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4月30日訊】長期以來，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輿論宣傳工具持續不斷的向中國民眾強力進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騙洗腦宣傳，太多的中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對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諸多歷史及現實事件，認識糊塗，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認識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營造的錯誤泥沼中不能自拔，嚴重的影響了對事物的客觀判斷而不自知。本文擬就當今及歷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蓋的諸多歷史事件中的部份大事的如實解讀，幫助你廓清迷霧，恢復良知。
關於中國傳統文化（中）
三、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與作用
歷史上，傳統文化經歷了幾次浩劫，最近的一次是民國初年來自西方文明的衝擊，最突出的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幾乎全盤否定；再一次是十年「文革」的「破四舊，立四新」，傳統文化被毛澤東一棍子打死，整得奄奄一息，拿儒學大師杜維明的話說是「大難不死」，最後幸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把他列為世界十大歷史名人之一。但在浩劫中孔家店多次被打倒，孔聖人被蔑稱孔老二。這兩次浩劫的肇因就是對傳統文化的評價問題。關於傳統文化的價值及作用，一百年來一直爭論不休，總體上是負面評價過多，認為它是阻礙進步的絆腳石，是中國進入現代文明社會的障礙，是必須拋掉的沉重包袱。這是傳統文化多災多難的直接原因。在傳統文化日益受到各國保護和尊重的今天，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如此數典忘祖，猶如仇人一般，不遺餘力地詆毀自己的傳統文化。為甚麼一套穩定了一個民族兩千多年的文明體系會落得如此下場？會面臨如此尷尬的局面，被它的國民無情的拋棄？毫不顧念曾經的好處？以「仁義道德」育化子民兩千載，反對它的子民居然一點不講「仁義道德」，絕情絕義到如此，這究竟是為了甚麼？是傳統文化自身的問題，還是它的信眾有問題？還是甚麼別的原因？要解開這一謎團，需要我們注意兩點：一是確認傳統文化的本身是否存在問題；再是審視我們看問題的基點是否正確，看一看我們的視角是否得當。
先看第二點。認真研判我們反對傳統文化的理由，會發現，近百年來國人關於傳統文化的評價問題，受到兩個因素的明顯影響。一個是科學或者說是西方文明，另一個是無神論（或稱迷信）。關於這一點，很少有人注意到。但這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這兩個東西無事生非瞎攪和，我們可能至今還過著太平日子，傳統文化依舊在滋潤著我們的生活。這不僅是個方法問題，根本上是一個基點問題。就像站在比薩斜塔上看風景看不到正的一樣，基點錯了，一切皆錯。這是一個必須歸正的問題。關於無神論的謬誤在前邊已經談過，中華傳統文化是神傳文化這一點已毫無疑義。而關於科學或曰西方文明需要稍加分析。
今天，由於科學占據絕對主導的地位，其如日中天的強勢根本容不得一點質疑。而其實不妨作這樣一個假設，假如科學尚未傳到中國來，西方的船堅炮利沒有影響到大清的國威及尊嚴，傳統文化會否被指責否定？西方的民主會否被視為新的社會發展方向？清初有嗎？明朝有嗎？再往前有嗎？西方的科學與民主一定是絕對正確的人類唯一應該必須遵循的標準嗎？我們的傳統文化綿延兩千年而不絕，科學不過才三二百年的歷史，兩相PK輸贏難料。為甚麼一定要拿科學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呢？科學的方法是對事物無限細分，細緻研究，務求窮盡，直至根底。看上去是好事，甚至可以說是了不起，找到了事物最本質的東西。但是，很少有人想到，科學的方法實際是盲人摸象，把完整的事物肢解開來去研究，雖然它把細部能夠研究的極為透徹，但它卻遠離了事物的根本，甚至忘記了事物的根本，一頭鑽到牛角尖裡回不來了。就像那個大象發燒，它可以深入到細胞裡去尋求根源，哪部份細胞已壞死它都能知道。而實際上大象不過是需要洗個澡。一句話，科學缺乏整體觀念，認死理，這是科學的死穴。所以，科學是一付有色眼鏡，儘管已被絕大多數人習慣，但科學的標準很值得商榷。
對於科學，科學巨匠們並不是一味肯定。愛因斯坦說，「我深信現今時尚以科學理論來解釋人類生命的所謂公理，則不單只是完全的錯誤，而且這種看法應該受到指摘」。又說：「科學、宗教、藝術是同一棵樹上的枝葉。我們過度的相信科學，是否也是一種迷信？擦亮我們的眼睛去觀察世界，純淨我們的心靈去思考人生。」（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再回來——輪迴的科學》導言：知覺的奧秘）2005年8月，50多位頂尖科學家在德國康斯坦茨湖畔共聚一堂，共同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觀點：物理學為我們描繪的世界並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這個世界很可能只是一個巨大的幻想！而科學家們已經著手建立一個全新的科學體系來描述這個世界。2009年3月8日，中科院院士、原中國科技大學校長、著名物理學家和教育家朱清時在松竹書院發表題為《物理學步入禪境：緣起性空》的講演。朱清時先生立足於現代物理學的最新成果，明明白白地告訴聽眾：佛學、道學是高深的科學，而不是迷信！而且否定了「物質是實體」的觀念。他不無幽默地說：「科學家千辛萬苦爬到山頂時，佛學大師已經在此等候多時了！」
再看第一點：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與作用，這是我們的重點。由於中共對歷史的割裂，我們對自己的歷史並不清楚，甚至可以說是很模糊。因為我們所知的歷史絕大部份是被中共篡改了的假歷史、偽歷史，離事實真相差距甚遠。傳統文化有多少好處，我們深受其益，卻並沒有多少感覺，更不用說感恩了。英國著名的哲學家湯恩比博士在上世紀70年代預言：「挽救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唯有中國的孔孟學說和大乘佛法。」2011年8月12日，北師大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長朱小健在接受鳳凰網記者專訪時提出，可以用文化解決目前人類面臨的許多問題。西方學者也意識到要解決社會問題，應該從東方智慧，主要是從中華文化中汲取智慧。在談到中華文化的作用時，他舉例說，如果你完全沒有接觸到，那很難靜下心來；如果真正讀進去，哪怕一開始就有那麼一兩篇，很快你就會靜下來。為甚麼呢？這就是它的價值。它的價值就是教人向善，教人守靜，教人求真，教人和諧。
傳統文化也叫正統文化，傳統文化的本質，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個字——正。浩如煙海的儒、釋、道傳統經典，歸根結底就是叫人守正，唯正才能綿延兩千多年不倒，不僅不倒還傳播至全世界。
傳統文化的價值其實也就是兩千多年來它所發揮的作用。此前，在關於傳統文化是神傳文化以及傳統文化的基本內涵介紹中，已經對此有了大致的瞭解。下面，我們再從它的經世致用角度，做一個歸納總結。
儒學經典《四書》之一的《大學》，提出了實現天下大治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其實也正是整個傳統文化欲實現的最高目的，據此，可以概括傳統文化的價值及作用為以下四點：立道、立人、立國、達致天下。
首要是立道。確立大道綱紀，這是一切的基礎，一切的根本，一切的標準，一切的原則，也是一切的目的。大道在上猶如天意，在下猶如國之憲法，至高無上，國之一切皆由此衍生，以此為範。只能遵循，不可違逆。那麼，甚麼是傳統文化的大道？簡單的說，道家求真，佛家講善，儒家講中庸、忍、恕，這就是涵蓋中華文化的大道。鋪開講，有千言萬語的闡釋例舉，歸納起來就這麼幾個字。以往對於至高真理的表述，一般簡單概括為「真、善、美」三個字，實際應該是「真、善、忍」。「真、善、美」的美，不過是真和善的體現而已。大道至簡至易，但其內涵卻是無窮的高深。道家的真，不是一般常人意義的真理的真，而是一切道理的本真，至真，是一切的根本，至高的道理。佛家的善，也不是普普通通的人認識當中的善良的善，那是人的道理。更高層次的善，是慈悲，那是一種洪大的善，具有熔化鋼鐵的力量；真正的善，能讓魔鬼為之動容，能化解一切爭端，一切惡的因素。而那個「忍」，則要遠遠超出「美」的境界，是獨立於真、善的一種狀態。真、善其實是一種天性，是先天自然存在的天理，表現為自然的靜態呈現；而忍雖然也是天性，卻是一種動態的體現，主要表現為承受外力的能力。大道來自天道，天道就是神意，所以傳統文化的大道體現的就是天意神意。順天意而行，則一切諧矣！
道家的真，佛家的善，至簡至易，通俗易懂；儒家的「忍、恕」則未為廣播。而「忍、恕」實與真、善同等重要！傳統經典中關於「忍、恕」的道理很多，甚至有專輯忍、恕的《忍經 》（元朝，吳亮輯）。試舉幾例。孔子戒子路曰：「齒剛則折，舌柔則存。柔必勝剛，弱必勝強。好鬥必傷，好勇必亡。百行之本，忍之為上。」《論語》：「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童蒙訓》：「忍字一字，眾妙之門。」 釋迦牟尼佛曰：「六度萬行，忍為第一。」 （《明心寶鑒》）孫真人曰：「忍則百惡自滅，省則禍不及身。」夫子曰：「天子忍之國無害，諸侯忍之成其大，官吏忍之進其位，兄弟忍之家富貴，夫妻忍之終其世，朋友忍之終其好，自身忍之無禍患。」（《明心寶鑒》）佛陀曰：難忍能忍，難行能行。退一步海闊天空。忍是一種很高的道行，古今中外凡成就大事業者，莫不依循忍之理，忍是一切善行的保障，無忍則無以善終。守真、守善不易，守忍則更難。
道家的真，佛家的善，儒家的「百行之本」忍、恕，不只是中華民族的至理，而是普天之下皆應遵守的大道。五千年的神傳文化，這是最根本最高境界的概括。大道既立，綱舉目張，一切也就有了章法、體例、範式，神州舞台的大戲也就有了憑依。
