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2月01日訊】加西亞‧瑪律克斯發揚光大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流派，每天都在中國社會活靈活現地演繹。最近一個經典案例是，7個訪民在中青報門口喝農藥自殺，被搶救過來後，從醫院直接進了拘留所，因為他們涉嫌「尋釁滋事罪」。
他們是如何尋釁滋事的？因為不滿政府強拆，通過寫信、走訪和網上投訴等管道上訪了29次。在這期間，他們多次被關進了「信訪學習班」。他們在裡面「學習」了什麼？學到了怎樣才能被人套上黑頭套，怎樣以身體抗擊長時間的毆打，怎樣才能喝下自己被打出來的鮮血，怎樣被暴揍一頓之後還能幾天幾夜站著不睡覺、不吃飯。
經歷了這麼多的「學習課程」之後，他們終於學會了自殺。他們以為學會了自殺，其實沒有。正確的自殺方式是：偷偷地獨自一人躲在家裡喝藥，默默地死去。但他們卻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方式：集體到報社門口喝藥，而且被搶救過來了。他們沒死，卻暴露了泗洪縣強拆真相，拆穿了「信訪學習班」慘無人道的「課程」，進而導致了縣委書記、常務副縣長等大人物受到了處分。
這7個可憐蟲，丟了國家穩定和諧的臉面，損害了領導強拆打人的權利。這便是典型的「尋釁滋事」。至於法律規定的該罪條款，什麼毆打他人，損毀財物等等，他們一條都不沾邊。那又如何？無數個現實案例證明，“尋釁滋事罪」是個口袋。對它的定義，決不以法律條文為依據，而是看你「滋事」的對象是誰？若是政府或官員，就一律往這口袋裡裝。
至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那麼多人干犯了與法律意義上的尋釁滋事罪無關的「尋釁滋事罪」。為了避免更多人不知不覺、稀裡糊塗地「尋釁滋事」，我在此簡述一下，除了上訪者之外，還有哪些「尋釁滋事」的高危人群。
在中國，最容易「尋釁滋事」的是律師，尤其是維權律師。有些律師對中國法律的理解是不及格的，他們熟讀法律條文，精通專業理論，卻不懂得變通，不明白潛規則。他們在幫助委託人與政府開展法律博弈時，被「尋釁滋事」了還一臉的愕然。我們幾乎每天都在微博和微信上看到律師「尋釁滋事」的消息，最著名的那個律師，曾經被評為「影響中國2013年度法治人物」，曾經是「上訪媽媽」唐慧的代理人，曾經死磕違憲的勞教制度。他是誰？我問百度，百度說：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記者也是「尋釁滋事」的高危人群。在中國做記者，做新聞的第一條原則不是真實，而是正能量。作為中國的記者，說說豐功偉績，編編好人好事，收收紅包，寫寫軟文，日子還是能過的。但有兩條職業紅線，第一是采寫維權報導，第二批評政府及官員。第一條紅線我當年飽受其害，因為做維權報導，多次被北京市委宣傳部和所在報社批評、調查，有一次還是蔣部長親自批示的。好在我「滋事」的情節較為輕微，不像劉虎那樣膽敢曝光部級高官，所以我也就是偶爾寫寫檢查，沒像劉虎那樣被裝進了的口袋。
公共知識份子也特別容易「尋釁滋事」。所謂「公知」，在當下的中國語境裡大概指兩類人，一是央視和人日常常報導的「大V」，二是有一顆赤心的學者。他們的共同特點是，身處江湖之遠，卻喜歡指點江山，一會兒說政府哪兒做得不好，一會兒說民眾應該爭取什麼權利。雖然他們手無縛雞之力，決不至於在公眾場所追打他人（尋釁滋事罪定義之一），卻用他們的陰暗言語遮掩了領導的光輝形象。記得薛蠻子一開始被抓是嫖娼，再後來就變成了「尋釁滋事」。依據是什麼？恣意轉發。也就是說，轉發微博也是一種「尋釁滋事」。另外我記得，前段時間十幾個學者關起門來開了個研討會，就統統「尋釁滋事」了。
寫作是梳理思維的過程。寫到這兒，我決定修改標題，將「尋釁滋事」改為「尋釁姿勢」。因為我越來越發現，尋釁不是問題，滋事也不要緊，關鍵就看你用什麼「姿勢」。拿本文開頭的訪民來說，如果他們在家裡不聲不響地喝藥，姿勢便是正確的，不會構成口袋罪；那十幾個學者開會本來沒外人知道，可他們將照片曬到網上，姿勢就錯了，便是有罪。總之，你對誰不滿都好，最好不要說出來；說也不是大問題，切切不能在公眾場合（包括網上）說，讓很多人知道你忤逆權力的行為觀點。
可就算是「尋釁滋事」，我還是想說，法律就應該是個教條的東西，不能以政府的意志隨意解釋、變通，更不能將某條法律變通成為口袋、陷阱。17世紀，英國法律規定：鋸斷小樹就上絞架，褻瀆神明要戴腳鐐，在西敏寺大廳打人終身監禁，在王宮打人剁掉右手。很殘酷，但它是明文規定。面對這麼殘酷的法律，你就不會鋸樹褻神，不會在西敏寺、王宮打人。它讓人知道什麼事不能做，而不是一個口袋，不是一個陷阱。你在大街上打人，是不會被剁掉右手的。
我們的「尋釁滋事罪」不但是口袋，而且是陷阱。當你被定義為「尋釁滋事」的時候，你在法典上還找不到它的蹤跡，犯了罪還莫名其妙。所以說，一個國家的法律有盲點不可怕，最多是讓一些壞人躲過了懲處；最怕法律有黑洞，而且還是個無底洞，一不小心就掉了下去。那個禍害中國法治的康師傅被抓了，四中全會重點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我看第一個需要研究的課題，就是「尋釁滋事罪」的現實定義。
來源：網絡
責任編輯：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