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11月06日訊】一般都同意，經濟學自1776年就成為一門既可教、又可學的「學問」了。最早的經濟學教科書的名字是《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The Wealth of Nations，此書較被熟知的中譯是《國富論》。但此譯名會對保護主義、將國家間的經濟競爭視為戰爭、國際間的紛爭、甚至戰爭有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且也較不合乎原著所要表達的內涵，因而使用這個早年的翻譯名家嚴復之最初譯名較妥切），作者是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他有「經濟學之父」的美名。
在亞當‧史密斯和《原富》的開創下，古典經濟學派於焉誕生，先歷經李嘉圖（D. Ricardo, 1772~1824）、馬爾薩斯（T. Malths, 1766~1834），以及密爾（J.S. Mill, 1806~1873）等幾位名家的發揚光大，繼而在馬夏爾（A. Marshall, 1842~1924）的手上演化為新古典學派。由於馬夏爾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書提供了供需圖形等分析工具，經濟學的教學講授更為方便，這門學問也就粲然大備了。一直到今天，眾多基本經濟學教科書都還沿用該書所創的分析工具呢！
1930年代，經濟學有了重大變革。主要因為1929年美國華爾街股市崩盤，引發迄今世人還聞風喪膽的「全球經濟大恐慌」，一時經濟蕭條、失業者遍布，直到凱因斯（J.M. Keynes, 1883~1946）1936年的巨著《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問世，才提出「創造有效需求」解藥。從此，政府能以總體經濟政策對整體經濟體系作「精密調節」的干預，就普遍被接受，也開啟了「總體經濟學」的大門。而「國民所得帳」在1940年代被有「國民所得之父」尊稱的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顧志耐（S. Kuznets，1901~1985）和有「國民會計之父」稱呼的198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李察．史東(Richard Stone, 1913~1991)發展成形，更成為政府能以政策促進「物質性」國民所得(GDP)成長的依據，也助長凱因斯理論的普及。如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接收的財經消息報導，幾乎都是總體經濟的範疇；而經濟學也的確在總體經濟學誕生之後，才成為顯學。
最暢銷最標準的經濟學教科書
亞當‧史密斯的《原富》雖是好書，但講授不易。真正被世人所普遍接受的經濟學教科書是在1948年面世的，就是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遜（P.A. Samuelson, 1915~2009）花了三年才完成的《經濟學》（Economics）。該書出版後洛陽紙貴，曾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其在全球的銷售量被認為僅次於《聖經》。這本基本經濟學教科書之所以暢銷，天時、地利、人和齊備，可謂時也、運也、命也。一來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新的問題一籮筐，經濟學面臨一種動態階段的挑戰，「馬歇爾計畫」所揭示的政府強力策略抬頭，學生普遍渴望能有密切連結時勢的入門教科書；二來薩繆爾遜在當時已有顯赫的學術地位，可以全力撰寫教科書；三來薩繆爾遜精通數理，有充分能力在教科書中以簡單明瞭的「數理模式」搭配撰文，讓學習者更易於研讀。就在此種環境下，薩繆爾遜撰寫的基本經濟學教本轟動全球，不但讓經濟學普及成為顯學，也奠定經濟學在不久之後列入諾貝爾獎頒授學門的基礎。
也就是薩繆爾遜的這本教科書，以及他在1947年出版的《經濟分析基礎》（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讓數理分析工具逐漸導入經濟學，而且也將凱因斯理論透過此一工具傳達給世人。經過半個世紀的演化，經濟學數理化已然喧賓奪主，成為主流。同時，「計量方法」也相應蓬勃開展，使得經濟學可以從事實證，讓「數量化」的結果足以「提出證據」、大聲說話；尤其重要的是，能評估政府公共政策之影響效果，得到數字答案。怪不得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勒（G.J.Stigler，1911~1991）早在1964年第77屆美國經濟學會（AEA）年會上，以會長身分演說時興奮地說道：「數理分析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進的大砲代替了傳統的弓箭手。…這是一場非常重要的科學革命。事實上我認為，比起數量化愈來愈強大的勢力及牽連之廣，所謂的李嘉圖、傑逢斯（W.S.Jevons, 1835~1882）或凱因斯的理論革命，只能算是小小改革罷了。我認為，經濟學終於要踏進它黃金時代的門檻了。不！我們已經一腳踏入門內了。」史蒂格勒在演說辭的文末還篤定表示，經濟學家將會變成民主社會的中堅人物、經濟政策的意見領袖！