其次是立人。立人即正心、誠意、修身、齊家。《大學》：「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孟子：「天之本在國，國之率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離婁上》)關於立人，儒家的道理主要是「三綱」、「五常」、忠恕等。儒家的道理千條萬條，都是圍繞做好人而來，人是萬物之靈，又是社會的主體，一切都通過人的作為體現。對於做人，儒家的經典內容之豐富、全面、完整令人歎為觀止，全世界沒有一個民族有如此多的做人道理，甚至集中起全世界的做人道理也沒有中國的儒家多。常用的有：《三字經》、《弟子規》、《治家格言》、《增廣賢文》、《幼學瓊林》、《孝經》、《忠經》及《四書》、《五經》等。儒家的道理，概括地說就是仁義道德或曰禮義廉恥，再簡單地說，就是善，做君子。孔子倡導「一日三省吾身」，這不就是向內找、做好人的典範嗎！那麼，怎樣就算立起人來了？孟子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謂大丈夫。」這是儒家立人的標準。同時，在做人上儒家還強調正確的義利關係，價值觀以重義崇德為特色，認為「小人喻於利」，「君子喻於義」，「見利思義」（《論語•憲問》）。孟子對義與利作了嚴格區分，認為道義價值高於一切物質利益。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身而取義者也。」儒家告訴我們：為人的成功決不是個人金錢、名譽、地位的成功，而是「做人」的成功，人格的成功。古人重義輕利，仕、農、工、商，把商人和金錢放在最後一位，考不上秀才、進士等，你再有錢家中大門也不能超過一定的高度和寬度，妻子不能穿繡花鞋，秀才見縣官有座位，商人見官只能站著，等等。掙錢再多也不能光大門楣、光宗耀祖，由此督促人去學修身的四書五經，使社會的普遍素質得到提升。
儒家立人的外觀表徵是「禮」。儒家經典《論語》最強調「仁」與「禮」，「仁」是一個人的內在，「禮」是外在的表現。看一個人的仁德如何，只要看他的「禮」表現如何就清楚了。《論語》講「不學禮，無以立」。禮是中國人一切習俗行為的準則，古代從天子祭天、祭祖，諸侯國之間的會盟、外交、軍事，到普通老百姓的婚喪嫁娶、坐臥行走、互相稱謂等，一切都有禮的規範，一切都是禮的體現，古代中國「禮儀之邦」的稱譽即由此而來。仁是靈魂，禮是形式。仁要落實到禮上。「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孔子反覆強調禮的重要，要「克己復禮」。中共當年批孔的時候，誣稱孔子「克己復禮」是要復辟，恢復封建禮教，純粹是愚民，實際是要人回到古時更純淨更美好的狀態中去，用今天的話講就是「重建道德規範」。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中曾這樣記載周朝初期社會「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的狀況：虞人、芮人發生糾紛，想請周文王裁決。進入周境，他們發現，那裡的社會風氣是「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很慚愧，說：「吾所爭，周人所恥」，結果文王也不見了，學周人謙讓著回國了。《淮南子•卷十九修務訓》記載了這樣一個因君臣修德而免於戰事的故事：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賦予義，寡人賦予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為。吾日悠慚於影，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
當代儒學大師杜維明在《儒家傳統與文明對話》中認為，「五四以來批判吃人的禮教，認為禮是強制人、要人做循規蹈矩的工作，給人一種強烈的霸權壓制感，這是禮觀念的異化，不是本來的禮的觀念。」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恢復傳統道統就是做到了仁。依禮去做，這就是仁。具體就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論語•顏淵》）。做到了這一點，人就立起來了。人正，才可以正人，才能有人與人之間相互的和諧、誠信關係。古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非常純樸的，「三綱五常」中的「五常」，最初只是三常：仁、義、禮，這才是神的本意。「智」是孟子的補充，「信」是漢朝董仲舒的補充。「五常」不是並列關係，前者是後者的基礎。人性最純淨的時候，只要三常就夠了，甚至只要做到「仁」，後邊的四常也就有了。《禮記》說：「上下相親謂之仁」。上下能相親，何愁「義、禮、智、信」沒有！實際上，社會越複雜，規矩才越多。
對於做人，佛家講善，善是佛家最突出的特點。道家老子也講善，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尹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老子還強調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老子說：「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老子還說：「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做人厚道，而非華而不實，才是大丈夫所為。所以明朝《明心寶鑒》范立本序云：「曩古聖賢遺志經書，千言萬語只要教人為善。所以立仁義禮智信之法，分君子小人之品，別賢愚之階，辨善惡之異。」中國的傳統經典窮盡了做人之理，從幼童到耄耋，從平民到君王，三教九流，無所不包。任何人，無論貧富貴賤，不分順境逆境，只要做到就盡了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俯仰無愧於天地良心。
關於做人，還需多說幾句。今天的世界主流講的是民主，以人為本，講求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而中國的傳統比較講究等級，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反傳統者據此認為中國的傳統不講民主，等級森嚴。其實是一種誤解。那是一種擔當，一種責任。等級是一種自然的社會狀態，過去存在，現在存在，將來還要存在。社會分工不同必然導致等級的存在。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來自於互相間的尊重，等級不是民主的障礙，關鍵是民本思想的確立。儒家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主張，將民作為社會政治生活的主體；認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主張「為百姓，非以為君也，故百姓存則與存，百姓亡則與亡」。還有「民可載舟，亦可覆舟」等論。而在實際生活中，尊卑貴賤的等級觀念及表現的確存在，這是社會現實不能否認。但是，對於歷史，自有歷史的原因，應該歷史的去看待過去的現實，而不能用當今的標準去衡量。過去的一切是歷史形成的，用今天民主的標準去要求當時的社會肯定不行。而對於今天的社會現狀，中國傳統的做人道理與當今的民主思想也並不矛盾，甚至可以說，真正做到了中國傳統的要求，將是一種更高境界更高質量的民主。
第三是立國。所謂立國，實際是為政，即君主、官吏對於國家、社會、民眾的管理。這也是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穩定的社會狀態，是傳承神傳文化的基本條件，也是教化眾生的必要條件。人以國家、民族為載體，如何看待與處理人與國家的關係，國與國的關係，民族與民族的關係，如何體現人在其中的主導作用，是神造人之後，必然面臨的一個問題，也是神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
《大學》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短短幾句話，闡明了治國修身的關係問題。古之立國的目的並不是為王，而是為宣「明德」，甚麼是「明德」？「禮義廉恥，國之四維」。這與今人為爭權奪利打得頭破血流實在是霄壤之別。要治國，首要的是修身，而修身必是仁義先行，這就決定了一個好的治國方略必是施行仁政。仁政是儒家的治國特色。儒家的仁政，是正統文化的柔性治理，是真正純正的政治。君王以仁義治理天下，走的是王道御天下的道路。君主奉天承運，治理萬民，必先修養其身，以德服天下。《論語•為政》：子曰：為政以德。孔子說「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出現問題，用加強道德修養來解決問題，以德服人，此為最經濟、高妙、平和理性的治國方式。惟有以王道治世，才能長保國家安定富強。邵雍說：「中原之師，仁義為主，仁義既失，四夷來侮。」這正是對中華歷史上外族入侵的最好註解，適用於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宋末、明末的歷史總結。
治國為政方面，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政者正也」。為政必須走正道。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各司其職，各守其道，各取其酬。孔子還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依靠強制手段，嚴法峻刑，不如以道德教化為治國的基礎。
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所持觀念與孔子相同。他拜謁魏國梁惠王，惠王問：「老人家不遠千里而來，將有甚麼高見可以利吾國？」孟子答云：「陛下何必曰利？我只有仁義而已。」惠王問的是「利」，孟子卻跟人家講「仁義」，反映出孟子超越流俗的遠見卓識。孟子主張：「民為貴，社稷（國家）次之，君為輕。」人民至上，而非國家至上，更非君王至上。他勸君王施行「仁義之政」：省刑罰，薄稅斂，使人民不饑不寒，養生喪死無憾，同時，辦校教以孝悌之義，使百姓懂得尊老敬長。如此，則仁者無敵，天下自然歸服。漢書《淮南子•卷九主術訓》：「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
