯報》內幕的人士說，做新聞這一行就是要「雜」，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奇難雜症均要知道一點點，不懂就要「不恥下問」，可惜的是張某錯過了「不恥下問」這個階段，他當了兩三年記者，沒有甚麼成績，他亦自認不是這方面的材料（在其文集之自語），於是調任國際新聞編輯。加上他不善於交際，而在交際場合中沒有顯示出坦誠相待，不恥下問，於是一副「高不可攀」的態度自然流露了出來，導致他欠缺多方面的朋友。
他舉出這樣一件事例，來佐證他的觀點：幾年前，一批新聞界的老退休人員聯袂到某處參觀。在一個展廳裡，導遊說有一個珍品瓶子繪上許多個「萬」字。他擠到展櫃前，張某已在端詳，待退出時他仍在看。後來，他就問人：為甚麼我看不到瓶子上的「萬」字？原因很簡單，他雖然看到眾多的「卍」字，卻是聯想不起來。由此可見他在靈活、引申、領悟這幾個方面都是有所或缺的，這一點，很可能就是廖靄民把他調出採訪課的原因。
是政工幹部，還是資深記者
那麼，他是怎麼坐上如此高位的？上述的媒體報導掩蓋了很多真實的信息。先看看他的簡歷吧。張雲楓是廣東湛江人，富家子弟，解放前參加革命，他跟隨所屬的游擊隊在大鵬灣登陸，跟著就迎接廣州的解放。他在廣州南方大學（實際上是幹部培訓班）學習之後派回湛江，後來出任東海島區副區長，可以說是年少有為。
以前我的文章提及陳建平命運之轉變，與他的老婆有關，其實，還有一個人與此相若，而故事更加曲折，這個人就是張雲楓。
且說香港有位鄭小姐，她們一家在日佔時期逃難到湛江，鄭小姐邂逅張雲楓，從此建立戀愛關係。戰後鄭小姐回到香港，進入培僑中學，畢業後留校教書。一晃眼到了 50 年代中後期，雙方年事已長、結婚無期。鄭小姐狠下心來向張雲楓攤牌，倘若張不能來香港結婚就拉倒。想不到張雲楓竟然獲得上級批准，讓他出境來香港到《文匯報》工作。
不料，好事多磨，張雲楓在羅湖過境時竟不獲准入境，本來他持有國內的來往港澳證件，按照中港的協議，港英是不能不讓他入境的，而且，他來港是有工作單位聘請的。根據知情者的推測，很可能他事先沒有詳細瞭解入境應對的辦法，故弄玄虛，三緘其口，守在羅湖橋頭的英警拒絕其入境，也在情理之中。從這件事來看，他確實是欠缺機靈的。不過，張確有一手，他被拒絕入境後，上級竟然安排他先行轉到澳門，在《澳門日報》先當了一年記者， 1959 年末張從澳門再轉來香港。 1960 年適值香港換身份證，既使原來沒有證件者都可以領取，何況是他這種情況？於是張順利地拿到了香港的身份，同時與鄭小姐成婚。
知情者透露，他們日治時代結識時雙方只是十四五歲，到 1960 年結婚，確實是一段長達 15 年的愛情長跑。我曾質疑這段故事是 否虛耩？對方答案：「否」。因為他的一位朋友在中學時代與鄭小姐同班，他說，他們幾個同學曾經打過追求鄭小姐的主意，後來瞭解到鄭已有了心上人，當時的左派青年們信奉尊重對方，不挖牆腳，他們也就停止行動了。如果換了今天，「近水樓台先得月」，整個故事就要改寫了。
其中有個很關鍵的問題，張雲楓有沒有後台呢？根據知情人的分析， 50 年代，不論夫妻，還是戀人分隔兩地，絕大多數都是香港一方要回國的，從國內批准出來者甚少，除非該人有海外關係或者上級需要他來香港工作。從張後來的種種狀況看，他兩個方面都沒有，或者他原先是有的，後來他被上線放棄了？
