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5月31日訊】馬列魔教把自己在中華建立的政權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其名曰「新中國」；把他們毀滅中華民族的罪行粉飾為「建設新中國」；把他們對中國人民的挾持、綁架、奴役，稱為「中國人民的解放」。
其實，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既不屬於中華，也不代表人民，更非一個民主的共和國，而是20世紀30年代蘇俄控制下的「中華蘇維埃」的法統在中國境內的延續與變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馬列主義專制帝國」。所以它既不是「新中國」，更不會去建設「中國」，它的存在正是對代表人類最先進文明的真正「中國」的野蠻侵略和蓄意破壞，以把「中國」徹底逼入「亡國滅種」的絕境！
以中華正統的史觀來看：所謂的「中國」，其內涵不是指地理意義上的地域、政治意義上的國號、人種意義上的種族，而是指文化意義上的「民族」。所以，「中國」一詞首先是指「中華民族」，她是我們祖先在歷史進程中，面對人事變遷、江山易主、朝代更替、成敗興衰的社會時勢，用以標記我們民族特性、傳承我們民族文化、維護我們民族利益，而對我們民族的所有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及精神文明在文化層面上做出的哲理性概括與總稱。「中國」乃「中道」之國，是居於文化高位的「文明」，而非居於地理中央的「國家」，「中國」一詞有著深刻的道德修煉內涵，她是人類文化永恆的「神燈」。
一、「國家」與「中國」的由來及歷史演進（以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為考察物件）
要明白什麼是「新中國」，先得知道什麼是「中國」，那就得從「國」的演變史講起。
「國」起源於「封建邦國制」時代（以社會管理形式為角度界定的歷史階段可參照《歷史發展五型態的迷霧》中的相關論述），是指諸侯的封地，其含義與「邦」相同。「國」（或「邦」）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具有清晰政治意義的社會單位」，也即行政單位，它的形成標誌著人類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簡單社會系統開始向以「地緣關係」為紐帶的複雜社會系統轉變，從「氏族社會」開始走向「民族社會」，於是，社會管理方式也就相應地從「氏族治理」演變為「邦國治理」，之間對比關係標示如下（圖1）：
可見，「國」就是人類在民族社會形態下，對其所採取的邦國治理方式下的基本行政單位的稱呼，其最初含義與今人所謂的「國」大有區別（今天的「國」正是在封建邦國制時代「國」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期間經歷了「國」的地域範圍的擴大、政治含義的定型、以及文化內涵的統一等等複雜的歷史過程）。
「家」是封建邦國制時代的另一個行政單位，指卿大夫的封地（一般由諸侯對自己的親屬近臣所封），在行政級別上稍低於「國」（或「邦」）。「家」和「國」本是含義相近的概念，也由於其同屬社會行政體系，所以常常互文連用以表示諸侯的整個封地，稱為「國家」、「家國」（或「邦家」、「家邦」），其含義與「國」相同。但在歷史的演變中，「國」與「家」卻經歷了完全相反的過程，「國」的意義越來越大、內涵越來越豐富，最終成為整個民族文明的總稱，並在稱呼上演變為雙音節的「國家」；而「家」的意義則越來越小、內涵越來越狹隘，最後只用以表示親屬社會關係組成的最小社會團體，其地緣關係性徹底喪失，完全回歸了血緣關係性。這是「國」與「家」在概念上的演變過程，下面講講「國家」的歷史現實演變。