道家的「無為而治」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淮南子•卷九主術訓》記載：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覿焉，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淮南子•卷十二道應訓》記載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嚐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嚐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訓》記載：「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 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
在唐代，《老子》一書受到空前的尊崇。唐太宗自稱老子後裔，說過「柱下為帝室先系」。唐高祖武德年間，不僅為老子立廟，還規定三教次序以道為先。高宗時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尊《老子》為《道德真經》，令崇玄學的生徒學習，並把《道德真經》為貢舉策試的經典之一。唐玄宗還親為《道德經》做注，並在注好後，令臣民必須家藏一本，在民間大力推廣《老子》。宋代宋真宗時加封老子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宋徽宗時把《老子》列為太學以及各地方學校的課本，並在太學、辟雍各設兩名博士，專門講授《老子》。宋徽宗自己也親自為《老子》做注，大加尊崇。至明代，《老子》沒有受到像唐宋時期那樣的尊崇，但明太祖朱元璋也為《老子》親自作注，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本《御注道德經》。清代黃永定的《七真傳》描述了元朝王重陽、邱處機等七人得道成仙的歷史故事。邱處機曾運用《老子》思想說服了蒙古皇帝，從而避免了一場戰爭。等等。
第四是達致天下。這實際是神傳文化的真正目的。讓全人類都接受中華傳統文化的澤被。這從漢時的張騫出使西域，盛唐時的萬國來朝、鑒真東渡、日本的遣唐使以及後來鄭和下西洋等歷史史實中均有反應。
無論儒家、道家的觀念都是大一統的天下觀念，而不是一個國家概念。「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豪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入世開拓精神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社會責任感，所說的就是這個意思。皇帝是天子，管的是天下。《大學》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平天下是最高要求。更早的《堯典》就講「協和萬邦」，要協和眾多諸侯邦國甚至部落成為一個共同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孔子的「天下為公」、 孟子的「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歷朝皇帝的「奉天承運」等表達的都是這個觀念。俗語「老子天下第一」體現的也是這個意思。
那麼，為甚麼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以天下為核心？這實際是中國人的信仰問題。自古以來，中國人認為最高最大的就是天，其它的都在天下。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董仲舒的「天不變，道亦不變」（《舉賢良對策》）等思想，「老天」、「老天爺」、「天哪」、「謝天謝地」等民間俗語，新婚夫婦「拜天地」、過年拜天祭祖、天命論等習俗，以及京城最大的建築群落天壇，等等，都是中國人對「天」信仰的表現。由於地理因素與交通因素的關係，古人把自己視野之內的區域視為天下，這種觀念一致傳承至今。天下實際與世界、國際等後生詞彙屬於同一意義，表達的都是同一意思。天下代表著中國古人對世界的理解與概括。
全世界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這種天下的概念，這是唯中國獨有的。誰都不能稱天下，誰也不敢稱天下，誰也都稱不起天下，因為它需要必須的神賦條件與自然條件。必須有天賦之使命，才能稱天下，才配稱天下。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國家的概念，而是稱王朝，皇朝，一朝一代的延續，普天之下，我為中央，所以稱中國。古時的國是諸侯國，皇朝之下的封地，俱在皇朝的天下之內。真正的國家概念是傳統社會最後一個王朝——清朝結束後，由孫中山創立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中華民國。但是，自秦漢以來中國即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
如果不是天下的觀念，而是一個國家，即使再大，你又怎麼可能去影響別的國家呢？天下的觀念，廣大的地域，這是神傳文化必須具備的條件，也是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第一廣闊土地大國的真正原因（俄羅斯在中國明朝以前不過是以莫斯科為中心的一個小公國）。只有這樣，才可能對世界產生影響，才能夠影響得了世界，才能完成神賦的神傳文化廣傳天下的使命。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顧炎武在總結古今歷史時說：「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顧炎武又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保護國家不致被傾覆，是帝王將相文武大臣的職責，與普通百姓無關；而保護「普世價值」不致被顛覆，即使普通百姓，也有一份責任。所以才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名言。不過，顧氏原意「天下興亡」不是「國家興亡」，而是指儒家普世價值「仁義」的存廢。如果一個社會公然毀仁棄義，崇尚強權，推崇暴政，這個社會就是亂世，就要「亡天下」。
傳統文化在傳統社會應用的最突出最典型的實例就是科舉取士制度。對於科舉制度，一般人的印象是從中學教科書《范進中舉》和《孔乙己》的課文中得到的。《范進中舉》給人的總的感覺就是科舉取士制度泯滅人性。在害人的同時，為社會培養了一批只知搖頭晃腦讀死書，滿口子乎者也，手無縛雞之力，於己於社會全無用處的迂腐臭酸之士。課本中還不忘對有神論捎帶著打一把，那個胡屠戶打過文曲星後，手一時彎不回來的描述很多人記憶猶深。實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取士制度，就這樣被中共貶得一文不值。不可否認，《范進中舉》是文章作者對社會現象的一種譏諷與鞭撻，但此種現象決不是社會的主流。而魯迅筆下的「孔乙己」，除了知道「回字有四種寫法」和「竊書不算偷」的辨術外，可能甚麼都不知道了。魯迅因能罵國民黨被毛澤東奉為旗幟，魯迅的偏激是顯而易見的，「孔乙己」能否代表科舉時代的士階層也不難判別。
中共的目的就是讓你感覺一切封建社會的東西都是愚昧落後的，只有共產黨領導的新社會才是人類社會中最先進的社會制度。這就是中共選擇《范進中舉》和《孔乙己》進教材的目的。為此，需要提醒國人，必須樹立一個觀念：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本土的東西，更不是祖傳的東西，而是自西方傳入的社會垃圾，西方主流民主社會將其視為洪水猛獸，因為其與納粹具有相同的共性——崇尚暴力，肆意殺人。只有確立這個觀念，才能對近代、當代社會的諸多歷史事實正確解讀。而且身為中國人，受黨文化熏染已久、已失去基本辨識能力，需要經常提醒自己。否則，你老認為它偉大光榮正確，怎麼會得出一個客觀正確的結論？
為說明問題，簡要的介紹一下科舉制度。科舉是指始於隋唐、終於清朝的以考試來選拔官吏的制度。它是古代中國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科舉的出現實際是社會發展的產物，朝廷管理體制的健全對人才的需求是重要原因。科舉的雛形是漢代的策問，開始是為了徵詢治國方略。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筆試也由此而來。與策試並舉的還有推薦：一是察孝廉，一是舉賢良。漢代考試和推薦並行。到隋代大業元年（公元605年）設進士科，推薦還是比較重要。後來越來越發現，只有考試才能保證客觀公正地選拔人才，推薦才逐漸淡化。
科舉考試類似於今天的公務員考試，初級為院試，在府一級地方上進行，合格者稱「生員」，習慣上叫「秀才」。第二級為鄉試，在各省城舉行，由生員參加。錄取後稱「舉人」。第三級為會試，在京城進行，由舉人參加，錄取後稱貢生，貢生經過殿試（也叫廷試），錄取後即是進士。進士按成績分為三甲（等）：一甲3人，依次為狀元、榜眼、探花（又稱傳臚），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名，稱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名，稱賜同進士出身。鄉試、會試和殿試三級考試，三年一考。考試內容，主要以《四書》、《五經》的經義為主。一旦進士及第，無異於鯉魚跳龍門，就可以改換門庭，光宗耀祖。洪邁《容齋隨筆》中記載了當時流傳的人生四大喜，即含科舉及第：「久旱逢甘雨，他鄉見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科舉始於西元605年時的隋朝，發展並成熟於唐朝，至清朝末年的1906年被廢除，前後延續1300年。一千三百年間，科舉產生的進士接近十萬，舉人、秀才數以百萬。歷時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至少有三大功：第一大功，為歷朝歷代遴選了一批有識之士；第二大功，推動了以儒家經典為主的傳統文化的普及；第三大功，影響了世界諸多國家的文官建立制度。
