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5月09日訊】發生在五十五年前，被毛澤東稱做的「反右運動」，史稱「五七」事件，因傷及數百萬知識群體，對中華民族在經濟建設和精神文化所造成的慘痛後果，至今沒有被清算，只由中共後繼者對它的受害者，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進行了「改正」，但對這段歷史責任卻沒有任何交待，對受害人長達二十三年的工資拒不支付，對受害人所受殘害及後遺症未給任何賠償。
那次「陽謀」的受害人，大部份都在幾十年殘酷而漫長的折磨中死去，至今所剩寥寥無幾，作為僥倖殘存的受害人，我至今都沒找到該用那一天作為這次運動的標誌？該向誰討回公道？該向我們的後人作怎樣交待？
自古至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向來就有「蓋棺論定」的原則，毛已死去整整三十六年了，執政的中共對他只有一個「功過三七開」的說法，對那段「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一直諱莫如深，並沒對他作任何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結論。
難道歷史還沒有到清算此人罪惡的那一天？
若用中華民族秉筆直書的傳統史觀看這段歷史，用它留下的斑斑血跡，和我們曾付出的犧牲來評價，是不能僅僅用補償欠我們二十三年工資了事的，對它的始作俑者已到歷史審判的時候了。
因為在他創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的六十三年期間，不僅喪權辱國，製造飢荒，冤獄國中，破壞社會生產力的正常運行，破壞中華數千年形成的文化道德，堪稱罄竹難書！歷史會公正的承認這點。
回顧
現在我僅想站在受害人的立場上，從新翻開歷史的記載，再談五十五年前的舊事：
1)「五七」事件的依據：從中共正式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五卷上錄用的有關這次運動的文章來看：
1957年3月27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提到了知識份子問題，並提出關於百花齊放中鑒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接著就按照這六條標準，將他原先「和風細雨幫助黨整風」的運動，變成了「急風暴雨的整右派」運動，對照已公布的憲法，「反右」首先就是違法的。
1957年5月15日，毛發表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以「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是黨內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正式創造了資產階級右派帽子，並用上述六條標準製造了歷史上最大的冤案，把全國處於弱勢的幾百萬知識份子無緣無故「坑掉」，完成了復辟獨裁專制，建立一個不稱皇帝的「帝國」夢想。
為了人為製造無中生有的緊張空氣，5月25日國民黨民主建國會中常委盧郁文在嗚放大會上的發言，和同時收到一封帶有子彈的恐嚇信，成為圖謀已久的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的信號彈！
毛稱這封恐嚇信，是當前政治生活中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信號。他說「這封信告訴我們：國內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是階級鬥爭並沒有熄滅，在思想戰線上尤其是如此。」
為了拉那些暫時沒被他拋棄的「黨外人士」作為「反右運動同盟軍」，他首先召開了黨外人士座談會，會上，廖仲凱夫人何香凝寫了一封長信作為書面發言，信中學著毛當時定的調子說：「革命一定是聯合左派，爭取中間派和孤立右派。這個真理並不是今天開始，是古已有之的。……如果不這樣做，它就不成其為革命黨了」。
「今天是新時代了，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走上社會主義。難道在這個時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會有左、中、右了嗎？不會的。大凡忠心耿耿在共產黨領導下，誠誠懇懇幫助領導黨，我想這就是左派。」
7月13日，宋慶齡也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批判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她說：「例如，有人倡議『政治設計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於共產黨和由全體人民所選出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兩種領導機構之上」。
「這種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憤慨和憎惡……政權不是握在資本家的手裡，就是握在工人的手裡。這少數人所要的是資產階級民主嗎？如果是，他們就是要求在中國使資本主義復辟。」