我們民族大概在黃帝時代就開始進入了封建社會吧！因為「民族」與「國家」是基於地緣關係、在不同邏輯角度下同時出現的、互相對應的歷史形態（見上面圖1所示），既然「中華民族」起源於黃帝時代，那麼「封建邦國制」也應從那個時代開始形成出現。這個假設也很符合邏輯，因為到夏商周時期，華夏大地上已經成邦國林立（封建的產物），動輒數以萬千計，推根溯源其發軔自然要追尋至黃帝時代了（可惜上古史料太少，作為學者只能依靠邏輯推演，而無法做詳盡的歷史考究了，但至少可以認為黃帝時期是封建社會的開始，而夏商周時期是封建社會發展的頂峰，期間自然有一個社會管理制度越來越複雜的發展過程）。
封建時代的邦國關係是一種「鬆散的地緣政治關係」，實力最強大的邦國君主以天下萬邦的「宗主」而居「中央」（關於中央的意思涉及到中國的來歷，下文有解）君臨四海，其稱號上也有別於一般邦國的「公侯」，而稱為「王」，又尊稱為「天子」。但這並不意味著「天子」對諸侯國有直接的操控權力，「天子」只是諸侯國名義上的「宗主」，它的意義只在於榮譽與號召力，並不直接管轄諸侯國內的具體事務，而諸侯國「公侯」對自己封地（國家）內政務的處置也無須通報「天子」，無須對「天子」負責。諸侯國對宗主國只履行一定的祭祀、納貢及出兵打仗的責任，祭祀是封建時代的禮，也就是政治法律方面的責任，納貢是經濟方面的責任，征戰是軍事方面的責任。這樣，諸侯國與宗主國之間通過祭祀、納貢、征戰的方式而形成一種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統一性聯繫，以此形成了現代意義下的「國家」的雛形。
封建社會末期，宗主國的地位逐漸削弱，天子已不能號令諸侯，徒具名號。經過諸侯國之間的征戰與吞併，邦國林立的局面被打破，邦國的數目越來越少，最後只剩下幾個實力強大的邦國成鼎立態勢。在此過程中，歷史沿著以下的邏輯線索演變：「鬆散的地緣政治關係」向「緊密的地緣政治關係」發展；諸侯國與宗主國之間的「平行行政關係」向地方與中央之間的「垂直行政關係」發展；「邦國治理」方式向「郡縣治理」方式發展，等等。這一切都意味著封建社會行將過去，而新型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社會即將登上歷史舞臺，現代意義的「國家」正是在這個新型歷史階段形成並定型的。各種角度下的歷史階段之對比關係如下圖所示（圖2）：
| 社會聯繫紐帶 | 血緣關係 | 地緣關係 | |
| 鬆散地緣政治關係 | 緊密地緣政治關係
（緊密地緣文化關係） |
||
| 社會歷史階段 | 氏族族長制 | 封建邦國制（分權） | 中央集權制（集權） |
| 社會治理方式 | 氏族治理 | 邦國治理（平行行政） | 郡縣治理（垂直行政） |
| 社會形態標誌 | 氏族社會 | 多民族社會開始 | 統一的多民族社會成型 |
| 民族社會 | |||
（圖2）
一般來說，現代意義的「國家」應該具備以下基本特徵：①基本穩定的疆域；②統一的行政系統（包含文政軍事兩方面）；③統一的標準體系；④統一的文化傳承。