從宋代開始，科舉便做到了不論出身、貧富皆可參加。這樣不但大為擴寬了朝廷選拔人材的基礎，還讓處於社會中下階層的知識份子，有機會透過科考向社會上層流動。明清兩朝的進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沒有讀書、或有讀書但未作官的「寒門」出身。通過科考成進士者，多數都非等閒之輩。宋、明兩代以及清朝漢人的名臣能相、國家棟樑之中，進士出身的占了絕大多數。明朝英宗之後的慣例更是「非進士不進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科舉成為高級官員必經之路。
科舉制度影響既廣且遠，它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還遠播海外，對東亞和世界文明進程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對西方國家的影響主要是指英、法、美等國近代文官考試制度的建立主要受惠於中國科舉制；對東亞國家的影響是指歷史上日本曾在公元八至十世紀一度仿行過科舉，韓國（朝鮮）、越南都曾長期實行過科舉制度。
在日、韓、越三國中，日本是最早仿行科舉、同時也是實行科舉制時間最短的國家。公元七至八世紀之際，日本引進中國的律令制度，實行與唐制基本相同的貢舉制度。日本的貢舉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等四科和醫、針等二科。
韓國歷史上的科舉是中國域外實行科舉制最長、也最為完備的科舉，是中國域外科舉制度的典範。從公元958年起至1894年止，科舉制在韓國歷史上存在了936年。
1075年始，1919年止，越南是最遲實行和最後廢止科舉的國家。
1577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離開歐洲赴遠東傳教。1583年，利瑪竇自澳門入居廣東肇慶，此後，利瑪竇在華28年。後來，他寫成《利瑪竇中國札記》，向西方世界詳介中國文化，在論及中國古代文官系統時這樣表述：「標誌著與西方一大差別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實是，他們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即一般叫做哲學家的人來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個國家的責任完全交付給他們來掌握。軍隊的官兵都對他們十分尊敬並極為恭順和服從，他們常常對軍隊進行約束，就像教師懲罰小學生那樣。」
英國，1835年居留中國的格爾斯指出：「科舉是古往今來的其他偉大的君主制度所無法相比的。也許這就是他們所創造出來惟一值得保留的制度，而此制度還未被其他國家所採用。或許將來有一天，它會像火藥和印刷術一樣，在國家制度，甚至是歐洲的國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偉大變革。」
1873年，美國文官委員會在報告中稱：「當我們的大陸尚處於洪荒時代，孔子已經在講授德政，中國人已在讀書，使用指南針、火藥和乘法表。然而東方世界這一最文明的國家對於科舉制度的運用，將比上述任何東西都更能奪走我們美國人的優勢（如果我們算得上有甚麼優勢的話），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倘若不充份肯定中國的宗教或帝制的作用，必將無從作出解釋。」1893年，美國文官考試制度完全確立。美國至今尚在執行的八級文官考核制度，脫胎於明朝的科舉考核制。
鴉片戰爭後，隨著清朝的國門被帝國主義列強用炮艦轟開，中國的社會性質也隨之發生了變化。1905年9月，晚清重臣張之洞、袁世凱、趙爾巽、周馥、岑春□、端方等將軍督撫會銜上奏，要求廢除科舉，興辦現代學校。龔自珍、魏源等知識份子，也呼籲朝廷廢止八股。為此，在各方壓力下，光緒三十一年（1905），光緒帝下詔次年改以經義、時務策問試士。整個科舉考試制度走到了盡頭，永遠成為了歷史。
廢科舉後的100年，大體上可以說是將科舉妖魔化的時代或盲目批判科舉的時代。科舉制承負了許多本不該由其承擔的罪責。古往今來的實踐證明，考試制度有其弊病，但廢止考試制度將造成更大的禍害。考試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才方式，但實際上卻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競爭方式，而考試的辦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壞的情況出現。
科舉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主要在其考核的內容與考試形式。由明代開始，科舉考試內容陷入僵化，思想僅局限於四書五經，被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縛，無論是眼界、創造能力、獨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過科考為讀書唯一目的，讀書變成只為做官、光宗耀祖。同時，科舉亦局限了人材的出路。
一千三百年中國科舉史上，科舉制曾被廢止過數次，然而，每次廢止後不久便有人提出為科舉制平反，要求恢復科舉制。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雖然中國面臨著「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整個社會政治經濟環境與古代大不相同，已經沒有了科舉制生存的社會文化土壤。但此後的幾年，一樣有人提出恢復科舉制。最早提出為科舉制平反的著名人物是戊戌變法時期極力批判科舉的梁啟超。1910年，梁啟超表示「科舉非惡制也」，「此法實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發明也」。他公開提出為科舉平反，甚至直接說：「吾故悍然曰：復科舉便！」力倡恢復科舉。
另一位在科舉廢後不久卻讚美科舉的偉人是孫中山。民國建立後，孫中山在各種場合一再稱讚中國古代考試的公平性，強調考試在政府選任官員中的重要性。他在《五權憲法》等演說中多次說過：歐美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還是從中國學過去的。所以，中國古代的考試制度，是世界各國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孫中山的觀點導致了後來民國考試院的建立，實際上是科舉制的復活。
著名學者胡適認為現代中國的歷史基礎之一便是科舉制度。他說：「這種制度確實十分客觀、十分公正，學子們若失意考場，也極少埋怨考試制度不公……它是一個公正的制度，即使是最貧賤家庭的男兒也能夠通過正常的競爭程序而爬升到帝國最榮耀、最有權力的職位上。經過這種制度的長期訓練，中國人心中已形成了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政府應掌握在最能勝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員並非天生就屬於某一特殊階級，而應通過某種向所有志願參加考試的人敞開的競爭性的考試制度來選任。」在談到戊戌變法時，胡適又說：「康梁變法的時候，只是空洞地吸收外國文化，不知道緊要的是甚麼。學堂是造就人才的地方，學堂不能代替考試的制度；用學校代替考試，是盲目的改革。結果造成中國二十五年來用人行政沒有客觀的、公開的用人標準。」
錢穆在1951年發表的《中國歷史上的考試制度》一文中認為，科舉制「因有種種缺點，種種流弊，自該隨時變通，但清末人卻一意想變法，把此制度也連根拔去。不可不說我們把歷史看輕了，認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鐵鑄成大錯」。1955年，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錢穆又說：「無論如何，考試制度，是中國政治制度中一項比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綿歷了一千年以上的長時期。中間遞有改革，遞有演變，積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聰明智力，在歷史進程中逐漸發展，這決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還知採用此制度來彌縫他們政黨選舉之偏陷，而我們卻對以往考試制度在歷史上有過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氣吐棄了，不再重視，抑且不再留絲毫顧惜之餘地。那真是一件可詫怪的事。」誠然，從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六世紀的大部份時間中，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這種強大，思想上應該歸功於儒釋道文化的一統，體制上應該歸功於科舉取士制度所建立的成熟的官吏管理體制。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侯會認為：「比之造紙、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四大發明』，中國人的這一發明對人類文明貢獻更大！這本來是最有份量的『申遺』材料啊！可惜我們把自家的寶貝當破爛兒扔出門，貶了又貶，批了又批！——不錯，傳統科舉是有不少弊病，尤其是考試內容，局限於四書五經八股文，過於束縛人的思想。作為千錘百煉的考試形式，科舉制是科學的，蘊含著民主、法制的因子，杜絕了任人唯親乃至世襲壟斷的弊病，很值得我們再度審視。」（新浪博客）
四、中國傳統文化對世界文明的影響
1937年，侵華日軍打到山東曲阜——孔子家鄉時，東京大學高田真治教授上書日本軍部:「山東作戰，如破壞曲阜古蹟，日本將負破壞世界文化遺蹟的責任。」軍部急令前線部隊避開曲阜一帶的戰鬥。日軍進駐曲阜後，派兵把守孔廟，將領參拜。當地百姓說，日軍見到孔府的汽車鞠躬行禮，進入民宅發現牆上有孔子像也鞠躬致敬。有人得罪了日本人跑進孔林裡躲避，日軍出於對孔子的敬仰，開槍不往孔林裡打，而是往天上射擊。這並非因為日軍良心發現，而是傳統儒學對日本的影響，才使日軍心懷敬畏之心。
