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4月23日訊】產業革命恢復了勞動剩餘由創造者自行占有和生產資本由所有權者自主運用，為人類物質財富的生產掃清了障礙。剩下的事情應該是共同尋找社會財富增長的路徑，研究那些可能阻礙財富增長的原因，並嚐試消除它們的方法。政治經濟學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
但我們也別以為政治經濟學只是近代人的科學，實際上，遠在紙墨論爭之前，人類在這片土地上的生存、競爭就已經寫下了最好的政治經濟學。紙墨登場後，其中大量的也只是現實生活這部政治經濟學的翻版。因此，政治經濟學首先應該立足生存現實。它討論的正是眼前或當代對國民財富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相關的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也只是為實現這樣一個目的，那就是一個國家的富強和繁榮，它的人民生活的幸福和愉快。
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在這個問題上說道：「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所教導的，並不是交換價值怎樣由個人來生產，怎樣在個人之間進行分配，怎樣被個人所消費。……作為一個政治家，此外還首先應當並且必須懂得，怎樣才能激發、增長並保護整個國家的生產力；另一方面，他還須懂得這種生產力在怎樣的情況下就會趨於衰退，處於睡眠狀態或被完全摧毀；怎樣依靠了國家的生產力，就可在完美的方式下來利用國家資源，從而爭取國家的生存、獨立、繁榮、權力、文化與遠大前途。」（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298頁。）
儘管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中突出強調了國家意識，他甚至把政治經濟學說成是國家經濟學，是「以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國家（在世界當前形勢下）憑農工商業取得富強、文化和力量的科學」。（同上書106頁）而把斯密、魁奈等人的理論說成是世界主義經濟學，因為他們的理論「是從事研究如何使全人類獲得發展的那種科學」（同上書106頁）。但我們看到，在文化國界的現狀下，任何國家或民族只要願意，都可以方便地取得他國的文化資產。包括李斯特在內的全部政治經濟學家的理論都可以毫無限制地運用於一切國家。儘管斯密等人的理論是立足於全人類的發展，但在現代世界政治背景下，國家的存在使「人類」這一無限包括的名詞在政治經濟學中還不具有實際的意義。國家利益要實際得多，也現實得多。因此，政治經濟學的首要任務還是為一個國家的富足和力量，為該國國民的幸福、自信和美好前途服務的科學。生產資本和勞動剩餘正是在這一前提限制下進行討論和加以運用的。
毋庸諱言，政治經濟學正是在尋求國家的繁榮和富強，它的人民生活的幸福美滿和舒適愉快，使國民增強信心，在國際競爭中贏得優勢，其次才是人類整體的利益，這是當代世界政治決定的立場。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就是振作全體國民，激勵國家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而要做到這一點，依靠國家的行政規章一般都是有害的，有利的作法正如亞當斯密總結的那樣，「是合理的租稅，公正的司法與政治民主」。
對社會財富的增長，斯密曾有過精闢的論述；李嘉圖、魁奈、薩依、馬爾薩斯、西尼爾、李斯特等人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他們都共同從財富的增長著手，對社會生產、分配、消費進行了分析。其中，勞動剩餘的產生和積累，以及資本的合理運用對財富的增長具有的作用，就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也是以勞動剩餘和積累和資本為主要對象，但馬克思卻機警地迴避了財富，至少沒有直接非難它。因為這樣做將很容易被人們識破而引起社會普遍的反感。
可實際上資本本身就是一筆財富，只不過是用於再創造財富的財富（「資本是一個國家為了未來生產而使用的那部份財富」。李嘉圖 《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237頁)。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資本就常常跟財富聯繫或相隨使用，原因就是「財富是指我們必需的，有用的或合意的那些物質對像」（馬爾薩斯《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一章第一節）。而資本就是這些物質對像當不用於消費而用於再創造財富時的稱謂。因此，對國家的生存來說，資本實際比用於消費的財富更為重要。