西元前221年，周朝封分以來的最後一個諸侯國齊國被秦所滅，秦國一統天下，開創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一統局面。秦的統一為現代意義的「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根據以上的四個標準，秦帝國在當時至少完成了前三項工作（第四項由隨後的漢朝來完成）：①秦朝時代真正實現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想，其所控制的疆域之遼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是後世華夏兒女開朝立國的基本地域範圍；②廢除封建制，實行郡縣制，把全國分為36郡（後隨疆域擴大增至40餘郡），郡下設縣，委派地方官垂直管理，統一了全國的行政系統；③統一了當時混亂的標準體系，如測量領域的度量衡，經濟領域的貨幣，文化領域的文字等等。這些改革使中國歷史進入了嶄新的階段，使傳統「國家」的內涵和實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此時的「國家」不再是諸侯的封地，而是包含整個「王土」，在地理意義上近似於從前的「天下」，在政治意義上則被賦予了新的含義、成為新王朝所建立的新型政治實體的總稱。
當然，現代意義的「國家」還需要穩定的民族心理與民族精神來支撐（這樣，「國家」在文化意義上就近似於「民族」），但由於秦朝的短命，這一最重要的工作只能由隨後的漢朝來完成，相對於秦朝只是建造了一個帝國所需要的硬體系統而言，漢朝可以說是為這個硬體系統開發了軟體作業系統，使之真正具備了可操作性。以儒學（實為外儒內道）為「立國之本」的基本國策的確立，標誌著經秦末的戰亂及漢初的撥亂反正後，發源於黃帝時期的中華文化在漢朝終於迎來又一次的輝煌，中華文明開始進入了另一個成熟階段，「外儒內道」的修煉文化以「國家」的形式正式成為我們民族的核心精神，具有現代意義的「國家」也於此基礎上正式成型，並在這套軟硬體良好結合的系統上一直穩定運行2000多年至20世紀初（後被共產黨毀壞，這正是本文要講的，見下文）。我們今天稱自己為漢人，稱中華文明為漢文明無不源於那個光輝的時代，承受她的文明之光的恩澤。
總結一下：什麼是現代意義的「國家」？它包含三層意義：①在地理意義上近似於傳統的「天下」；②在政治意義上等同於中央集權制下的「王朝」；③在文化意義上等同於「民族」（民族是基於文化而言的，下文有解）。
現代意義的「國家」與封建制時期的「國家」之區別：在地理意義上，前者的範圍遠遠大於後者；在政治意義上，前者是中央集權制王朝，後者只是封地（屬於當時政治實體的一個基本行政單元）；在文化意義上，前者擔負著傳承文化的主體責任，後者只是傳承文化的單元載體。
現代意義的「國家」形態的形成，標誌著「王朝史」的真正開始（相對應也可把封建時代稱為「國家史」，那時「邦國」或「國家」作為封地是不穩定的，「國家」之間相互吞併或被迫舉國搬遷是常有的事），由於具有了相對穩定的文化意義，「國家」在範疇上也獲得了相對穩定的歷史地位。我們今天常說：「我們國家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很顯然，這裡的「國家」不是指哪一朝哪一代，更不是指封地，而是對我們整個民族5000年歷史的總稱，那麼此「國家」既非地理意義上的國家（地理上的疆域變動不定），也非政治意義的國家（王朝也是更替輪迴），只能是文化意義上的「國家」（只有文化是最穩定的），相當於「民族」的互文代稱，所以，也經常把「國家」和「民族」連在一起使用，如「為國家和民族做出了重大貢獻」等等。在此過程中「國家」越來越多地顯示出其穩定的文化範疇的意義，這個越來越明顯的文化意義上的「國家」在歷史上早有一個專用的尊貴名稱，那就是讓無數文人唱不盡讚歌，讓無數英雄思之神往，讓歷代幾乎所有王朝都想在法統上繼承、在名號上標明的、獨一無二的——「中國」，現代意義的「國家」可說是「中國」拓展的結果，是「中國」歷史演進的第三個重要階段（下文有解）。
什麼是「中國」呢？