具有萬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為人類和世界做出了任何民族都無可替代的卓越貢獻。但可悲的是，清末以來，特別是中共建政以來，極盡破壞傳統文化之能事，否定傳統文化之風在神州大地日盛。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毀棄傳統文化的國家。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包括日本、韓國和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世界其它眾多國家，卻是越來越重視中華傳統文化，十分推崇以孔子為代表的中華古代先哲之思想，將不少國人曾經視為異端的《易經》、《道德經》、《論語》、《中庸》、《孟子》和《孫子兵法》等中華經典奉若神明。被美國前總統林肯譽為「美國的孔子」、「美國文明之父」的世界著名思想家、作家、詩人愛默生認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老子的思想在世界各國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博士說：「我把老子認作是東方思想的代表」。《老子》成為全世界被翻譯發行量最大的第二本書。早在200年前，法國啟蒙學派的領軍人物伏爾泰，在他的《哲學辭典》中說，「我全神貫注地讀孔子的這些著作，我從中吸取了精華，除了最純潔的道德之外，未發現任何東西……」，他又說，「在這個地球上曾有過的最幸福的、並且人們最值得尊敬的時代，那就是人們尊從孔子法規的時代」。他認為，「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另一位啟蒙學派的重要人物霍爾巴赫也說過，法國要繁榮，必須「用儒家道德取代基督教道德」。 其後在1919年來到中國的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亦提出中國人提倡的和氣、樂觀、禮讓、智能的人生之道非西方文化所能及。
西方文明崛起的源頭在於東方文化。成吉思汗大帝打到歐洲後也把漢人的很多技術傳到了歐洲，由此才有了歐洲的文藝復興，這也是歐洲為甚麼早沒有文藝復興，只在元朝後才產生復興的原因。對此，英國李約瑟的著作《中國科技簡史》中都有結論。中國的造紙術、印刷術、火藥、羅盤傳入西方，為歐洲文藝復興的物質基礎創造了重要的技術條件。如果沒有這樣一些文明的傳入，歐洲的文藝復興欠缺很多技術條件。眾多技術不談，僅僅沒有造紙技術一項，歐洲也發展不起來，靠羊皮代紙不可能使文化大規模傳播，更不用說印刷術的如虎添翼。科技方面，除了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還有一本非常概要的書，即湯普爾的《中國的一百個世界第一》，介紹的都是中國科技成就對於世界的影響。自公元前1世紀到16世紀的很長時期裡，中國都是世界第一強國。
第一，漢字對世界文明的影響。漢字對世界文明的影響主要體現於東亞及南亞地區。據古籍記載，漢字文化早在戰國至西漢初即傳入韓國。之後，漢字和漢字詞便隨著漢籍的傳播，緩慢地滲入韓國語言文字生活，上自國號王號，官爵稱謂，下至文物制度，專用名詞，無不以漢字命名。至唐朝，高度發展的盛唐文化，更是源源不斷地傳入朝鮮半島，有關文化、知識、概念方面的漢字、詞隨之融入朝鮮語言文字之中。韓國至今仍通用諺文和漢字混合的漢字。1961年頒布了《常用漢字表》1300個，1972年又規定了韓國中學生學習漢字。1992年1月22日，韓國《中央日報》發表文章，號召朝鮮人「繼承文化遺產必須進行漢文教育」；「漢字是我們長期以來使用的記事手段。我們祖先的思想、感情和價值觀都滲透在漢字裡。所以，如果不培養漢字和漢文的基礎學力，就決不能繼承祖先的文化遺產」。
韓國一直比較重視漢語教育。1991年9月27日，韓國教育課程委員會發表第六次教育課程修正案，強調對「實用的有效的語言文字」的教學，把初中漢文合併到國語中，在高中列為選修課，引發韓國一些有識之士的批評，有人在韓國《中央日報》撰文說，「在國際化時代，要跟上時代步伐，必須同時重視英語和計算機教育。但是，在國際化時代要想繼承和發展傳統文化，必須進一步重視和加強漢文教育。如果為了適應國際化時代只上英語等外國語課而取消漢文課，就會影響我國成為發達國家，甚至會使我國文化從屬於外來文化。因此，絕對不能廢除漢文課，而應比現在更應加強漢文課，以便在國際化時代更加正確地理解、繼承和發揚我們的傳統文化」。2009年，韓國20名前任總理聯名向青瓦台總統府呈交了《敦促在小學正規教育過程中實施漢字教育建議書》，建議讓小學生分階段學習漢字，不應將漢字視為外語，應視為「國字」來實施教育。韓國大部份家長和老師也都贊成推行小學漢字教育。2010年3月，韓國漢文教育學會組織甚至在首爾火車站廣場舉行「漢文教育正常化」大會，韓國各大高校漢字相關學科的教授和學生們，高舉漢字萬歲的紙牌，要求韓國政府重視漢字教育。韓國的國旗、國徽都是古代中國的太極圖。
日本在將近一千年的歷史中一直借用漢字來記錄本國語言，進行書面交際。日本現存最早的兩部史書《古事記》和《日本書紀》都用漢字寫成。在語彙方面，除了自古傳下來的和語外，還有中國傳入的漢字詞。儘管自十世紀起，假名文字已在日本盛行，但漢字的使用卻並未因此而廢止。時至今天，已在世界占據重要地位的日本文字仍保留有一千多個簡體漢字。
中古時期的朝鮮亦如日本沒有自己的文字，而是使用漢字。朝鮮民族在十五世紀前以漢字為書寫工具。直到李氏王朝末期逐漸捨棄。李朝初期，鄭麟趾、成三問等人依中國音韻，研究朝鮮語音，創造出11個母音字母和17個子音字母，並於公元1443年「訓民正音」，公佈使用。朝鮮才從此有了自己的文字。
越南語最初並無文字而只有口頭語言，當時越南人多使用完全由漢字組成的文言文書寫文章。十世紀以前的越南曾是中國的郡縣。秦、漢、隋、唐在此設官統轄。獨立後的越南，直至十三世紀，才以漢字為基礎，創製出越南文字——字喃。十五世紀時，字喃通行全國，完全取代漢字。
第二，儒家思想對世界文明的影響。對歐美地區的影響。以孔子思想為中心的儒家文化早在十六世紀便在海外傳播。這種傳播主要是來自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的書信和書刊著作的介紹。據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季羨林考證：明朝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意大利人利瑪竇將「四書」譯為拉丁文，寄送本國。天啟六年（1626年），比人金尼閣將「五經」譯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清朝，殷鐸澤與郭納爵合譯《大學》為拉丁文，康熙元年（1662年）刻於建昌。殷氏又將《中庸》譯為拉丁文，於康熙六年（1667年）和康熙八年（1669年）分別刻於廣州及印度果阿。《論語》之最早譯本亦出殷、郭二人之手，亦為拉丁文。康熙二十年（1681年），比教士柏應理返回歐洲。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在巴黎刊發其著作《中國之哲學家孔子》。同年，奧國教士白乃辛的意大利文《中國雜記》出版。康熙五十年（1711年），布拉格大學圖書館出版衛方濟用拉丁文翻譯的「四書」及《孝經》、《幼學》，1783年至1786年譯為法文。衛氏又以拉丁文著《中國哲學》，與上書同時刊出。白晉著有拉丁文《易經大意》，未刊。康熙四十年（1701年），白晉自北京致書德國大哲學家萊布尼茨，討論中國哲學及禮俗。康熙末年，馬約瑟節譯《書經》、《詩經》。赫蒼璧於康熙四十年（1701年）來華，亦曾從事翻譯《詩經》。等等。雍正乾隆年間，中籍西譯繼續進行。限於篇幅不再例舉。
除經學方面，中國歷史也為西方各國所重視。在通史方面，衛匡國的《中國史初編》十卷，不僅在德國發行，還被譯成法文，為西方人瞭解中國歷史打開了一扇天窗。教士馮秉正的《中國通史》1783年在巴黎出版後，更使歐洲人對古老的中國大開眼界，受益匪淺。金民閣的《中國歷史編年》、哈爾特的《中華帝國全志》，以及傳教士合寫的有關中國歷史、學術、美術、風俗、習慣等方面的《中國論叢》，都無不引起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崇敬。在專史方面，衛匡國的《韃靼戰記》一書發行後，在歐洲連續再版十幾次。漢學家柏應理的《中國哲人孔子》、《許太夫人傳》及精通中國文獻的法國耶穌會士宋君榮所著的《書經》、《蒙古史》、《大唐史綱》等，都深得人們的稱頌。以熟悉漢語及滿語而著稱的法國人錢德明著述頗豐，他的《乾隆卸制盛京賦》、《中國兵法考》，以及有關中國古今歷史、文物制度、風物習俗的論文，都對中華文化的譯介與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西方不同的語言，成為交流的一大障礙。被人們稱為「西來孔子」的傳教士柏應理為掃除這一障礙，做了不懈的努力。他回歐洲後，編出了《中國年表》、《漢語初步》、《中國辭彙》等工具書，這些書至今還保存在柏林國立圖書館中。此外，馬若瑟的《漢語札記》一書，對中國語言的性質及其構造，進行了論述，書中列舉了12000多條漢語例句，是西方學者研究中國語言文字方面最早的專著。康熙時的教士白晉、乾隆時的教士錢德明，都先後著有《中法詞典》、《滿法詞典》、《滿洲語文典》等等。這些由教士編寫的字典、詞典，為西方人打開中國文化之門提供了一把鑰匙。
傳教士們持久而廣泛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推介，在西方社會產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受中國經籍影響最大的當屬西方哲學，以法、德兩國的哲學家為主，英國稍遜。如法國大哲學家笛卡爾、法國百科全書派、德國大哲學家斯賓諾莎、萊布尼茨等。萊布尼茨二十一歲就受到中國影響。1697年，萊氏的拉丁文著作《中國近事》出版。他在書中說：「在實踐哲學方面，歐洲人實不如中國人。」百科全書派最重要的思想家狄德羅曾這樣評價中國：「中國民族，其歷史的悠久、文化、藝術、智慧、政治、哲學的趣味，無不在所有民族之上。」中國經籍西傳，也影響了歐洲政治。德國的精神革命、法國大革命、法國的啟蒙運動，都與中國思想的傳播有直接間接關係。
德國最偉大的詩人歌德在《歌德談話錄》中談道：「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感情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只是在他們那裡一切都比我們這裡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在他們那裡，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沒有強烈的情慾和飛騰動盪的詩興……他們還有一個特點，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還有許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禮儀。正是這種在一切方面保持嚴格的節制，使得中國維持到幾千年之久，而且還會長存下去。」