無疑地，雖然湛江網把他捧上了天，彷彿以前他就是《文匯報》的中堅力量。但從張雲楓的採訪生涯來看，在「三狼」案中，他通過一名遠親的關係偵知黃應求確實已死，他自己承認這是最大的工作成績。值得一提的第二項工作是他為電影《東江之水越山來》撰寫解說詞。除此之外，他就沒有甚麼值得回憶的東西，他從來沒有擔任過重大的新聞採訪，即使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報社偶然要派人回國採寫一些「形勢大好」的新聞亦沒有他的份。
後來，他被調到要聞課編國際新聞。 1967 年是一個轉機，當時國內開展文化大革命，香港亦發動了一場反英抗暴鬥爭，形勢尖銳複雜，張雲楓馬上從要聞調出擔任採訪課副主任，並且抓緊了政治學習，當時照抄國內的模式叫做「雷打不動」，即是說不管外面發生多大的事情，學習依然要進行。外面的群眾十分不滿地反映說，我們面對港英的血腥鎮壓，你們的政治掛帥卻是雷打不動，不管我們的死活了。
1968 年以後是張雲楓的風光期，這一點有兩個表現，其一是群眾敏銳地感覺到，張的名義是副職，實際上採訪課是他說了算。後來採訪主任被調出，張擔任了正採主。第二點是他成為廖靄民手下的紅人，亦是群眾根據一些跡象感覺出來的。當時廖已代替了金堯如的工作，廖不定期召集下列三個人碰頭，一個是《大公報》的攝影記者張某，第二個是香港《商報》的採主鄧某，第三個是張雲楓。群眾說，廖是通過這三個人來控制這三家報社的採訪課的。事實上亦如此，換了任何一個人坐在那個位置上都會這樣做。
知情人透露，從 1968 年到 1978 年這十年間，作為採訪主任，張雲楓有甚麼成績呢？第一點，也是群眾公認的，他們認為張抓政 治學習是很不錯的。可以說，張的工作屬性是政工人員多於新聞工作者。第二點，是他大量吸納和培訓新人包括為數不少的大學生。經歷過反英抗暴的大搏鬥和大鍛練，港聞部的 12 位記者先後離開了，大致可以將之分為兩部份，一部份是在鬥爭前後因為個人問題或者是他自己選擇更合適的工作而離開《文匯報》的，第二部份是因為「工作需要」而調升或平調到別的部門的，這 12 位記者絕大部份的新聞工作資歷都長過張。最後的一位被調走的是工齡很長的副主任黃某，他被調去 當校對主任，明升暗降了，黃某對這個崗位是耿耿於懷的，不過他始終「服從工作需要」。於是 12 位老記者先後都被調走了，今後的採訪課都是由張雲楓招募進來的班子，都是他的子弟兵了。
招兵買馬，意欲何為？
《文匯報》招募的新記者大多來自左派學校的中學畢業生，不過經過保釣事件之後多了一批左傾的大學生，於是文匯報有意識地吸納這些人從事新聞工作，先後增加了程翔、麥華章等大批新生力量。大學生來到文匯只能拿低薪，即是比他們在商業機構低很多，與新聞同業比較也是略低一些，所以，不少人是懷著追求理想的心態到職的，有人繼續加入來亦有人選擇離去，這個情況到報社逐步調高工資始告改善。
如果讀者以為那些大學生，都是加入文匯報這個革命的大家庭，那麼就錯了。不是說所有新到職的大學生都是如此，有些人是帶著高人一等的思想，來改造《文匯報》的，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社會的精英，眼睛只看到《文匯報》的缺點，而他們這些人是來「改造」報紙的，其中個別人甚至狂妄地把文匯的老記者、老編輯稱之為「土共」， 20 多年下來，這類人仍是如此狂放。當然新老之間（或者是左校畢業生與大學精英之間）是有一個磨合的過程 ，張雲楓在這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不過，「精英」始終是精英，報社內部不少人持之以恆的做法令他們看不過眼，這種磨擦終於在某一個問題上爆發出來。