資本形成依賴的是積累，積累又依賴於勞動剩餘的存在。因此，資本就是人們有意識將勞動剩餘節儉積累形成的。從第一件勞動工具的誕生，就意味著人類有意識將勞動剩餘進行積累創造的開始；而有意識的積累則是勞動者所期望實現的更大的收穫。如果積累不能使他的願望實現，或願望沒有保障，那勞動剩餘就又會被用於消費，不會用於積累。政治經濟學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探明勞動剩餘如何才能更多的用於積累，而不是被那些與財富增長無關的因素所奪走。
並且，已經積累起來形成的生產資本如何運用，才會更有利於財富生產，也是政治經濟學歷來討論的問題。無論如何，將生產資本交給一個與這筆財富的積累、創造和最終命運沒有直接關係的人來掌管，就算他天生一顆善良的心，也無法使他做到與直接創造這筆財富的人，與這筆財富的利害攸關的人同樣真誠地對待這筆財富。
對一個國家來說，單個資本無論所有權所屬多麼不同，都必然構成國家財富的一部份。但資本的歸宿和所有權的法律判定是否合理，將決定一個國家的繁榮與衰亡。因為它將決定國民勞動的熱情，社會勞動剩餘的積累，以及資本能否有效地運用。國家要走向繁榮，只能依靠全體國民的勤勞、智慧和節儉。
斯密就強調了這樣的一個道理，他說，有一種與貿易差額全然不同的差額，隨著這種差額的為順為逆，會促成任何一個國家的繁榮或衰退，這就是每年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差額。這說明剩餘的積累和資本的合理使用對國家的繁榮是多麼重要。馬爾薩斯也說，「如果在一定期間，一國的生產超過了消費，就具備了增加資本的手段，……如果在這一期間，消費與生產完全相等，那就不再有增加資本的手段，社會將處於接近停滯的狀態。如果消費超過生產，那麼在每個相續期間會看到，社會獲得的供應將越來越差，其人口，其繁榮，將每下愈況。
「既然這種差額這樣重要，既然它決定一個社會處境的進步、停滯或衰退，那就肯定有必要，把對順差作出主要貢獻的那些人，同主要使局勢的另一面占優勢的那些人區分開來。沒有這樣的區分，我們就無法探索為甚麼這一國繁榮而另一國衰退的原因，也無法明白解釋，為甚麼工商業者眾多的那些國家，要比以宮廷和貴族的侍從佔優勢的那些國家富裕得多。」（馬爾薩斯《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一章第二節）。
因此，國家財富的分配是傾向於生產還是傾向於消費，能否有效地刺激和鼓勵起生產，是一國走向繁榮和導致衰退的根本原因。
但馬克思與眾不同，他從根本上否定了這一立場和觀點。因為他不是從財富的生產和增長著手，這些對於他是次要的，財富只不過是政治經濟學的命題，而他的目的正是要對政治經濟學進行批判。在這個批判哲學中，財富自然就不能有政治經濟學中那樣的地位，作為財富母體的生產資本也自然就成了另一副面容。
並且，他的研究是以剝削和掠奪為前提的，而他又堅持認為剝削和掠奪是以資本自主生產為前提的。於是，在政治經濟學中是通過勤勞和節儉積累起來作為財富產床的資本，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就成了用戰爭、殺戮、掠奪而來的用於搾取剩餘價值的元凶。
從這一立場出發，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圍繞資本將勞動的剩餘產品改稱為剩餘價值，又為了建立剩餘價值理論將資本分割為「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
就資本而言，政治經濟學是把它當作國民財富的增長之源來研究的。馬克思卻完全不同，他一方面否定了資本的勞動形成過程，稱「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一卷第782頁）。另一方面，他又稱資本是資本家用剩餘價值一次次積累形成的。這時，他卻是為了說明資本家的資本實際是剝削勞動者的勞動得來的。並由此給資本定下了一個可怕的形象，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同上書829頁。）
在政治經濟學中被大加頌揚的資本，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卻成了猙獰怪獸。因為馬克思既不是從經濟著手，也不是從政治經濟問題著手，而是從意識形態著手去研究現實社會的。這種研究手法自然與政治經濟學難入同轍了。