1957年6月10日，人大副委員長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陳叔通，分別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信中都對展開反右鬥爭表示理解和支持。
1958年3月16日，這批大名鼎鼎的的「著名民主人士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了一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社會主義改造促進大會」，在會上通過了給毛的效忠書。
李濟深和沈鈞儒還在《開會詞》中作了肉麻的保證：「我們決心把民主黨派成員的千顆心，萬顆心，聯成一顆心，把這顆心獻給黨，獻給人民，獻給社會主義！……我們請黨、請毛主席、請全國人民作我們的監誓人，隨時考驗我們的忠誠和決心」。
這第一次用中國所有的民主黨派的名義，在天安門廣場上開的效忠會，比後來文革中紅衛兵的效忠會差不多早8-9年！
以後大陸上，媒體上所有發表的文章，無不根據這些名人的模式和措辭炮製出來。
從「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到「反右」到「文革」，一系列的「洗腦」使毛澤東和中共整肅知識份子的一貫策略得逞：先是利用「左翼」整「右翼」；然後再利用「極左翼」整「左翼」。甚至也可能最後利用「右翼」倒過來整「極左翼」……如此循環不已，在不斷地革命混戰中取得毛和中共的絕對權威和統治地位。
可悲可歎的是：參加鬥爭右派的人中幾乎無人在當時看穿毛澤東的權謀。公開給以截穿，結果被鬥的「右派」被參加批鬥會的「打手」(多是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組成)分而治之，(甚至公然違法，拘禁並圍毆被鬥人)使他們毫無申訴餘地，更失去了自衛能力，胡里胡塗戴上了「右派」帽子，隨著剝奪了他們的人身自由，在「打手」們押解下，接受奴隸般的「勞役」(參見我寫的<血紀>)。
值得指出的由於毛長期洗腦，使當年左毒害人害己，當初很多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嚮往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這也是事實。
不意識到被歷史證明了的左毒的危害，難免還會和魔頭共舞，最終害人害己。害己很遺憾，害人很可恥。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使一心想登上帝位的毛澤東竊喜，於是他索性丟掉了
一切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問題」時戴上的「善意」假面具，殺氣騰騰喊道：
「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
「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毒草和香花同生，牛鬼蛇神與麟鳳龜龍並長，這是我們所料到的，也是我們所希望的。」
「……人們說釣大魚，我們說鋤毒草，事情一樣，說法不同。有反共情緒的右派份子為了達到他們的企圖，他們不顧一切，想要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刮起一陣害禾稼、毀房屋的七級以上的颱風。他們越做得不合理，就越快地把他們拋到過去假裝合作、假裝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反面，讓人民認識他們不過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時他們就會把自己埋葬，這有甚麼不好呢？」
「這是一個偉大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只有這樣做，我黨才能掌握主動，鍛練人才，教育群眾，孤立反動派，使反動派陷入被動。……現在國內形勢很好，我們能夠鞏固地掌握工農黨政軍及大多數學生。」
毛看到當時的知識份子原來如此「一盤散沙」，竊喜之餘才在這年六月八日拋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
有人說，到了5月15日，事情超出了他的預計，老毛產生警覺才寫了「整風」失控，才導致「反右」。
例如章立凡認為「反右」是屬於「整風失控」。關於這個，從目前所能找到的資料看，老毛並沒有出現任何「失控」的反應。而且自始至終都沒有逃過他的算計。當年知識份子的軟弱應是他們挨整的主觀原因。
實際上，我們從老毛髮的黨內文件就可以看出來，他完全是有預謀，有目的地讓中共黨外人士發言，而自己則躲在一邊認真收集他們的證據。
為了說清當時的形勢，我們不妨可以看看他給黨內下發的文件是如何說的：
「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的言論，目前不要反駁，以便使他們暢所欲言。」
「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過一個時期再研究反駁的問題。這一點，五月十四日我們已告訴你們了。」
