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9月22日訊】相傳，夏禹立國之後，與首輔大臣伯益私訪民情。二人來到京都大街上，八位官兵押著四名囚犯在人群中迎面走來。禹急忙攔住囚犯，雙目落下淚來。官兵們上前阻攔，伯益急忙上前亮明身份。官兵、囚犯和百姓們紛紛叩拜大禹天子。伯益問禹為甚麼流淚，禹慚愧地說自己不如堯舜，未能令天下太平，而致令百姓之中滋生了罪惡，故自責而泣。
雖說只是一個歷史傳說，真實度卻從未令人生疑過，且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歷數千百位帝王中，有史料記載因治下百姓失卻德行而泣、而下罪己詔書的絕不止一人。與此對應的，厲法治世而致丟了皇權王位、生靈塗炭的卻是更多。然而，數千年的歷史經驗的積累，卻似乎絲毫未成為今世「權柄在握者」的警示。
自月初起，「紅朝」的「立法機構」提起「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以來，「朝野內外」批判之聲不斷。當然，這事到如今已議得過多，自不必筆者多言「其法之惡」。只是曾經有一處疑問，至近日方得解。就是這個批判之聲不止於「在野刁民」、「內外敵對勢力」，即便「朝內立法、執法之士」亦多有非議見諸於世。莫非，「朝內亦不和諧」？
幸而，近日偶閱一位法律界大家之作，謂今日之法改，名為完善法制之規，實則為「公、檢、法」幾家爭奪權勢之果。原本「公、檢、法」三權分立，互為制衡，尚可於「體制」之內，為「律法之公」留下些許立錐之地。然而，近些年來，伴隨經濟發展，各類案件所涉利益日增，案子在誰手裡握的時間越長，「暗箱之利」便是「近水樓台」。是故，「修正分贓程序與比例」亟待解決，於是，立法過程便成了狼狽爭食民利的分贓過程。「修正案」出台前後，見不得光的爭爭鬥鬥，更甚於我等「刁民」因恐懼「惡法加身」所付之功。
狼狽之鬥姑且棄之於旁，亦見有各類學者，確是出於推進法制化進程，而在理論上探討著「保護人權與打擊犯罪之間，如何保持合理的平衡，或者說哪個價值更加優先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本身，卻如「先有蛋還是先有雞」一樣轉變成了高難度的哲學問題。
回首中華歷史，有一治世流派被稱為「法家」，其中最聞名的當是春秋時代的商鞅，其「商鞅變法」的故事流傳至今，而商君之法太過刻薄寡恩，設連坐之法，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頂、抽肋、鑊烹之刑。其結果，雖然令秦國一度強盛，然而帶來的負面影響卻令大秦帝國短命如斯，而其本人亦在失寵於秦王后，在出逃路上因「投店沒有身份證明」（和時下怎如此相似？）而慨歎出一句流傳至今的另一名句：作法自斃。
再看「紅朝」之史，向以階級鬥爭為綱，當法官都被要求與犯罪行為與犯罪份子「做鬥爭」的時候，「法律」亦不過是一種「鬥爭的工具」而非「維護社會公義的保障」吧？更何況現如今，在「舉國儘是受敵對勢力矇騙的、不明真相的刁民」環繞之下，「維穩」方是「紅朝」第一要務，此時談及「保護人權與打擊犯罪之間孰輕孰重」豈非笑談？
其實，律法寬嚴之功過，千百年來一直在探討，然而每一次探討都不會是超脫於社會環境之外成為理論之爭。「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的道理，想來亦適應於此。一部份人高座於上、凌架於一切「律法」之上，將那「律法」再怎樣扮來扮去，亦不過是其打壓「不穩定因素的工具」罷了。
若真能如「大禹哭囚」般為民謀福，又何需如此擴大「執法之權」？如若僅作「維穩續命之方」，便是再多「黑獄」、「暗警」、「被失蹤」，恐怕亦如以厲法治世的商鞅一樣，作法自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