據稱，那是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當時在新華社內部存在着兩派，一派是支持改革而另外一派則以種種藉口加以否定。1978年8月底，第一家中外合資設廠合約在珠海簽字，这真是石破天驚。但是新華社的阻撓派佔了上風，他們制訂了一個所謂「只做不說」的鴕鳥政策，命令香港的左報不予刊發（另一個說法是中外合資法尚在制訂階段，為防將來有所改變，這則消息暫時不發以免被動）。第二天，全香港的報紙均以顯著篇幅報導這樁大事，獨有《文匯報》和《大公報》兩家左報沒有了這則新聞。
本來「無聞」的事情在左報常有發生，這是一種政治姿態，比如， 1962 年的外流潮，外間報紙連篇累牘地報導了一兩個月，唯獨左報隻字不提。知情者說，他們這些「小不點」的記者政治水平低，一向是服從上級。現在來了一批精英，他們真正是表現出主人翁的身份，他們對不刊發這則消息大有意見，張雲楓說服不了，他們就組隊去新華社跟工委的領導辯論，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這批精英宣佈當天罷工，這可是《文匯報》破天荒的事情。幸而 他們也只是採取行動，沒有把這件事情捅了出去，外間鮮有知道，而且，那個年代港聞的版面不多，幾位出身於左派學校的年青記者沒有參加罷工，在其他幾間左報的支援下，這三幾位記者拚命抄寫新聞，總算把版面填滿。
文匯報記者集體罷工事件，實屬無組織無紀律思想的濫觴， 1989 年「六四」事件出現更大的風波而且持續性長，實際上反映出這 11 年來沒有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用句簡單的術語可以這樣說，有關領導未能掌握民心、撫慰民眾，張某人的班子是相當脆弱的。知情者的描述說明了張雲楓意欲何為，但遠不如願。
金堯如心胸寬闊，包容張雲楓
金堯如回到香港之後，李子誦任社長，把總編輯的位子交給老金，儘管張雲楓是廖靄民手下的重臣，不過老金心懷坦蕩，沒有成見，到了 1983 年，還把張提升為副總編以填補一些老報人調職或退休的空缺。
文匯報的官方網頁中說張雲楓是 1986 年出任編輯，此事不確。根據知情者的回憶，文匯報的總編位置空缺長達五年之久，其間雖曾在北京調來楊正彥以主筆名義主持工作，不過只有一年多，楊被調走，李老沒有提出總編的繼任人。當時有兩人可以調升，除了張雲楓之外，另外一位是老報人曾敏之。
曾某在抗戰時已是桂林《大公報》的記者，解放初期他出任文匯大公廣州聯合辦事處主任， 50 年代末期在廣州暨南大學新聞系任教。改革開放後調回香港，大公報不肯收容他（大概是派系問題，有一至兩位舊人大公都不肯收容），於是派來文匯任副總編。曾又是作家、詩人，論資歷、文才都遠勝過張雲楓，可是，他的個性比較坦率而欠缺圓滑，如果他世故地敲敲李老的邊鼓，與之談詩論文，肯定會贏得李老的一票，總編這個寶座就是他的了。據 悉，當時曾、張二人的暗鬥十分激烈，雖然仍未定案，不過新華社那邊似乎稍為向張雲楓傾斜，因為群眾間流傳這麼一個說法：《文匯報》發生了甚麼事，新華社很快就會知道；而新華社放了甚麼屁，張雲楓亦會迅速得到風聲。原因是中間有個關鍵人物 —— 新華社宣傳部秘書徐女士。
徐女士原是宣傳部的幹部，負責大小事務，沒有決策權，甚至不具備諮詢地位，不知甚麼時候加上「秘書」的職銜。徐是上海人，在許家屯主政時代，新華社內部凡是會講上海話的人就吃香，換句話說，是「上海幫」抬頭。那個時候，張雲楓跟徐女士來往相當密切。這個來往很可能是徐主動，因為此人頗為懂得鑽營之術，估計是新華社的領導對張頗為欣賞，徐就把注碼押在張的身上，經常向他透露風聲，而張雲楓表面上是口密，但是在這個重要關頭他亦通過徐向上透風。所以，張獲得總編這個寶座，徐居功不少。到了徐在新華社退休，張就把徐聘請到文匯報任職，許多人都認為這是張假公濟私的酬謝。
