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迫害的「諾獎」作家巴斯特納克 2

作者:蔡丹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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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特納克對於人類的貢獻,不只因為他在文學藝術領域中創作了一部媲美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的輝煌巨著;更重要的是在於他經過了二十餘年的長期沉默之後,在孤寂的暮年中,以犀利的筆,挾雷霆萬鈞之力,擊破陰森的鐵幕,戳穿了近半個世紀以來俄國御用文人的美麗謊言,使「社會主義天堂」從內部崩陷了一個嚴重缺口,流出了俄人四十餘年來的鬱積血淚,使自由世界的人們,清楚地窺見了陷身鐵幕的俄人的陰森恐怖的「幸福生活」真相。而使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之流手忙腳亂,語無倫次。初則動員蘇俄黨政御用輿論力量來圍攻巴氏,以一切惡毒言詞來抵毀他,用一切共產黨人所慣用的「政治顏色」給他塗「花臉」;繼之則譽之為「一個真正的詩人和一個傑出的翻譯家」毛共說:「……諾貝爾文學獎金的頒發機構,一直在俄羅斯的作家中,千方百計地蒐羅『東方叛徒』。他們冠冕堂皇地宣稱自己是如何如何地看重文學才華,但是……他們所承認的,並且努力尋求和大力發掘的,只是俄羅斯作家中的堅決反對『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天才』,而於一九五八年,基於政治目的,把獎金授於了臭名昭著的叛徒,——反共小說《日瓦哥醫生》的作者巴斯特納克。國際反動派並且由此掀起一個世界性的反蘇反共的浪潮。」(註七)。

巴斯特納克七十年的生命行程,跨越了沙俄時代和蘇俄時代。對於苦難中的俄國兩個時代的暴君之殘忍與惡毒,他太熟識、太清楚了。他極端憎恨沙皇的專制,他曾衷心的歡迎「十月革命」,以為革命的暴風雨將為俄人沖洗一切苦難,帶來自由、幸福。但不久,事實告訴他:「無產階級專政」和沙皇的封建制度,形式雖異,本質則一,以暴易暴而已。俄國人民剛剛掙脫了舊的桎梏,卻又套上了新的枷鎖。因此,巴斯特納克由懷疑「十月革命」而痛恨共產制度,而終於在二十餘年的緘默中,觀察、思考、孕育、創作,完成了不朽之作《日瓦哥醫生》,以「日常現象來解釋真理」(巴氏之語),在真理面前為俄國人民的曠古未有的苦難,做了公正的見證;在全人類面前,向歷史提出對共產主義和赤色暴君的嚴正控詞。

巴斯特納克生前十分明白:赫魯雪夫要填補這個由他一手炸開的「缺口」,有一天會要以他的生命和白骨為磚石的。然而,他無懼於此,他在忍受了長期的痛苦和沉重的抑鬱之後,決心為真理犧牲,為信仰殉葬。他說:「我老了,最不幸的遭遇不過一死。」(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答西方記者)這是堅貞的殉道者受難前的豪語,也是使劊子手們為之膽寒的英雄氣魄。

巴斯特納克,使我們想起了「十月革命」時代最為列寧所器重的詩人瑪雅可夫斯基.弗拉奇米爾.弗拉奇米羅維契(Mayakovskly Vladimir Vladimirovihc.1893-1930)和兩度獲得列寧勳章的名作家法捷耶夫.亞歷山大.亞歷山大維契(Fadeyev 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1901-1965)。他們對於蘇俄的「十月革命」,都曾毫無保留地奉獻了自己的才華、智慧,他們以詩人、作家的良知,憤恨沙皇的殘暴,以豪壯的聲音,頌揚革命,呼喚明天。但是,「十月革命」以後「解放」了的俄國人,飢寒交迫,甚於沙皇時代,史達林、托洛茨基、馬林可夫、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這些人的陰謀權術,爭權奪利,較帝俄時代的貴族權臣之傾軋排擠,有過之而無不及。鐵一樣的事實,粉碎了他們的「夢」,使他們感到受騙又騙人的痛苦與內疚,使他們看到自己用心血、智慧寫成的作品,無一不變成空話謊言;使他們感到對於他們自己所深深摯愛的人民、國家,過去、現在、將來,實際上毫無貢獻。生命的空虛,希望的幻滅,使他們失去了生存與創作的勇氣與憑藉。於是,他們舉槍自殺,以死,棄絕他們恐怖、血腥的「社會主義祖國」;以死,棄絕他們失望的「共產主義天堂」;以死,棄絕暴君史達林和赫魯雪夫。

巴斯特納克呢?他不,他不像馬雅可夫斯基和法捷耶夫一樣無言而逝,他選擇了戰鬥。他決心以自己的生命和愛心,奉獻給他苦難的祖國和受迫害的同胞;他決心為真理,為正義,為人性的尊嚴,為崇高的理想——自由而犧牲。他在一首詩中寫道:

行動的順序早就計劃和佈置好了的。
因此,無法避免最後劇幕的下降。
我孤獨地站在這裏……
要生活到生命的盡頭不是兒戲。

這首詩,是詩人生命的「宣言」。從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巴氏的性格是如此的倔強。在他七十年的生命過程中,從不頌揚新舊時代的「偉大人物」,特別是最近二十年的漫長歲月中的沈默,更完全表現了托爾斯泰所說的「真正的基督徒,可以無抵抗地『屈服』於強暴,但絕不承認強暴為合法」的高貴精神。這要不是有最倔強的性格,最堅韌的生命力是不能做到的。而最後,他終於忍無可忍的向人類、向世界莊嚴地宣佈:
「我確實相信,我已經以藝術家的身份作了見證,我已經寫下了我親身經歷的時代。」
(待續)
註:
7. 蘇俄文化部長稱譽巴氏之語。出處五十六年五月九日新華社廣播短評。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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