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1月20日訊】金正日猶猶豫豫不敢實行市場化經濟改革，中共推三阻四不敢實行民主化政治改革，他們之間，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差異；中國要走出困境關鍵是民眾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
「抗議」，成了2011年國際社會的一個重大主題，在中國，也有相當普遍的表現，特別是廣東烏坎事件中，民眾抗議迫使當局對其村民自治有所讓步，引起廣泛關注，意味深長。而年輕作家韓寒徵求網友感興趣的問題，得到數萬條回應，他以「談革命」、「說民主」和「要自由」作答，其姿態看上去接近官方立場，對權力的批判鋒芒減弱而未被「和諧」，且受到喉舌稱讚，這些敏感話題隨即激起議論之波瀾，也很有意思。
毛後中共政變阻止權力世襲
然而，朝鮮獨裁者金正日逝世，金氏家族年輕人接掌權力，再次顯現其「社會主義」光環下家族世襲的底色，而中國共產黨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既阿諛奉承、又自我標榜，對全體中國民眾而言，實為當頭一棒，不由得驚覺，辛亥百年之際憲政未成，獨裁世襲離我們其實不遠。
十年動亂，毛澤東擊敗黨政官僚集團，幾乎為其家人鋪就了繼承最高權力之路。不過，毛澤東畢竟是精明的政治家，儘管他認定江青毛遠新等輩可以秉承他的思想與意志而延續其「革命」大業，卻也明白，中國民眾既難以跟隨他「反周」，也同樣無法接受公然世襲的權力安排。他只能讓其家人在黨政官僚環伺的環境裡好自為之，能否成事，盡在未定之天。
毛澤東身後，中共黨政官僚以政變手段阻止了毛氏權力世襲，然後改革開放30年，在維持其一黨專政的前提下，艱難地將個人獨裁與集體領導相結合，形成「一代兩任十年」的權力交接模式。中共即將召開它的十八大，如無意外，這種模式可再譜新章，更為常規化，而黑箱之中正在施展的各種動作，儘管不時也在檯面上弄些風雨出來，讓人好奇它的各派之間得失究竟如何，基本格局應不致大變。
羨慕朝鮮中共趨向間接世襲
在中共一黨專政的平台上，個人獨裁在其權力體系中從上到下都還是常態，只是披上一件「集體領導」新式外衣，演變出較為複雜的寡頭獨裁狀態，再加上被它不知羞恥地自我表揚，這樣的形態演變似乎就是了不得的「進步」。不過，它越來越肆無忌憚地放縱其子孫們攫取權力與財富，只是在直接世襲上還很小心而已，同時，它坦率地頌揚朝鮮金氏家族統治，讓人看到，即使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權力的家族世代相傳不僅陰魂未散，甚至可以冠冕堂皇。
細看如此景象，可以明白，中共體制與朝鮮體制，其實都是由前資本主義演變而來，在憲政未能展開之際，依恃「偉大的」黨及其軍隊之強勢，悍然以黨專政取代專制王朝。這兩種形態之有所不同，在於中共體制在較為開放的環境裡進入到寡頭獨裁的境界，而朝鮮體制在封閉中仍敢於直接堅持家族世襲，如此而已。
朝鮮獨裁者不避諱家族世襲，顯然爽快得多。甚麼「主體思想」，甚麼「先軍政治」，與馬克思主義有何關係，人家根本不在乎。相比之下，中國社會自辛亥革命以來，畢竟開放了許多，而所謂「社會主義」的「革命」實踐被中共弄得一團糟，中共諸公不免心虛，不能不費盡心思，將他們自己的私貨打扮起來，吹噓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所謂「創新理論」。這樣，他們向著朝鮮獨裁者望去，羨慕之情油然而生，也就難免。
金正日猶猶豫豫不敢實行市場化經濟改革，中共推三阻四不敢實行民主化政治改革，他們之間，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差異，而改革的風險，則顯而易見。
當年毛澤東領導中共，堅決反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市場化改革的浪潮，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東歐蘇聯利潤掛帥，特別是赫魯曉夫轉而反對斯大林，在毛澤東和中共眼裡，都是「修正主義」。等到毛澤東發現，自己身邊的黨政官僚集團之領袖就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他不惜發動「文革」把中國折騰得天翻地覆，也要防止發生「資本主義復辟」。這個「革命」的副產品，是為毛氏小集團騰出了權力空間，可憐他們立足未穩，還是被打倒在地。改革雖難以展開，直接世襲終究也難以成功，現在出現間接世襲的趨向，能否有更大成就，還不好說。
民眾自治本身具有某種革命性
中共幾經周折走上了市場化經濟改革之路，不過，它顯然看到，較為徹底的市場化，不僅勢必瓦解它目前尚在堅持的國有經濟體制，也不可避免將推動民主化進程，從而動搖它的一黨專政。中共擺脫了毛澤東束縛，然而毛澤東的幽靈還附在它的身上。它出於本能，要從市場化改革的路上縮回去，不僅矢口否認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經濟上大踏步「國進民退」，而且臉不變色心不跳地向西方國家要求「完全市場經濟地位」，趾高氣揚地向全世界示範它的「中國模式」，一不留神，毛澤東的基因即顯現出來。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其社會基本矛盾，是國有體制與社會化生產力發展之間的矛盾，而民眾與權勢階層之間的矛盾，則成為社會主要矛盾。毛澤東發動「文革」，意在反對「修正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復辟」，而「打倒走資派」一呼百應，其實正是民眾與權勢階層之間矛盾藉機爆發。中共在毛澤東逝世後順應民意、否定「文革」，進而推動改革開放，走向市場化，中國自然出現轉機，然而近年來，中共向後退去，那麼，社會矛盾也就再度尖銳起來。
跡象之一，是社會輿論中對「革命」的關注度上升，甚至陡然間變得引人注目，同時，對「革命」的擔憂也明顯出現，韓寒的議論即為其典型表現。擔憂或恐懼「革命」，乃是希望中國不要再次走進「同一條河流」，畢竟，「革命」之覆轍已經不少，而市場化進程極其艱難，中國社會在現代的門檻附近長久地蹣跚，而新老官僚們對這一沼澤地帶更是癡迷般的眷戀。
中國城鄉正在出現許許多多的抗議活動，「革命」者自然希望星火燎原，眾多的抗議活動聚集為滔天浪潮，推翻共產黨專政，而這樣的圖景，大體上仍未脫離過去的「革命」模式。不久前那部電影《讓子彈飛》，裡面有句台詞，「沒有你，對我很重要」，讓人覺得很敏感，也讓人覺得很興奮。
而烏坎村的村民，他們沒有揭竿起義，沒有鬧革命，他們在自治中抗議，在抗議中自治。那自治是宗族自治也好，是民主自治也罷，很簡單，很自然，有激情，又不失鎮定，卻使得那些抗議更有了些深刻意義。
其中的啟示在於，民眾的自治本身，就具有某種革命性，也就是，自己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在這個意義上，分散的抗議即使前途渺茫，即使未能很快「星火燎原」，只要能夠對民眾自治有所推動，同樣「對我很重要」。
——原載《動向》雜誌2012年元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