「中國」，顧名思義，「中央」之國，但絕非一般地理意義的中央。她的起源至少也應該追溯到「國」產生的時代，即封建制的開始階段。「中國」的意義關鍵不在於「國」，而在於「中」，當我們的祖先憑藉高於周邊地區的文明而有了「居中央（或處中位）統治四方」的思想時，可以說「中國」已經產生了，解讀「中國」其實就是解讀「中」。在我們的文化體系裡，「中」有著異常深遠的含義，在方位上「中」表示四方之內，天地之心，在屬性上表示不偏不離、陰陽合和的狀態，這正符合「道」的要求，所謂「中即道也，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可見「中」在我們文化體系裡是何等的尊貴，何等的地位，儒家以中為道，守中之庸（庸為常），以「致中和」為入世修煉的最高境界。很顯然，「中國」一詞開始時就被賦予了深刻的文化內涵，她起源於我們這片土地上「炎黃文明」開始的地區（既以炎黃為祖先，更早的文明就暫不追究了），她一出現就不是地理意義的，而是文化意義的，這就好比黑暗中的一支燈，無論放在哪裡都是中央，並以此中央為圓心把她的光芒由亮到暗向周圍輻射。所以，「中國」在我們的歷史文化傳統中就是指最發達的地區、最高度的文明、最先進的民族，這樣的「中國」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自然是起源於黃帝時期，屬於黃帝開創的文明體系，因此，黃帝才是「中國」之民族的祖先。
可見，「中國」是居於文化高位的「文明」，而非居於地理中央的「國家」（邦國）。大陸一些學者在考證「中國」的來歷時，認為古代生產力水準低下，地理知識匱乏，祖先總是以為自己住的地方在天下之中央，認識上產生了誤會，所以才叫「中國」。這真是無稽之談，且不說在地理意義上我們祖先的認識也並沒有與現代地學的結論相違背（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點都是地球表面的中心），就算以地學規律來理論，每一個國家都可以叫做「中國」，那也存在一個名位競爭的問題吧！即誰才應該是「中國」呢？誰才可以配得上稱「中國」？既然地理意義上大家都平等，那就拋開地理不談，比一比誰才符合「中」的屬性，擁有「中」的教化，以「中」之道來立國？惟有如此無處不「中」的「國」才可以配得上叫做「中國」，才能以其「幾於道」的高貴文明來指導臣民、教化同類、輻射周邦。而這樣的「國」除了我「炎黃文明」之「國」，還能有誰？「中國」乃「中道」之「國」，這正反映出我們民族文化的核心與特徵，也是我們「國家」與「民族」賴以存在、維繫、發展、壯大的根本。到近代，「華夏族」（漢族）以「天下第一民族」的姿態傲立世界東方，不正是以「中道」為立國之本的「炎黃文明」之特別優秀的明證嗎？
「中國」的歷史發展經歷了四個重要階段，如下：
①黃帝時期
由黃帝開創的以道德修煉文化為宗旨的人類文明是「中國」的起源，她像一盞神燈，照亮了5000年前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於是這個地區就成為「中國」最初的疆域。「民族」從這個時期開始形成，「邦國」從這個時期開始出現，「中國」也應在這個時期有了她的實指。至於「中國」這個名號是不是在這個時期也已經存在？由於歷史資料的缺失無法考證了，但如果能懂得「中國」以「中道」立國的由來，這一名稱的考證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因為「實」已存在，「名」在什麼時候出現又有何妨呢？
②三代時期
從夏商周開始，名稱上的「中國」逐漸現於史料。考古發現，「中國」一詞在西周武王時已被使用，而更早的商人則稱自己的國為「中商」，相當於「中國」的商代階段。可見，「中國」之文明經五帝以後已逐漸發展壯大，一脈相承的道德文化體系已深入黃河流域各部落的民族心理之中，成為他們追求和實踐的目標，並影響周邊地區，使加入到「中國」的邦國和民族越來越多（這個時期「中國」的擴大實際上並不是宗主國獨立完成的，而大多緣於分封的邊緣邦國對周邊地區的經營與開拓）。