隨後歷史的發展，可說完全符合史蒂格勒的預期。在1970年代末期「停滯膨脹」（stagflation）來臨之前，經濟學的發展的確達到頂峰。在此黃金時代，甚至有「從此經濟學家和政客之密切合作，能使經濟體系維持繁榮，不景氣將永不再來」的豪語出現。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在1969年首次頒發，得主就是兩位著名的「經濟計量學家」；隔年第二屆得主公布，又由薩繆爾遜這位「數理經濟名家」獲得。這就更印證：經濟學成為顯學，是因具備了「實證經濟學」的特色。而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黑克曼（James J. Heckman）更堅信：「將經濟學置於可供實證的基礎上….，如此一來，經濟學就可能會有所進展。」
當然，讓政府扮演經濟舞台要角的總體經濟學，加上數量方法日新月異促使實證經濟學發揮重大影響，是經濟學能夠取得如日中天般地位的重大要因。在政府扮演干預經濟主角這件大事上，庇古（A.C. Pigou，1877~1959）–被稱為混合經濟大師–的貢獻，就不能略而不提。他在1920年出版《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提出外部性、社會成本的概念，以及「市場失靈」因而產生，必須由政府出面校正來達到福利最大的論述，這也對政府干預政策和數理分析、實證技巧的重要性提供了更大、更有力的基礎。稍後，當「賽局理論」興起，數理化又更進一步加深了！這種趨勢看似沛然莫之能禦，不過一直以來，反省的聲音還是不時出現，屢見不鮮。
讓經濟學回歸「人性」本質
1949年奧國學派(Austrian School)第三代掌門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在他的巨著（無論是質或量，都可以如此形容）《人的行為》（Human Action）第235頁裡，有這麼一段話：「當今大多數大學裏，以『經濟學』為名所傳授的東西，實際上是在否定經濟學。」
十三年後，米塞斯又在《經濟學的終極基礎》(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An Essay on Method)第五章前段寫著：「如今在多數大學裏以『經濟學』這個叫人誤會的名稱傳授的那一門學科，毛病並不在於任課的老師和教科書的撰寫者不是正牌商人、或是經商失敗者。而在於他們不懂經濟學，以及欠缺邏輯思考的能力。」這不啻在為上一句話提供答案。
奧國學派一向反對經濟學數理化，米塞斯告訴我們：「許多撰述者誤以為，人的行為科學必須仿效自然科學的方法，所以致力於某種量化經濟學的工作。這些人認為，經濟學應模仿化學，從定性分析進步到定量分析。他們的座右銘是實證論的這一句箴言：科學即測量。他們獲得豐沛的基金支持，汲汲營營於重印和重新整理政府、同業公會、大公司和其他企業所提供的統計資料，他們努力計算這些各式各樣的資料之間的算術關係，藉此來決定『相關』與『函數』的一些東西。他們未能意識到，在人的行為領域，統計永遠是歷史，而他們所謂的『相關』與『函數』，除了描述某一段時間和某一區域的某一群人行為的結果之外，沒有其他任何意義。」
所以，米塞斯就說：「計量經濟學，作為經濟分析的一個方法，是一種幼稚的數字遊戲，對於闡明真實的經濟問題並沒有絲毫貢獻。…經濟學家的理論，並非建立在歷史資料的蒐集與分析上，而是建立在像邏輯學家、或數學家那樣的理論思考上。…經濟學家的確能夠像邏輯學家和數學家那樣，窩在有扶手的大靠背椅上來完成工作。使他有別於其他人的，並非他有什麼秘密的機緣，得以處理别人接觸不到的某些特殊資料，而是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他能夠從中發現他人注意不到的一些面向。」
不過，米塞斯在書中特別澄清：主張經濟學不應模仿、以其他科學作為榜樣，並非鄙視或無視這些學科，相反地，必須努力去理解與精通這些學科。他說：「任何人若想在行為學方面有所貢獻，那就必須熟諳數學、物理學、生物學、歷史學和法理學，以免將行為學的任務與方法，同任何其他這些知識部門的任務與方法搞混了。」他又舉例說，形形色色、所謂數理經濟學的基本謬誤，尤其是計量經濟學的基本謬誤，沒有哪一位「合格的」數學家看不穿。
當今數理化、量化、數字化不但是經濟學主流，也是所謂的「科學」，而「拿出(數字)證據來」更是理直氣壯、振振有詞，政府各種政策也都是以此為基礎提出的。或許大家琅琅上口的「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追其源頭就是經濟學被誤導呢！就讓我們好好讀讀米塞斯的這本書參悟參悟吧！！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