在他的《資本論》即《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續篇中，馬克思這樣說道：「資本發展成為一種強制關係，迫使工人階級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狹隘範圍而從事更多的勞動。作為別人辛勤勞動的製造者，作為剩餘勞動的搾取者和勞動力的剝削者。資本在精力、貪婪和效率方面，遠遠超過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強制勞動為基礎的生產制度。」（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一卷第344頁）。而對資本主義發展最早的英國，馬克思也說道：「『光榮革命』把地主、資本家這些謀利者同奧倫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統治地位。他們開闢了一個新時代，使以前只是有節度地進行的對國有土地的盜竊達到了巨大的規模。」（同上書791頁。）
這幾段文字既是馬克思對資本的評價，也是他對資本自主的結論；它使以往的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在這一結論中得到了自它們滅亡以來最高的昇華，強調了資本自主主義才是人類最黑暗的社會；而英國的光榮革命就是人類最悲慘時代到來的開端。可歷史又是如何評價這一開端的，他卻並不理會。
從奴隸制開始，武力直接強制勞動就代替了過去的間接「強制」關係。過去一直以來，人必須相互依靠，原始時期就結成了捕獵的，防禦敵害的生產和生活依賴或互助關係。這些關係如要稱為「強制」關係也未必不可，因為那個時候，人們就已經相互不能離開，他們已經不能獨居而「不得不」跟隨群體生活。
但這種因為依賴形成的所謂「強制」，比起奴隸的枷鎖和死亡威脅下的直接強制，以及隨後稍有緩釋但卻仍然存在的封建直接強制，應該如何評價？
資本的「強制」形象由馬克思勾畫編排出來，它是原始的，人在自由時代由於相互依賴形成的「強制」關係的發展，它再具有馬克思賦予的醜惡形象，也只能如同那一時期的相互依存關係產生的「強制」一樣。當然，一些人因此擁有了優勢和在利用這種優勢，產生了種種不合理。而馬克思卻把這種「強制」怒斥為，比奴隸的枷鎖和封建的鎖鏈更加殘暴和更無人性的強制關係。他也由此開始導演了一場武力直接強制的歷史大回放，用專政的直接強制方式取代了資本的間接強制方式。
馬克思不會不知道他也是在發展一種強制關係。作為個人，而不是作為像資本，像封建制，像奴隸制這樣龐雜的、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關係和系統，他的強制力在規模上、在效果上、在作用上、在深度上都遠遠超過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強制勞動為基礎，和以宗法的、宗教的間接強制和約束為基礎的強制制度。伴隨他的階級專政理論，他在政治經濟領域大肆宣揚武力直接強制遠比資本的間接強制溫和和親切，世界和平因此被他破壞，半個地球的勞動人民又陷入了他鼓動的武力直接強制的奴役之下。
馬克思對資本的評判是將資本拉出它與勞動相伴的世界而將它強制到政論的沙場上。在這個沙場上，政治經濟學失去了它的功能；這門科學不再是為人類的發展，為國家的富足和力量，為國民的自信和幸福生活服務的科學，而成了一門道地的鬥爭哲學。
可又在幾乎同一個地方，馬克思這樣對資本描述道：「假設這個工人自己占有生產資料，並且滿足於工人的生活，那麼只要有再生產他的生活資料的必要勞動時間，比如說每天8小時，對他來說就夠了。因而他也只需要夠8個勞動小時用的生產資料。但是，資本家（即自己佔有生產資料的這個工人，這時馬克思叫他做『資本家』，是因為他不知滿足）除這8小時外還要工人再進行比如說4小時剩餘勞動，這樣，他就需要一個追加的貨幣額，來購置追加的生產資料。按照我們的假設，他必須使用兩個工人，才能靠每天佔有的剩餘價值來過工人那樣的生活，即滿足他的必要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生產的目的就只是維持生活，不是增加財富；而在資本主義生產下，增加財富是前提。為了使他的生活比一個普通工人好一倍，並且把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的一半再轉化為資本，他就必須把預付資本的最低限額和工人人數都增加為原來的8倍。」（同上書第341一342頁）。
我們倒要問，怎樣來增加呢？難道靠資本家念一個咒語？在這種意義下談增加資本，總得靠預先積累，靠政治經濟學中那種勤勞、節儉的積累，而不至於又是用劫掠和殺戮吧。資本家不可能一當資本不夠時就去發動一場戰爭。當然他此時也不能用剝削的這種手法啦，因為此時還是他自己在占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又是自己在勞動，如果他要剝削的話，就只能剝削他自己。這一下矛盾又一次顯露出來，馬克思自己顯然一點沒有察覺，否則他就不會寫出後面那幾卷來。（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