借勢投機，待價而沽
1989 年「六四」事件，《文匯報》發生了許多事，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了。不過亦有鮮為人知的內幕。我曾在 1997 年幾次當面求教於王伯遙和張建華，他們都守口如瓶，張雲楓更是隻字不提，後來才知道他的難言之隱。
首先是張雲楓有個外號被稱為「患病老總」，即是說他在風高浪急的時候會及時「生病」。與此相連的另一件事被人稱之為「臨陣退縮」。
先說「臨陣退縮」，那是發生在反英抗暴期間的 1967 年，一批左校校長去港督府抗議警察恣意搜查學校，防暴隊馬上來到把校長和記者分割包圍。張雲楓說他首當其衝，頭顱被警棍擊中倒地昏迷，不過很快就醒過來，看見警察在動手捕人，場面混亂，他馬上跳起奔跑到停在不遠的報社汽車上命令司機立即開車逃走，即是說，所有校長和記者都被捕，只有他一個人逃脫。我想，指稱他 「臨陣退縮」者大概是一些極左人士吧，按照他們的觀點是要全 部人員「慷慨就義」，才能算得上是「鬥爭」，所以，這個指摘是有點過分。
至於「患病老總」，是指他在鬥爭緊要關頭就會害病，前後發生過兩次。知情者說，第一次是 1968 年，張雲楓患有臉龐神經痙攣症，即是他的嘴角扭歪、唾液失禁下流，屬於不知如何治療的奇難雜症。據說要到深圳針灸，張為此請假較長一段日子。我認為，雖然那個時候中英關係仍然緊張，不過反英抗暴鬥爭的形勢已經趨於緩和，把他說成是逃避鬥爭而生病亦屬過分。
但是，第二次害病就不同了。大概是在 80 年代中期，張說他患上了心臟病，通過新華社的關係到廣州中山一院的高幹病房住院一段日子。到了 89 年北京民運興起，他又發病了，又請假了一段時間。那時編輯部的工作十分緊張，李子誦堅持上夜班指揮，當時的副總編還有曾敏之、游焯林、程翔、張晴雲。游焯林的政治素質不高；張晴雲是新提升的，經驗與威信都不夠；程翔是激進派，許多年青記者都圍繞在他的身邊。顯然，北京中南海風雲變幻，張不便判斷形勢，又不想站錯隊，就選擇了巧妙的逃避。
張雲楓在此關鍵時刻生病沒有上班，造成報社內部意見分析，群龍無首。如何恰當地控制、掌握版面，如何排除紛擾的爭論，編輯部經常爆發唇槍舌劍，這些工作都壓在曾敏之身上，曾對張雲楓很有意見。張雲楓恢復上班時，大概是在程翔等一批人拉隊辭職的時候。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文匯報決定社論開天窗並寫上「痛心疾首」四個大字那一天，張雲楓是不在現場的。按照「官方」的說法，這段時間叫做「文匯報失控期」，曾敏之為此被批，遂遞上辭呈，文中有這麼一句話套話「我沒有做好工作，有負 …… 」等等，憑良心講一句吧，按照民間的看法，在這段期間文匯報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做出了如實的報導，這段期間的功勞簿上應當記上曾敏之一筆，其他的編輯記者都要記上，不過張雲楓是不應該留名青史的，因為這段期間他是「生了病」的。
表叔時代的亂象
曾敏之離職退休之後，沒再涉足新聞界，後來在新華社策劃下成立了由左派控制的香港作家聯會，曾敏之德高望重，被推為會長，做出了一些成績，此是後話。但《文匯報》正式進入了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表叔時代」，張雲楓成了大功臣。