③秦漢時期
秦一統天下，結束了封建邦國制時代，「國家」一詞有了新的含義（見前文），地理意義擴大，政治意義增強，文化意義凸顯。後經漢朝的經營，以外儒內道的立國之本繼承了「中國」的正統文化，「中國」和「國家」漸成一體，文化意義的「中國」與地理意義的「國家」以「政治實體」的形式互結姻緣，於是，「中國」有了相對穩定的疆域，「國家」獲得了文化的身份（文化居內，制度居中，疆域居外，三個層次關係下文有解）。「中國」的名與實、神與形、體與用越來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至此已成為「名實相符」、「形神皆備」、「即體即用」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兩漢以後，「中國」在政治、經濟、疆域、文化、民族主體等領域已基本定型，延續2000年直至中華民國時期。此間經歷了外族入侵，王朝更替，政權林立，疆土分裂等各種複雜情形，但「中國」卻一直存在，因為祖傳的文化從來沒有被入侵、從來沒有被更替、從來沒有被分裂，因此，「漢民族」才越來越壯大，成為當今天下第一民族。
④中華民國時期
20世紀初，由孫中山開創、由蔣介石繼承的「中華民國」結束了兩千年的「君主帝制」，在「中國」歷史上首開「民主憲政制」的新型「共和」政治制度，使「中國」進入了現代階段。但這個時期由於日本侵略、俄共主使下的國際共產主義勢力滲透，「中國」遭受了史無前例的災難，主權被割，領土被占，在文化上更被共產主義徹底地破壞，使「中國」處於亡國狀態（下文再解）。
[注：傳統文化的強勁生命力在90年代又復活、壯大，以道德修煉為核心的民族文化傳播全世界，正使「中國」在21世紀走入全面復興的階段，扭轉近代以來西學東漸的局面，使人類文化的傳播回歸到東學西漸，由「中央」輻射四周的正常軌道，「中國」將又一次成為人類文化的神燈，先進文明的光源。]
順便解釋一下近代的歷史，以解開許多人心中不解的結。「炎黃文明」既然那麼優秀為什麼近代又「落後」於西方，要學習西方呢？
首先，文明的優劣不是靠武力的強大來決定的。蒙古人在歷史上不但侵佔了我們的國家長達80多年，而且其勢力遠達今天的東歐，武力不可謂不盛吧？但沒有人認為蒙古人的文明優於我們華夏族的文明。反過來，如果誰厲害誰就優秀，那麼流氓比君子厲害（由於其不講道德的手段），是不是就可以認為流氓的文明比君子優秀？文明的優秀是由文明所處的道德層次來判定的，此為其一。
其次，中華文明從來就沒有落後於西方。近代受欺辱只是歷史的暫時，屬於漫長歷史中的正常部分，我們「中國」在歷史上經常遭受周遍落後民族的侵略，丟土失疆、割地賠款是常有的事，但並不是由於我們文明的落後，而是由於政治集團的腐敗與墮落使代表先進文明的「中國」國力衰弱，不能有效整合軍事力量來抗敵所致的！軍事力量的此消彼長與文明的先進或落後是不能劃等號的，此為其二。
再次，我們學習西方也並不意味著一定比西方落後。「中華文明」在近代受到西方利益原則的衝擊，道德層次下降，社會關係趨向利益原則，所以才學習西方利益平衡原則下的制度文明，這是學習比我們「中華文明」層次低的部分（可參讀《鬥爭論顛覆社會常態》一文），不值得大驚小怪，在歷史的長河裡也只是權宜之計，未來的「中華」還將是以道德立國，回升至道德社會關係，並輻射西方，此為其三。