「至於各民主黨派及社會人士大放大鳴，使建設性的批評與牛鬼蛇神（即破壞性批評）都放出來，以便分別處理，大有好處。必須注意爭取中間派，團結左派，以便時機一成熟，即動員他們反擊右派和反動分子。」
上面三段話都是中共內部文件，實際上，這還不夠，這邊下暗樁，那邊又在外面繼續放風，比如5月17日發表《歡迎非黨同志幫助我們整風》，就是繼續鼓動知識份子多說反對話，好收集證據，以便「秋後算帳」一網打盡。而在《這是為甚麼？》的社論中，仍有這樣的話：
「這些決不會使共產黨和人民群眾發生任何動搖。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而人民群眾也仍然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的道路」。
《這是為甚麼？》一文的標題因為是問句的形式，所以有很大的潛藏性，而我們把這句話拿來跟同一天他在內部會議上下發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對比看，一定會讓你出一身冷汗。
上面說了老毛並沒有對中共黨外人士的言論有絲毫「失控」的感覺，就在6月6日「匿名信事件」爆發那天，他還在下達內部文件要求中共黨員沉住氣，等待「時機成熟」，大家也許從來沒見過如此能沉住氣的毛澤東。
而且，從《這是為甚麼？》發表後，氣勢頓時為之一變，其中以6月10日發表的《工人說話了》開始，對「右派」進行了排山倒海的「反駁」，這和「匿名信事件」之前的沉寂相比，雨後的筍子都沒有冒得這麼快，毛澤東當年的殺機可謂「昭然若揭」！
再來看媒體在「反右」之前表現出來的究竟是不是「失控」？老毛說過，《人民日報》是「黨報」，「黨報」怎麼會「失控」？《人民日報》是中共的陣地，在中共的陣地上，有意發表這些言論，決不是「失控」？
然而毛澤東仍在他的御用工具上散布：
「非常明顯，儘管有人叫共產黨下台，有人向擁護共產黨的人寫恐嚇信，這些決不會使共產黨和人民群眾發生任何動搖。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
「而人民群眾也仍然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的道路。那些威脅和辱罵，只是提醒我們，在我們的國家裏，階級鬥爭還在進行著，我們還必須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當前的種種現象，並且得出正確的結論。」
以上就是1957年大陸的政治環境、毛掀動「反右」的圖謀、知識份子隊伍大致狀況。可以說在這場政治運動中，被整的知識份子屬於一批政治盲人，他們是中國獨裁政治狂人陽謀的犧牲品。
沉痛的教訓
我們對毛澤東認清以後，才可以認識他接著提出的「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
反右以後大陸形成的萬馬齊瘖政治局面，為毛創下了獨裁統治的政治基礎，為了建成這種社會，他從史大林那裏不但找到獨裁的法西斯統治手段，建起遍布全國的「下水道」，他照搬蘇聯，建立了一套「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農業實行集體農莊，工業上建立國有化，作為獨裁統治的經濟基礎。
藉著「反右」運動造成誰都不敢說話的政治形勢，1958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層二中全會上提出「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隨著站在經濟建設總指揮的位置上，提出了「大躍進」「全民大煉鋼鐵」「人民公社運動」三面紅旗，想用排山倒海的群眾運動，實現他那十五年內超英趕美的狂人夢囈！
然而，經濟是硬指標，憑蘇聯模式建起來的人民公社，可不像他整人那麼可以駕馭得得心應手！地上收回來的莊稼，糧倉裡的存糧，老百姓衣．食．住．行所必需的物資，可不是靠陰謀詭計能換來的！
毛澤東終於在經濟建設中暴露他原是一個一無所能的庸人，他在人民公社運動中提出的「稀秧密植」，用華羅庚的計算作他的「衛星田」裡放「高產衛星」的依據；在「大煉鋼鐵運動」中所提出的「土高爐」煉鐵，以及他在以後提出的「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無不暴露他那不學無術的根底。成為史學界的「笑料」。
正因他的不學無術，和強烈的忌妒心，才會對先進的科技文化一律否定，製造批判資產階級的名言，別有用心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總是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否定「無產階級專政」，連月亮都是西方圓。可見其專橫跋扈到了甚麼程度。
不管是用「天災」還是把原因歸咎於農民的「落後」，抑或歸罪於「蘇修」的背信棄義，都無法交待大陸庶民在他的大躍進時期餓死幾千萬人的罪責！尤其是無法阻止「眾叛親離」的趨勢。
1959年廬山會議拉開了他大規模「清黨」的序幕，從1966年5月拋出「十六條」到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毛澤東發動了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運動，他是連劉少奇提出「三自一包」也容忍不下的，其實劉少奇提出「三自一包」是在幫他跨下難下的虎背呵！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決定》，從此他瘋狂的利用「紅衛兵」，一手導演了從建法西斯新秩序的過程，毛的後繼人把它稱作「十年浩劫」。