張雲楓上班後開始在張俊生的支持下「收拾殘局」，新華社很快就派了劉再明到來任副總編，不過另一位副總編游焯林覺得「無癮」而辭職，他解釋辭職的理由是因為有樁小新聞：霍英東的一位兒子在美國偷運高科技零件出口中國被美政府控告「走私」，他認為這樁新聞以「霍姓商人被控」就可以刊登，可是劉再明卻將之槍斃，事後他知道是劉悄悄地請示張浚生作出的決定。游認為這麼一樁新聞都要左請示、右請示，張浚生事無鉅細都要插手，這種工作方式跟過去比較已是大大的不同，遂申請退休，而張雲楓則提升了王伯遙為副總編。這個時候，三位副總編之中，除了劉是由上級派出之外，張晴雲和王伯遙都是由張雲楓一手提拔的，名義上是張雲楓的班子，不過他不能不看著張浚生的臉色行事。
「六四事件」是一個分水嶺，此前《文匯報》還敢於講真話，此後就變得鸚鵡學舌了。尤其是新華社有了教訓，流行了一種不信任地方幹部的說法：萬一出了事（指政治鬥爭），你們這些香港幹部拍拍屁股就溜走了。所以，他們就提拔和增加外派幹部。張雲楓雖然來港許久並且在香港娶妻生子，不過他骨子裡仍是外派幹部。張雲楓被張浚生看中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他聽話。過去金堯如夥同李子誦經常打「擦邊球」，金堯如在國內的關係多，每有辯論，金可以舉出某某中央領導如何說，新華社的社長亦拿他沒有辦法。可是張雲楓欠缺靈活的頭腦和圓滑的手腕，他在國內沒能建立起人脈關係，只好俯首貼耳地聽從張浚生的指揮，於是大量的外派幹部被請進來，比如劉永碧就是其中的一員大將。
不過三四年功夫，在張雲楓手上完成了「表叔化」（包括中層幹部），編輯部裡面已是實行普通話對白，地方的色彩越來越低了，再發展下來就如同《紅樓夢》中的大觀園：表面上風光，實際上是百孔千瘡。
才能平庸，誤入岐途
張雲楓主政的十年間，他帶領文匯報走上甚麼道路？首先，這十年間文匯的內部穩定，沒有發生甚麼激烈的人事鬥爭，或者說內部鬥爭沒有呈現表面化，這是他的德政。不過從另幾個大的指標就可以看出問題。
首先是版面的表象，報導的內容影響到報紙的銷路，這是一個硬指標。由於編輯部聽命於新華社，《文匯報》的版面只能依隨官方的調子來轉，欠缺群眾關心的新聞，李子誦曾經評說：連《人民日報》的版面都比《文匯報》開放。本來文匯的高層會聽到官方的文件傳達，這些傳達會成為權威性的報導，在過去，金堯如敢於據此寫出一些東西，亦敢於據理力爭；但是張雲楓和劉再明這個組合只會循規蹈矩，不敢稍作逾越。等到外間的報紙從他們自己的渠道作出了報導，於是文匯始予跟進。
如此一來，群眾就有這麼一句話：其實是文匯報證實了那些反動報紙報導的正確。這一句酸溜溜的句子，隱藏著工作人員的沮喪與失落，懷著神聖理想的青年們只有留下來或走出去兩條路，沒有數字統計留與走的比率，不過有個比較突出的事例，一位被戲稱為是張雲楓的乾兒子陳某亦選擇了離開，雖然陳某去的亦是中資機構的香港商報，而香港商報已經被深圳特區報所收購。陳某的離開不知是甚麼原因，也許他認為聽從特區報的指令會比張浚生的指令較佳。陳某畢業於香港大學，是張雲楓的重點培養對象，張對他本來是拉得很緊的。
張劉性格不同，前者沉穩，老謀深算，後者慷慨激昂，實則縮手縮腳，他們組合的共同點是「俯首貼耳」，保住物質利益。其特點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得出來，如果說，對國內的政治新聞不易走鋼線的話，那麼次一級的社會新聞是不是也可以發揮文匯報的強勢呢？