最後，歷史上所有侵略我們「中國」的外來民族只有兩個下場，一是放棄自己的原有文化，加入到我們「華夏族」先進文明的行列中來，二是被稍後奮發圖強的「中興」政權趕出「中國」。西方國家不也是這樣嗎？19世紀開始侵入「中國」，到20世紀上半葉，由於國民政府的抗戰（對百年來外來侵略勢力的總反攻），其侵略勢力被逐一趕出「中國」，近年來又被我們「中國」正統的道德修煉文化所影響，正逐漸成為中華文明神光照耀的一部分。所以，所謂的「中國近代落後於西方」只不過是歷史唯物主義及無神論毒害下對歷史的誤解而已，此為其四。
本章小結：「中國」——人類文化的「神燈」，既是邏輯上的「道德國家」，也是歷史中的「先進文明」，這麼重要的事實，到今天應該有一個清晰的結論了！
二、「民族」與「華夏」的由來及歷史演進（以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為考察物件）
「中國」是我們文化意義的國號，而「華夏」（漢）則是我們文化意義的族號，二者互文對應，是「國家」與「民族」在我們文化體系中的具體稱號，上文講了「中國」一詞的深刻內涵，下面再講「華夏」一詞的華美寓意。
「民族」，按照大陸教科書的理解，是「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的社會共同體」。這一定義把凡是「民族」擁有的都包羅進去，卻沒有點明「民族」的實質是什麼。「民族」實質是指在統一文化範圍內的氏族聯合體（民族出現後，民族之間又相互融合形成新的多民族聯合體），「民族」的核心在於文化，或者也可以說穩定的共同文化是「民族」唯一的特徵。
從前文知道，「民族」開始于氏族融合的時期，社會聯繫方式從血緣關係紐帶開始演變為地緣關係紐帶，從前穩定的內部聯繫——血統——被打破了，在新的歷史時期面對如此眾多的氏族部落，如何才能把他們重新整合成一個強大的穩定的社會聯合體，惟有用共同的文化來完成。可見，「民族」既不是血緣的，也非地緣的，而是文化淵源的，無論是什麼血統，無論居於何方，只要是同一種文化的擁有者和傳承者，那就是同一個「民族」的成員。
解釋一下，以血統而論，今天的「華夏」族成員大部分已非「炎黃」的後裔，但都以「炎黃子孫」來共稱呼，說明我們是繼承了「炎黃」所傳的共同文化，如此才有資格稱「炎黃子孫」，否則這個子孫又是從何說起呢？以地域而論，今天「華人」的足跡遍佈全球，國籍（政治地理意義的國家）也各不相同，但只要是說著漢語、用著正體文字（大陸所說的繁體字）、信守儒釋道精神、用天人合一的思維來看待事物、思考知行、舍取審美，繼承我民族道德修煉文化的就都是炎黃子孫；以國外的例子來看，猶太人亡國後曾在在世界各地漂泊流浪達一千年之久，期間從來沒有自己的國土，但猶太這個「民族」卻一直保存下來，沒有覆滅在歷史的煙塵之中，這緣於猶太人在苦難中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文化、堅守著自己的傳統，所以才能等到20世紀回歸故鄉的那一天。可見，惟有文化才能使地域分散、血統有別的不同部落、不同人群形成具有共同心理（思維方式）、共同傳統、共同制度、共同信仰的統一「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最基礎最核心的要素。
我們「華夏民族」是以「炎黃」開創的道德修煉文化為根基發展繁衍出來的「先進民族」，環顧世界，惟有我們「民族」完整地保留著上古聖人開創的人類最正統的文化——道德修煉文化，這是「華夏民族」在人類歷史上擔負的特殊使命，是我們的無上榮譽。「華夏族」（或「漢族」，近現代以來也可簡稱為「華族」），在其發展史上經歷了四個階段分明的時期，如下：
①黃帝時期
大約5000年前，居住在沿黃河流域今陝西中部、河南西北、山西西南一帶（大概的範圍吧，這個問題上不作細究）的姬姓黃帝部落與薑姓炎帝部落經過一系列的戰爭而融合成新的「炎黃」部落，並不斷向四周擴展，逐漸影響征服了周圍的黎、夷、苗、戎等部落，形成了「越來越大的部落聯合體」（這大概就是「邦國」的前身吧）。這表明我先民正開始從「氏族社會」進入「民族社會」，「炎黃」遂成為我「民族」的始源，黃帝成為我們的人文始祖。