正當毛澤東為挽救四面楚歌，施展出渾身解數拚命一搏，掀起長達十年的文革惡浪，直到1969年9.11事件，他欽定的繼承人也「圖窮匕首見」，投奔蘇聯，1976年周恩來死時北京爆發了4.5事件，使深感孤立的毛澤東，終於龜縮紅牆，渡過了他可恥殘生的最後幾天。
監獄裡服刑的「右派」們，終於揭竿而起，走上反抗的路。這種對暴虐的反抗使我看到了希望，作為親身經歷者，我在<血紀>中展現我們當年可歌可泣的鬥爭歷程，如實記述了悲壯的反抗，這些鬥爭使我看到在抗擊日本入侵時中華民族精神的復活！覺得毛澤東復辟獨裁的陰謀被挫敗了！
縱觀毛的一生，他是一個失敗者和歷史罪人。有人列奉事實認為他創造了「十大破壞」，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十大災難」。
「十大破壞」是破壞生產關係，破壞生產力，破壞民主法制，破壞公民社會，破壞倫理道德，破壞中西文化與五四以來的新文化，破壞教育、文藝與學術，破壞文化遺產，破壞生態環境，破壞國家統一！
「十大災難」是分裂國家，賣國之災，剝奪之災，迫害之災，集體化之災，大躍進之災，大饑荒之災，文盲之災，獨裁之災，批鬥之災，貧困之災。
要補充的是他的欺騙，對道德的破壞，一直延續至今。騙毒入民族之膚太深，市場上假貨假藥到處都是，連做買賣介紹職業、婚姻都在騙，被騙者可知道到頭來還不是自己騙自己。大躍進年代死了幾千萬的農民，難道不是老實的農民受毛澤東騙所造成的麼？
希臘童話裡有一個「狼來了」的故事，就是教育人們，如果一個民族習慣故事裡牧羊人那套，總有一天會嚐到最後被狼吃掉的厄運！不提倡光明磊落，不讓人大膽說真話做老實人做老實事，應是執政者最忌的事。周厲王用衛巫封國人之口最終的結局，已成千古歷史的警鐘！！
1989年蘇聯好不容易走出了「社會主義」的陰影，其中恐怕就有這種殘酷內鬥所產生的「恐怖感」籠罩蘇共領導的因素。
這種恐懼今天在中共中央正在擴大，背著沉重罪惡包袱的中共領導應當看到，為爭奪權力而發生高層權力鬥爭，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險惡，這正是毛澤東帶來的。
歷史的評價
正因為中共堅持獨裁，從毛澤東建政那天起，便是一個與自由民主為敵的國家，而處於鄰國的包圍之中。
當然，評價歷史人物的時候，絲毫不能與當時的社會環境相脫離，當大陸上辛亥革命勝利後，數千年的專制主義意識還牢牢控制著這塊土地上的子民，中華民國並沒有民眾民主意識相支持，毛澤東利用這點，使他獨裁的圖謀得逞。
對這點鄧小平是忠實的繼承人，他作為中共元老，在使用捧殺手段篡位後，依然視民主為大敵，絲毫不想放棄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大位，頑固的權力慾是中共領袖人物所共通的，六四運動暴發，鄧小平下令軟禁趙紫陽，並用血腥手段鎮壓了學生運動，使他成為新的歷史罪人。
1993年由鄧小平抱上軍委主席寶座的江澤民，到了1999年，看到蓬勃興起的法輪功，認定它是中共獨裁統治的威脅，貿然由民政部出面於同年7月22日，將法輪功列為「邪教」予以取締，中共又欠下鎮壓廣大法輪功信徒的新罪。
十幾年來流亡海外的法輪功學員，克服重重困難，在海外的興起，使它成為一股強大政治力量，成為中共獨裁勢力勁敵。
歷史－再告訴我們，在中共後極權時代，中共領導的後繼者，可以拋棄毛澤東所有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和方針，卻牢牢死抱著獨裁這個衣缽不放，因為它不僅僅是少數統治者利益的保證，還是所造罪惡不被清算的保證。這足以說明中共是一個私有觀念特強的農民黨。
十三年統治的歷史進程，反覆證明「無產階級專政」不但是邪惡的根源，也是殘暴施政的指導思想，共產黨的歷史學家，在統計因「路線不同」而喪身的人數時，驚人地發現這個數字超過了屠殺的民眾。
其實坐在中南海最高權位上的九常侍，何嘗不知道他們不但站在全國人民相對立的位置上，而且同歷代的封建朝代一樣，九常侍之間仍在為最高權力進行你死我活的爭奪，最近所暴發的薄王事件，清楚暴露出這種爭奪到了何種程度。
多行不義必自斃，放眼世界，茉莉花已在世界到處盛開，伊拉克，埃及，突尼斯，利比亞的獨裁狂人都紛紛被處以極刑，中國大陸上中共統治集團，內鬥不止民變紛起，不得不靠滿街警察和封鎖消息來維持表面的「穩定」。
唯獨一個名叫顏賓的人，近年跑到加拿大去辦甚麼「紅學會」，在那裏為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遺老們設壇召魂，稱他們都是「神」，在地下召集眾鬼「顯靈」，當然人們只會感到海外烏有之鄉狂徒可笑之極，而嗤之以鼻。
歷史還在為登台表演的中共領導人提供舞台，不過他們該回頭望望他們的前任，客觀看看今天世界進到了甚麼境地，在民主和獨裁的較量中誰取勝了？看清這些人所共睹的事買，才不至於受到歷史的清算！
薄王事件是老天給胡溫一次難得的機會，一念之差可造就你們流芳百世或遺臭萬年。做佛，做魔全憑自己的選擇，不是老天的恩賜。億萬財產是帶不走的，而一個人的名聲將永留千古，胡溫已被推到這個位置上沒有第三條路可走了。
勝儀
201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