下面是我有一次街頭邂逅一位報社部門負責人的對話。當日我們談起文匯的銷路下滑，我指出連國內的新聞亦輸蝕給外間報紙，同時舉出一個事例，當日剛好發生雲南抓到一個販毒集團，我問：文匯敢刊登嗎？該位負責人說這是負面新聞，我們怎能刊登？請看，張雲楓治下的文匯報就是要讀者們相信共和國的土地是一片到處鶯歌燕舞的人間樂土，把廣大的讀者視為吳下阿蒙。
還有一個例子，編輯部一向不重視自己辦事處的稿件。新華社、中新社和外國電訊這一類是大家都有的稿件，編輯們老是害怕漏發或是處理不當，給外間報紙比下去。至於自己各地辦事處發來的稿件則被放在次要版面、次要地位，不料間中這類稿件被中新社看中予以改寫發出變成了通稿，編輯們立即把它再發一次，放在顯著版面、顯著地位。這類重發自己已經刊登過的新聞不止一次，而且是一再的丟臉而不以為恥，實屬新聞界的奇聞。
銷路下降，影響力減弱
第二點是銷路下瀉、影響力下降。大概是在90年代中期，文匯報的銷數比「六四」前丟失了約40%，這是個很大的跌幅，張雲楓當然知道，因為印數多少每天都要呈報的；張浚生也知道，因為文匯要定期向新華社呈報。當時正在回歸前夕，中英爭拗白熱化，即是所謂“麥克風”外交時期，張浚生與末代港督彭定康就政制問題隔空罵戰。這種激戰原是報紙銷路上升的好時機，文匯報為甚麼不能駕着東風一紙風行呢？原因是報紙屬於一種綜合性的產品，不能依靠單一特點保持高銷數，查良鏞開辦《明報》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當時，查良鏞在《香港商報》撰寫《射鵰英雄傳》一紙風行，不少人說他們光顧商報是因為追看《射鵰》，查良鏞盤算自己只要把一半讀者拉過來，《明報》就有五萬讀者。於是他狠下心來，停止《射鵰》、腰斬《飛狐》，讀者要讀金庸的武俠小說就得光顧《明報》。結果呢，《香港商報》和《新晚報》減銷不多，而明報的銷路打不開門面，員工一度要七折支薪。明報能夠站穩下來是另外的原因。
報紙的銷路與其影響力是相輔相承，間中亦有例外。美國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就是一例，該報的銷路不好，但是它的國際評論很受國際注目，曾七次獲得普利策新聞獎。但是文匯報的銷路不多，始終不曾拿出一兩篇擲地有聲的文章，士氣深受打擊，張雲楓亦是心中有數。記得在一次職工聚餐會上，張社長喜孜孜地說，有一次他與某名流談及文匯報，該位名流說：不是呀！我們仍然注意你們發出的評論的。一位名流的門面說話就被張社長視同救命草，在大會上津津樂道，以此說明文匯報仍有相當的影響力，由此可以看到他把一根救命稻草在全體職工面前亮出來，未免把職工們的分析能力看扁了。
其實，張浚生亦不是省油的燈，他治下的《文匯報》在對敵鬥爭的重要關頭日告萎縮，他能夠拿出甚麼方法來？過去，廖承志深深明白海外同胞的想法，懂得爭取 「中落群眾」之重要性，所以他鼓勵李子誦放手去做。可是張浚生不可能具有這種魄力，他只能祈望文匯報不要出錯，因為萬一文匯出了差錯，張浚生將會是首當其衝，在出錯與銷數這一對矛盾之間，他只能犧牲銷數以換取不在政治上出問題。加上張雲楓亦沒有甚麼鴻圖大志，於是他就當上一名依著葫蘆畫瓢的兒皇帝。朝氣蓬勃的文匯報到了張雲楓手上只能是氣息奄奄。發展下來，千禧年過後，全由「表叔」主政，文匯報連方向都沒有了，成為沒有了靈魂的「行屍走肉」，連對艾未未落井下石的蠢事都幹了，總之，它只不過是由幾位外派幹部領導的小集團控制下的一間企業而已。
費用增加，負債纍纍
第三點是負債纍纍，傷及筋骨。不可小窺這個經濟問題，它是文匯報的一個致命傷，其後遺症延續至今。