耶穌會士柏應理在《中國的哲學家孔子》序中極力推崇孔子的道德思想：「無限崇高、但同時又是簡單、合理，來自自然理性中最純正的資源……從沒有一個脫離神默示的理性是如此發達和有力量的。」歐洲啟蒙運動的巨擘伏爾泰對孔子有很高的評價，他說：「這個龐大帝國的法律與安寧建立在整體上最自然、最神聖的權力之中：孩子對父親的尊敬，除此之外，他們還有對道德祖師的敬仰，尤其是對孔夫子……他是古代聖賢，約生於基督創世紀之前600年，是他教給了中國人美德。」
對東亞、南亞地區的影響。最近幾年，韓國的端午節已成功申遺，據說，下一步是中醫和漢字。僅從這三樣來看，韓國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作為東亞文化淵源的儒學，幾乎和漢字漢文同時傳入古代韓國。儒學對朝鮮和日本古代文化的影響極為深遠。歷史上，作為韓國民族思想的主流，主要有三種思潮：其一是在庶民階層中有深厚基礎的原始宗教信仰——薩滿巫神教，這是韓國的本土信仰。其二是佛教思想對韓國民族思想意識的深遠影響。其三是中國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幾乎主導了李朝思想領域達五百年之久。
儒家的「忠」、「孝」思想對維護韓國的大家族秩序的倫理道德及社會穩定居功至偉。中國的《舊唐書》記載，高句麗在公元372 年在朝鮮半島建立了最早的儒教教育機關大學，設五經、三史課程。百濟時代普及儒教與高句麗相似，皆「依中華之法」。新羅時期新羅於公元503 年按中國的方式改稱王號。公元632—647 年，新羅曾派大批青少年渡海到中國學習。自三國時代，儒家的忠、孝、烈精神已在韓國的國民精神中得到弘揚。歷經幾百年的精心發展，儒教逐漸成為傳統時代韓國人意識結構的基礎，儒教幾乎融化在朝鮮人的思考方式和行為方式中。直到李朝末期，半島的居民開始向近代跨進的時候，王朝的統治者還尊儒教為「國教」。
儒教思想不僅滲透在韓國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而且滲透到現代人的生活中。韓國著名儒學家琴章泰曾指出：「儒教作為朝鮮民族精神的動力，具有廣泛的功能。它不單純作為某個時代的社會制度或倫理規範發揮功能，而且通過傳統社會形成朝鮮人的意識結構，體現朝鮮人的文化方式的創造性源泉。」他認為，對民族傳統的理解就是對民族自身的發現；對儒教傳統的根本性質的理解，就意味著對推動民族精神的動力的發現。他還說：「通過朝鮮民族思想史去理解朝鮮的文化傳統時，就能發現更深層的意義和根本的力量源泉。而且不能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在民族思想史領域，儒教從開始直到今天，一直作為一個軸心在起著作用。儒教不單純是作為朝鮮民族傳統文化中的思想體系被提出來，而且通過歷史和社會的複合作用來表現它自己。」（《儒教與韓國思想》「序言」）《朝鮮儒家史》的作者玄相允，則對儒家文化的影響貫穿於韓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給予更高評價：「儒教思想對整個朝鮮民族的思想和生活的感化及影響實乃大矣。儒學使朝鮮民族的思想發生了變化，民族性格發生了變化，政治、文化、經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釜山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著名韓國學者金日坤教授在《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經濟》一書中說：「儒學是日本、韓國最具優勢的傳統文化，至今仍作為秩序和原理而發展。儒家文化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功，是由於儒學倫理具有經濟發展的適應性」。在韓國，每年春、秋兩季，全國都會舉行隆重的「祭孔大典」。韓國全國都保持了「鄉校」這樣的普及性群眾性儒學文化教育機構，在成均館設有世界上唯一一所專門從事儒學研究工作的高等學府——儒學大學。
日本江戶時代就有了系統的儒學、朱子學並發展儒學使之成為了日本的「國學」，全國自上而下推行儒家文化，全國民眾尊孔子為「先師」、「聖人」，儒家文化迅速蔓延到日本各個層面的精神領域，不但影響了日本文化，也影響了日本社會的面貌和方向，美國著名日本文化研究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慨言：「從中國學來的儒家文化，使日本從一個用手抓飯吃的民族迅速轉化成了一個世界強國，包括精神方面的強大，文明程度也前所未有的發達，成為了世界著名的『禮儀之邦』」。
越南《大越史記全書》記載：「李聖宗神武二年，修文廟，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畫七十二賢像，四時享祀，皇太子臨焉」。與此同時，越南設立了國子監，凡文職官員一律要入學學習中國儒家典籍史料，並堅持以儒安邦。北方越南受中國大陸極左思想影響，曾一度批判儒學並禁止學習，不過近幾年又開始肯定儒學價值並鼓勵學習。南方越南則一直推崇儒學，並成立了有多家孔學會和儒學會。孔子誕辰日9月28日，就是越南的教師節。
新加坡1965年宣佈獨立，隨著經濟的快速騰飛和社會生活的空前開放，極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物質享樂主義也迅速蔓延開來。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說：「看到了這種傾向，為了持續發展，而不至於把新加坡葬送，我們決定在學校裡教導儒家道德課程，以加強家庭和社會的影響力，促進社會穩定發展」。
正宗的儒家傳統思想在台灣。台灣是華人圈中中國傳統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區。有人說，要看唐代的中國，就去日本。那裡有唐代的建築和歌舞，甚至日本天皇登基也是按照唐代禮儀。要看明代的中國，就去韓國。那裡保存了明代的禮樂制度，據說曲阜孔廟曾派專人赴韓國學習中國早已失傳的「文廟祭禮樂」。要看民國時的中國，就去台灣。那裡保存著傳統的「仁義禮智信」和「溫良恭儉讓」。而在傳統文化的發祥地中國大陸卻無法看到真正的傳統文化，大陸的文化，只是一個「四不像」。
60多年來，台灣與大陸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截然不同。1949年，兩岸分治。國學在大陸成了「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變成需要破除的對象，繼承了孔孟之道的人，也都變成應該被掃蕩的「牛鬼蛇神」。台灣則剛好相反。國民黨一敗退到台灣，就開始清除日本殖民主義的影響，致力於全面恢復中國傳統文化。1958年元旦，唐君毅、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等新儒家做了一件舉世矚目的事情，聯名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理直氣壯地向世人宣示儒學的精義，竭力弘揚儒學。此文發表後，在中、西方文化界均引起較大反響，由此新儒學以及第二代新儒家而為國際哲學界所重視，爾後多次被邀請參加國際性的哲學大會。當大陸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蔣中正卻在台灣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並親自擔任總會長，全力推動文化復興。延續和保存中華民族文化命脈的使命，歷史地落在了台灣。台灣對於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不僅僅是形式，更滲透到了民眾的骨子裡，成了人們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人的生活習性。這與大陸的「國學熱」有著根本的不同，大陸的國學熱多半是出於功利目的的利用，而台灣才是視之為當然的自覺行動，是為人本份的一種自然體現。
台灣對傳統文化的傳承首先體現在漢字上。1949年以來，台灣學校一直延續「國文」的稱謂，使用沿用幾千年的正體字。在小學階段，台灣學校注重傳統文化思想的熏陶和古文訓練，以國文、歷史和傳統文化課程為主。在高中階段，文科的必修課程有三種：《高中國文》、《國學概要》、《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前兩種是語文基礎知識，以及經史子集的基本介紹，《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則完全是「四書」內容。2010年9月7日，台灣教育主管部門又通過了新的「國文科新課程」綱要，進一步加強了民族文化經典內容所占的比重：高中三年文言文所占比重由原來的40%、45%、50%提升至45%—65%，篇數酌定30篇，文章皆出自《論語》、《孟子》、《莊子》、《墨子》、《韓非子》、《老子》、《詩經》、《春秋左氏傳》、《禮記》等經典，另外增補「國學常識」為選修課。這就從體制上基礎上保證了傳統文化的生生不息。
台灣保持著傳統的倫理秩序。台灣的家庭關係很傳統。台灣的媳婦是小媳婦，老人是台灣家庭裡的爺，兒女如果不孝就是大逆不道。這與大陸五七年反右時期、「文革」時期，兒女告發父母、學生告發老師、朋友告發朋友、鄰居告發鄰居、夫妻相互告發，脫離父子關係、夫妻關係的悲慘情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到台灣旅遊的大陸人總會留下一個印象，那就是：台灣比中國更像禮儀之邦。傳統文化的痕跡遍及方方面面。僅就台灣路名，台北市區從北往南排列著幾條主幹道，路名依次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此外還有「四維」、「八德」之類等若干大陸人根本不知其為何物的出自「四書五經」的路名。人們不得不承認，只有在台灣，才能真正體會到甚麼是中華民族傳統的「溫良恭儉讓」美德。