不錯，文匯報現在有寬敞的社址，佔據該座工業大廈的三層樓宇，內部裝飾得美輪美奐，還有好幾座巨型的輪轉印刷機，單看其外貌是很令人對之肅然起敬的，沒有多少人會想到正是這座輝煌的社址，弄得《文匯報》不僅要債務重組，甚至連其董事會的成員在官方的文件中被列為「不可靠的人」。
據知情者披露，從 1991 年起，國內各地政府的招商項目不斷推出，文匯報的記者站，辦事處遍佈大江南北，廣告收入直線上升，有的人沾沾自喜地說：這是文匯報在香港創刊 40 多年來從未出現過的好現象，應歸功於張雲楓社長的正確領導。於是乎擴充人員、印刷設備和社址一事，就推上了議事日程，很快就決定選購香港仔這座工業大廈的三層樓房，並且增加人員、購置了新機器，還搬了新家，而噩夢亦由此開始。
在新廈落成的酒會上，不少客人帶著欽羨的眼光參觀新址，整齊的辦公室、寬敞的走廊，明亮的飯堂，甚至連洗手間都用雲石嵌砌，不過熟悉內情的人說：新址面積比舊址大了兩倍，那麼光是電費也是增加兩倍。文匯報能負擔得起經常性的開支嗎？誠然，搞擴充計劃是國內幹部的拿手好戲，難得領導上大筆一揮，所以，他們的計劃一定是爭取多些上級的撥款，即錢是他們攤開大手向上級要來的，那麼作為回報就是俯首貼耳聽話了。
果然，佔地過大的問題很快就浮現出來。遷入新址、迎接回歸，可是香港回歸祖國並沒有給文匯帶來來喜訊，相反的是銷路與影響力的下降與萎縮，原先以為回歸後文匯的業務會進一步擴大，因而買下的大片地方一直空置著。
如果在國內，空置沒甚麼，可是在香港，所有物業都要繳付差餉，這是政府對所有房產按照其所處位置及面積大小收取的稅款，不管你是在使用中或空置。由於空置的廠房年復一年地繳付差餉，無計可施之下，他們下令把屬下一間經已外遷多年的美術印刷廠回遷，實際上是要這家企業向文匯繳付租金，其實這家企業自己在外邊已有物業，沒有租金負擔，根本是多此一舉。還有一點，該家印刷廠原先只需五具電話機，在搬回香港仔之後，文匯分配給它七八部電話，原因是當日喬遷新址時，文匯的領導沖昏了頭腦，他們向電話公司預留大批將來擴充的分機號。號碼留了下來就要繳付一定的費用，也是每年每月白白繳交，現在文匯不能不以鄰為壑，把這些開支硬是攤派給他們的屬下機構去。此外，攤子大了，日常的管理費就要增加許多。不過，這些都是小兒科，更大 的問題出在那間舊社址的重新發展。
張雲楓經營上的重大失誤
由於是上級撥款購置香港仔新址，文匯報原先在灣仔道 197—199 號的社址不須放售套現，文匯上層決定把這幢物業發展為商業樓宇，其如意算盤是將來收取租金以作挹注。舊址的平面面積不超過 180 平方米，如此窄小的地盤重新發展是沒有多大好處的；其次，文匯手上沒有資金，要發展只能靠借貸。在這個問題上張雲楓犯了兩個錯誤。
第一個問題，如此細小的地盤在扣除了前後樓梯和升降機之後，每層樓面的實用面積不大；倘若能夠收購貼鄰那幢舊樓的話，那麼，新發展的樓面的實用面積將會大增而增加了租金收入，同時亦攤薄管理費用。更重要的符商業大廈的要求，容易租出。第二個問題，新華社文體部有一筆暫時不需動用的基金，他們擬與文匯報合作發展這個地產項目，那麼文匯就不需要或減少向銀行的借貸，亦即是減少向銀行繳付利息。但是上述兩件事均遭到張雲楓的否決。
收購貼鄰的樓宇是一件頗為困難的工作，可以自己去做，也可以與地產商合作，何況這個項目並非馬上要動手，可在有利的時機出手。