台灣淳樸的民風和良好的道德風尚，歸功於其傳統教育。台灣道德教育的宗旨是「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繼承固有道德」。當年國民黨為台灣各級學校立下了「禮、義、廉、恥」的共同校訓，這與大陸的「教育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完全不能同日而語。今天台灣的中小學教育更加重視修身養德。小學開設《生活與倫理》課程，重點加強對小學生「社交禮儀、生活起居、孝親敬長、善友樂群、待人接物、愛國」等方面的教育。國民中學（初中）開設《國民與道德》課程，重點強化對初中生「修己善群、立身處世、互助合作、濟人利物、民族意識、民主法制、國家尊嚴」等方面的教育，意在「弘揚中華優良文化」。高級中學則開設「公民」課程，在「學養、知能與價值觀念、健全品格、弘揚優良文化、培養法制精神、建設和樂社會」等方面作為教育的重點。「禮儀廉恥、溫良恭儉讓」已成為台灣人生活中的基本規範與禮儀。海外留學生中流傳一則小故事，頗能說明台灣民眾的基本素質：大學裡，台灣學生與大陸學生同一居室。在對待開窗上，大陸學生常嗔言：怎麼還不開窗？怎麼還不關窗？語氣中透著鬥爭意識；而台灣學生總是徵詢的語氣，咱把窗關上吧？
台灣繼承了傳統的宗教信仰。佛教和道教已經在大陸敗落，而在台灣卻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台灣寺廟特別多，香火鼎盛。目前台灣信仰佛教的人口為550萬，占台灣總人口的24%，摻雜佛教信仰的人口占全島總人口的比例則高達80%。
世界的《論語》。中國大陸之外最受歡迎的儒家經典著作中，以修身為核心內容的《論語》是僅次於老子《道德經》的傳世讀物。東瀛日本近年來《論語》「火」遍全國。近年來，《論語》在日本一直保持著暢銷書的地位，出版社打出的宣傳語是：「在混亂的時代，向《論語》學習做人之道。」銷售最好的兒童讀物，是以辦兒童論語私塾著稱的東京明治書院出版的《兒童論語》，以銷量超過20萬冊榮膺超級暢銷書。購書的父母們表示，「希望孩子們從小就接受孔子的教育」。東京明治書院自2005年開辦兒童私塾，到2008年學員已超過千名，而到2010年，日本全國各地面向兒童的論語私塾已經如雨後春筍般興起。這些日本孩子對學習、感悟《論語》，是認真的、專注的，更是敬畏的。商界中開辦的將經營學和儒學結合的「論語」私塾，也頗受歡迎。這種形式的「論語」私塾，被人們形容為「一手拿《論語》，一手拿算盤」。在日本，儒商是商界最受歡迎的商人類型。
孔子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日本的歷任首相，都精通孔子學說。1994年4月，新當選的日本首相羽田孜在上任之前，公開承認他是中國第一個皇帝秦始皇的後裔，祖先姓秦，是徐福一個隨員的後代，在200年前剛改姓為羽田。此話一出，在日本社會影響巨大。羽田卸任後曾經專程去中國國內連雲港市贛榆縣金山鎮的徐福村祭奠。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2002年帶領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參加曲阜祭孔大奠，參拜孔子。言談中能熟練的運用《論語》，寫一手漂亮的漢字。即使那個讓中國人痛恨的小泉，自稱愛讀孔子學說，在為自己參拜靖國神社辯解時說：「『惡其意，不惡其人』是孔子的話。參拜不是為了某一個人。」雖然這是胡說，但隨口能說出論語，說明通曉論語。2007年4月，日本早稻田大學孔子學院設立，前首相森喜朗出席了設立儀式。有好幾位日本首相在退出政壇後，專程到孔廟參觀。2008年1月，福田康夫以首相身份參觀孔廟。並不純粹是為了政治做秀，表達中日友好的願望。如果僅是為了政治表演，他應首選的是西安，而不必是曲阜。他早在2007年11月就特別提出參訪曲阜，說明他對孔廟心儀已久。不僅福田首相要表達對孔子的敬意，日本第二號政治人物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中川秀直2008年年初到中國來的時候，在北京找不到孔廟，專門到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贈送了日本著名企業家澀澤榮一的著作《論語和算盤》表達對孔子的敬仰。他說，澀澤榮一被譽為「日本近代化之父」，一生創辦了500多家企業。澀澤榮一特別崇拜儒家學說，他在此書中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就是既講精打細算賺錢之術，也講儒家的忠恕之道。晚年澀澤榮一的一項主要工作是蒐集、整理和研究《論語》。1923年，他在二松學舍現在的二松學舍大學結合自己一生的體驗講解《論語》，闡述自己的論語算盤學說，整理出版之後為《論語講義》，是一部難得的儒家資本主義經濟論著。
日本皇室小公主愛子的名字就是他和其他幾位學者根據四書五經起的。在愛子出生以前，日本人和幾位中國專家就專門重新研讀了一些書籍，從中擬定了若干個名字供皇室選擇。「愛子」典出自《孟子》的「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最終皇室選擇「愛子」這一名字，就是希望小公主做一個「愛人者」。不光愛子小公主，所有日本皇室的名字或多或少都會有些儒學經典的影子。1382年後，日本皇室男子名字中總帶有一個「仁」字。現在的天皇叫明仁，皇太子叫德仁，而去年新出生的小皇孫則叫悠仁。「仁」是儒學的核心價值，更是儒家認為君主治國的最重要的品性。作為天皇合法性象徵的三種神器——八咫鏡、草雉劍和八阪瓊曲玉，在儒學傳入日本後也有了新的解釋：八咫鏡代表智慧、草雉劍代表勇氣、八阪瓊曲玉則代表了「仁」。日本學者也很以他們在儒學界的研究成果自豪，有日本儒學家甚至很不謙虛地表示：儒教發源在中國，而研究則要看日本。
日本大學者池田大作曾說過，日本人應感謝中國人。是中國，讓日本變成了一個有文化的國家，有文字的國家，將日本由原始的野蠻社會帶入文明社會。日本人應懂得對中國報恩。
2011年3月，由日本《中國巨龍報》和日中韓經濟貿易促進會主辦的首屆2010年孔子文化獎在日本東京舉行。獲獎者之一日本著名棒球教練野村克也感歎：「現在的日本處於迷茫期，太需要從《論語》中取經了！」野村克也多年來一直以《論語》對隊員進行教育，他甚至把自己多年的心得寫成了一本暢銷書——《野村的實踐論語》。另一獲獎者日本著名居酒屋「和民」創始人渡邊美樹，在遍布整個日本的「和民」居酒屋內都擺上了《論語》。在日本有「現代活佛」之稱的酒井雄哉更是畢生向民眾普及《論語》。
美籍華裔學者費景漢博士認為，東亞現代經濟的發展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四小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它們有優秀的人力資源，而這個資源又來自傳統中國文化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不但不會構成現代化經濟發展的阻力，恰恰相反，非常適合現代化經濟發展的要求。從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同構」現象來看，韓國等「四小龍」都屬於亞文化類型，即以原有民族文化為母本，又大量吸入多種外來文化，相互交流、交匯、消融、匯合，產生一種新的文化形態。
韓國的崛起為世人矚目。作為與朝鮮同宗同文相同基點的韓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片廢墟上，能在短短三十年間成為亞洲「一條龍」，原因有多種解釋。美國東方資深記者喬恩•沃倫諾夫指出：韓國取得經濟成功的真正原因，是它將古老中國孔子的儒家倫理同大戰後美國援助期間引入的美國經濟民主兩者揉合在一起並加以巧妙應用所致。美國環太平洋研究所專家狄瑞克•戴維茲1983年6月在《遠東經濟評論》雜誌上撰文認為，東亞地區的成功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促成的：孔子學說有一套社會秩序的基本原則，社會的和諧需要有道德、有才識、有紀律、重和平和強烈責任感的領導者；主政者的責任感與其下屬的忠誠互相契合；在上下之間，親如家人，有著忠誠孝悌互相感應的關係，東亞人將這些價值觀念用於現代社會，從而設計出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的工業開發政策。
《論語》在朝鮮半島的早期傳播跨越了千年。傳播過程中，歷朝歷代都看重《論語》中的倫理思想對社會、人生的重要指導意義，強調對「忠」、「孝」思想的體悟、踐行。
中國譯介到西方的第一本書——《明心寶鑒》。中國最早翻譯介紹到西方的書籍，不是孔子的《論語》，老子的《道德經》，不是四書五經這些經典，也不是中國最早的文學作品集《詩經》、《離騷》，而是在中國失傳的《明心寶鑒》。1592年前，天主教教士高母羨（Juan Cobo）在菲律賓將其譯成西班牙文，於1595年帶回西班牙獻給王子斐利三世，現收藏於馬德里西班牙國立圖書館，是中國翻譯史上第一部譯為西方文字的書籍。直到1662年，科斯達和殷鐸澤才出版了《論語》拉丁文合譯本。這已是高母羨翻譯《明心寶鑒》之後70年的事了。
《明心寶鑒》是明朝最流行的通俗讀物。大約成書於元末明初，輯錄者或整理者是范立本。國家圖書館收藏有1368年刊印的古籍《校正刪補明心寶鑒》。該書內容網羅百家，雜糅儒、釋、道三教學說，薈萃了明代之前中國先聖前賢有關個人品德修養、修身養性、安身立命的論述精華，主旨是勸善勸學，引導人心。該書內容幾乎涉及和囊括了一個人生存於世一生中所要面對和經歷的方方面面，突出了忠、信、禮、義、廉、恥、孝、悌這八方面傳統美德教育，引導人要誠心、正意、向善。在有涯人生要時時、處處都懂得感恩、知足、惜福。
《明心寶鑒》實際是一部通俗的人生教科書，一部修身勵志經典，是明朝時比《菜根譚》更流行的勸善書、啟蒙書，。此書通篇大量運用對偶、對仗、排比等句式，幾乎段段都是格言、警句，可圈可點。它的文字、譬喻簡潔易懂，道理深入淺出，簡單實在；語句文采絢爛，琅琅上口，特別適合誦讀和作為兒童少年研習國學之入門。又因其內容宏富、深厚，在給讀者豐饒知識的同時，也能帶給人深刻的思想啟迪。
《明心寶鑒》600多年來一直風行於韓國、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被用作啟蒙、勸善和修身勵志經典。據朝鮮文（韓文）版《明心寶鑒》認為，《明心寶鑒》最早是由朝鮮高麗王朝忠烈王時代（約相當於元朝中期）的文臣秋適（1245-1317年）所撰。目前在韓國大邱市郊秋氏祠堂的仁興院中，尚保存有《明心寶鑒》木刻版一百六十餘枚。秋適之孫秋濡，於朱元璋初建明朝之際，即恭悠王十二年前往中國協助朱元璋，成為開國功臣，並將其祖父所作之《明心寶鑒》傳至中國。之後，范立本重新進行了編輯整理，從而形成一個由二十篇六、七百段文字組成的新版《明心寶鑒》。整理後的《明心寶鑒》條理、結構更明晰，從明初起即極為盛行，多次重刊、重印，萬曆皇帝還讓人重輯修訂一遍。這種流行到了清朝以後才逐漸衰落。此書民國時期還有刊印本，坊間亦見流傳。而中共建政後，該書慢慢湮沒，乃至於完全失傳！直到2006年初，經由北京大學西班牙文系趙振江先生推薦，中國作協會員、副研究員李朝全整理翻譯《明心寶鑒》，由華藝出版社於2007年1月隆重推出，期望它能在中國「復活」，為弘揚傳統文化盡一份力量。
第三，道家思想對世界文明的影響。早在十六世紀，老子的《道德經》就被西方人譯成西方文字，十七世紀以後，藉助西方商船的往返，《道德經》逐步由中國傳入歐洲，《道德經》被翻譯成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逐漸傳遍歐洲大陸。幾百年來，《道德經》的西文譯本總數近500種，涉及17種歐洲文字，成為發行量僅次於《聖經》的經典著作。
近年來，道教在世界很多地區得到了發展。1995年12月，英國道教協會在倫敦成立。2001年冬至, 歐洲第一座道觀清靜宮在西班牙落成，並取得與天主教平等的合法地位。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有中孚道觀，紐約有天後宮，舊金山市有紫根閣， 夏威夷有太玄道觀等。美國道教協會擬籌捐2000萬美金，在美國洛基山脈按1：1的比例修建武當山紫霄宮道觀。
東亞地區。早在公元前二世紀前後，道家思想借由漢字從漢字文化圈的朝鮮半島傳播到了日本。日本最早史書《古事記》、《日本書紀》中亦有記載的古代道教思想。大約在七世紀，道教神仙長生思想和方術即已傳往日本。日本留學生曾在中國學習道教方技，並把道教經典帶回日本。從平安時代起，道教守庚申的信仰在日本頗為流行。
本山壽星宮是韓國規模最大的道教道觀，座落於韓國蔚山市蔚州區，供奉道教神壽星——南極長生大帝。90年代以後，韓國開始出現道教教團組織，並與中國道教協會建立了聯繫。
朝鮮道教於七世紀在朝鮮半島出現。在624年（唐朝武德七年）高句麗榮留王曾請奏唐高祖希望傳授道教教義。唐高祖李淵於武德七年，遣前刑部尚書沈叔安往冊建武為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仍將天尊像及道士往彼，為之講老子。翌年，高句麗榮留王又遣人入唐學佛老之法。雖然朝鮮不存在像中國道教那樣的完整的道教形態，但道教在古代朝鮮的傳播及其影響比較明顯。
道教現為台灣第一大宗教。中華民國內政部於2000年1月28日宣佈每年農曆1月1日為道教節，屬國定假日，是台灣諸多宗教中以宗教為名稱節並訂於法律中之唯一宗教，也是現代道教史上的大事。
早在1796年前，新加坡建立道教廟宇順天宮。1990年，新加坡道教總會成立。自1996年開始，於每年農曆二月十五日舉行道教節。二十一世紀初，修建起富麗堂皇的三清宮，主殿供奉道祖三清及真武大帝、正一天師，左殿供奉全真道呂洞賓、王重陽、丘處機三位祖師，右殿供奉孔聖人，體現全真道「三教合一」的宗旨。新加坡道教學院和三清道教圖書館2008年底在三清宮正式成立。
道教傳入越南最早是在東晉末年。吳朝以後，中國和越南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往十分密切，道教隨著移民而傳入。越南廣泛流傳對真武帝君的信仰。越南北部和中部有許多奉祀真武大帝的宮觀和神祠。河內市區北部的西湖風景區就有真武觀。
第四，科舉制度對世界文明的影響。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物質文明領域主要是四大發明；精神文明領域，是科舉制。這個觀點首先由西方人在19世紀提出。1835年，英國人英格爾斯說：我們現在在東印度公司已經採用中國人的考試辦法來選拔人才了。如果哪一天，我們全英國也能夠採用這種辦法來選拔、考選我們的官員，那麼對英國甚至對整個歐洲社會產生的正面作用和影響，將要大於火藥和指南針。近代中國的改革家譚嗣同有言：「西法皆源於中國」。他認為中國「效法之」則是「收回所固有而復古」。觀點雖然有些偏頗，但西方的議院制、考試制度等等，的確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了精華。應該說，歷史進入近代以來，西學東漸是文化交流的基本走向，但中國的科舉制度是個例外。所以西方人認為，科舉是中國人賜給西方最重要的禮物。
中國古代的文官制度在世界上獨具特色，首屈一指。西周的世卿世祿制、春秋戰國的軍功爵制、兩漢的察舉征辟制、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以及隋唐明清時期的科舉取士制度，在長達兩千年的傳統社會中，經過不斷調整而日臻完善。隨著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國文官制度的經驗流傳到了西方，對西方文官系統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曾在元朝擔任官職達17年之久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馬可•波羅行紀》中對中國文明的精彩描述，拓展了西方人的視野。明朝時期飄洋過海來華傳教的利瑪竇，在中國生活28年，他在與國外友人的通信和自己介紹中國的著作中，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作了全面而詳盡的介紹。葡萄牙傳教士科魯茲在他的《中國遊記》中，對以科舉之法選拔官員倍加稱頌；修士胡安•岡薩雷斯•德萬多薩在他的《偉大的中國》一書中，對中國的科舉考試方法與內容，做過詳細介紹。之後，西方有關中國官員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的書籍在1570—1870年的300年間達70種之多。1866年10月北京同文館館長馬丁在美國波士頓曾給東方學會做過「中國的競爭考試」的報告，向美國人介紹中國的科舉制度。1867年10月，《北美評論》雜誌發表文章，對中國考試取士制度倍加稱讚。1868年5月14日，美國羅得島州議員托馬斯•詹科斯在向國會提出的報告書中，專門對中國的文官制度做了論述，引起美國參議院、眾議院議員們的廣泛興趣。之後建立的官員考試制度，基本脫胎於明朝的科舉制度。
孫中山先生在20世紀初多次指出：「現在歐美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還是從中國學過去的。所以，中國的考試制度，就是世界上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1943年，哈佛大學《哈佛亞洲學報》發表鄧嗣禹《中國對西方考試制度的影響考》，對科舉制度對於西方的影響作了深入的研究，成為西方漢學界的經典論文。西方人丁韙良曾長期擔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後來還任過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等於今北京大學校長。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直接說：科舉是「中國文明的最好方面」，「當今在英國、法國和美國正在取得進展的文官考試制度，是從中國的經驗中借鑒而來的。」（《科舉制對西方考試制度影響新探》，劉海峰，2001年，《中國社會科學》）
近代以前，日本實施過兩次類似科舉的考選制度，第一次是從8世紀到11世紀，模仿中國的科舉實施過「貢舉」考試，選拔候補官員。第二次是江戶時代的「學問吟味」考試，這種考試僅有獎勵學問的意思。到了近代，神田孝平在明治二年（1869年）提出「進士及第之法」，試圖樹立近代日本的官僚考試制度。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七月，日本初代總理大臣伊籐博文推動樹立近代官制，公布「文官任用令」，對行政、司法、技術三種官吏進行分科選拔。這種考選制度直到1946年才結束。之後，實行國家公務員考試制度，選拔官僚候選人。現代日本的國家公務員考試選拔，十分類似科舉考試。
韓國從高麗時代接受科舉制度， 19世紀末期廢除，有一千多年的歷史。越南的科舉，受中國的影響很深。北宋之前已有越南人到中國來學習，參加科舉考試。10世紀後，1076年開始實行科舉。1920年法國人進入越南，進行教育改革，越南的科舉時代宣告結束。
第五，文化遺產對世界文明的影響。上下五千年的華夏文明，遺留下世界最豐富的文化遺產。這種文化遺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有形的、物質的文化實物；另一方面是無形的非物質形態。聯合國世界教科文組織對於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分成兩大塊：一塊是對有形的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包括人文遺產和自然遺產；另一塊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到2009年為止，中國被列入有形文化遺產的項目一共有38項，其中文化遺產，像故宮、長城等有28項；自然遺產，如九寨溝等有6項；還有既是文化遺產也是自然遺產具有雙重身份的有4項。人類口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到2009年為止，中國 被列入保護名單的一共有26項。這個保護名錄從2001年開始實施。2009年，中國一次有22項被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其中包括書法、篆刻等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到現在為止中國是第一位，數量最多。2009年除了這26項被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還增加了一個特殊名單「繼續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個名錄裡面，中國也是頭一個，占了3項。中國在世界的文化遺產當中舉足輕重，對人類的文化貢獻巨大。
總體上說，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對世界各國的影響，特別是對歐美各國和亞洲各國的影響是巨大的，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唯一的。基於這種影響，神傳文化才可能澤被世界，為全人類提供共同的理想價值，建立起穩定的文明。而從當今社會實踐來看，真正能夠左右世界局勢的也主要是歐美和亞洲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神傳文化的目的也是明確的，這個世界看上去雜亂無序，實際上一切都是在有序的安排之中。
2012年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