不過在這件事情突顯出文匯的領導人鼠目寸光，他們連新華社文體部的現金投資都不接受，怎敢與資本家合作來發展地產項目呢？「表叔們」長期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他們只懂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不知道利潤共享、風險共同承擔這種遊戲規則。加上在回歸前夕，香港的社會一片繁榮，房地產價格節節上升，沒有人想到「居安思危」。最終是在那不到 180 平米的地盤上建成一幢迷你商廈。
這幢商廈落成之日恰恰遇上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房地產跌價 50% 。這幢大廈雖然不是出售，不過卻是租不出去。租不出去除了金融風暴所做成的商業萎縮之外，該幢商廈每層的面積狹窄，不很適用，還有一個更主要的是，有關領導欠缺靈活的商業手腕，以致這幢商廈大量單位空置率甚高，既要支付銀行利息，還要支付管理費用，變成了文匯報的一個大包袱。
首當其衝的是當年的總經理，由於他盲目發展項目而導致負債纍纍，事後又拿不出解決或抒緩方案，於是被中聯辦調回廣州，當上一位名稱很好聽的「視察員」。這位總經理文革前是文匯報廣州辦事處的一名見習記者，文革後當了官，一直在省委有關港澳的部門工作。他既未做過報紙工作，又未經歷過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由於某些關係而獲得調升。倘若說文匯的盲目發展歸罪於此人，未免過分一點，此人倒是張社長的代罪羊。
後來，中聯辦跟著從內地調來一名總經理，不知是新來的老總能幹，抑或是他到任後瞭解了資本主義的經管手法，經過他的努力，文匯報進行了債務重組。經過一輪計算，原來灣仔道商廈是資不抵債。一般來說，一塊地皮的價值是能抵付其建築費用的，可是文匯向銀行的貸款不止這些，還包括香港仔新廈的裝修費、購買印刷機的費用，等等。原來，文匯在擴展的時候，拿到上級撥付的經費只是盲目發展，弄到裝修等費用都是靠貸款。經過重組之後，文匯放棄灣仔道的商廈還欠下銀行一筆巨款，要把香港仔的資產作抵押，分期償還。原先打算用來收租的商廈，從此拱手交給銀行處理。且說銀行不是炒家，它取得這幢商廈的物業權之後就掛牌出售，賣得的價錢是銀行的投資包括應收利息，如此而已。不料其買家在購入大半年後將之放盤，倒是賺了一筆，此是後話。
經過債務重組之後，文匯尚欠銀行一筆巨款，要分期攤還。不料繼任的社長張某良拿出國內幹部賴賬的慣用手法 —— 不肯承擔前任的債務，拒絕還款給銀行，反正銀行也是中資機構，是共產黨欠共產黨的，有甚麼賬好算。可是，這位社長不知道香港實行的是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方法，此事若是換上了是外資銀行，債主可以下令文匯報清盤，資產拍賣。中資銀行不能做得那麼絕，不過他們為了保障本單位的權益，立即申請把文匯的資產釘契。即是 說文匯報在香港仔的物業和資產不能再按揭或出售，最要命的是文匯報所有董事都被銀行列為不守信用之人，並且通報天下。
可憐這批董事都是公家的委派的，無權無利，到了這個境地反而落得不能向銀行借貸亦不能作借貸擔保人，成為沒有信用之人。張雲楓主政十多年，他一手發展了文匯報的美輪美奐的社址，其實隱藏著許多不利的因素，不管他有無先見之明，起碼欠下一屁股的債務是他任內的事，他自己在任內不能還清債務，亦欠缺還債的手段。只能慨嘆一句曰：此人真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測」矣。
2011 年 6 月 17 日於多倫多梅西學院。
文章來源：《前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