②夏商周時期
黃帝以後，「炎黃文明」又經堯舜禹時代，進入了「夏」時期。「夏」是「中華」歷史上第一個世襲制王朝的國號，也意味著遠古「無為之治」的終結，近古「禮治」的開始。「夏」歷經400年的發展，其文明輻射周邊，文化影響日益深遠，因此，雖然夏朝滅亡後歷史又經商周兩朝，但隨後的商周卻都以「夏」的繼承者自居。此時，「夏」已不再僅僅是一個朝代、一個國號，而更成為一種先進文化的代表，是後繼王朝及周邊地區仰慕和效仿的楷模，因此，「夏」又被賦予了諸多美好象徵，在原義（原義本文不考）基礎上被引申為「雅大」之義。周朝分封了很多諸侯國，它們的勢力強大以後，也都以 「夏」的正統而自居，於是就有「諸夏」之謂，與之相應的是「蠻夷」，所謂「明夷夏之辨」就是要明辨我族與異族、先進文化與落後文化的區分。可見，「夏」在此時已成為我們民族的代號，標誌了從黃帝開始的一種一脈相傳的先進文化系統。
「夏」後來又衍變出「華夏」一詞。「華」字本義原為「花」，後來引申為光華、美麗、鮮豔等意思，那麼「華夏」就是「光華鮮美高雅盛大」的意思，其寓意大概是說我們民族的文化既高大又先進，象陽光一樣光輝燦爛、普照四方，象鮮花一樣美麗鮮豔、芬芳四溢，如此看來，「華夏」實乃我民族最美麗最浪漫的稱號。
③兩漢時期
兩漢以後，由於漢朝的盛世武功，「漢」開始成為我們民族新的稱號，其意義也如「夏」一般被賦予了先進文化的內涵，成為「中原文明」的標誌，而「漢族」也以其高度的文明不斷融合周邊的民族，逐漸發展成今天全球最大的民族。
「漢」與「華夏」，二者在民族指稱上本沒有區別，僅在文辭上「華夏」有諸多美義，而「漢」只源於劉邦的封地地名沒有特殊的含義。魏晉時人注重審美，古語的「華夏」符合魏晉人士的審美需求，於是這一逐漸廢棄的稱號又活躍於文章辭藻之中，並一直沿用至今。
④近代時期
「華夏族」發展至近代，文化意義更顯，在含義上超越了「漢族」，成為以「漢族」為主體包括周遍少數民族（認同「漢文化」、接受「漢文化」所教化）在內的所有「中華」疆域內的民族共同體的統稱（在成員上也包括繼承了中華文化的海外華人）。這反映出「華夏族」的文明之光在5000年後的今天依然影響輻射著周邊文化落後的少數民族，民族融合的過程在現代時期依然以歷史的一貫規律而有條不紊地進行著，「華夏族」這個世界上最具包容性，從不發生血統清洗、種族迫害的道德高尚、文化先進的民族正在以其無比寬闊的胸懷不斷地接受著新的成員。
[注：1949年之後華夏族遭劫，內部已經被改造為非華夏族，但在海外真正的祖傳文化依然保存完整，假華夏族與真華夏族共同影響著周邊地區及全世界，情況異常複雜，本文此處只作簡單處理，著眼于未來撥亂反正後的正常歷史狀態，而對華夏族遭劫的歷史過程留在下文詳解！]
略解「中華」的由來
「中國」與「華夏」在兩漢以後逐漸統一起來，國號和族號合二為一，於是有了新的名稱——「中華」，大概是取「中」之深義、取「華」之美義，哲理和審美相結合的結果。所以，「中華」一詞既可用於「民族」稱號如「中華民族」，也可用於「國家」稱號如「中華民國」，近代以來，「中華」使用的頻率越來越高，成為「中國」與「華夏」的代稱。
「中華」、「中國」、「華夏」是我民族獨有的稱號。放眼全球，綜觀古今，也惟有我們民族不僅能給自己的歷史文化傳承冠以如此意蘊豐富、如此華美瑰麗、如此寓意深遠的名號，而且也能以此「中道」立國，傳承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光華盛大的、完整體系的道德修煉文化，此實乃我民族之福，之德，之無上榮耀！
三、歷史上的「中國」複雜表現狀態之辨析——統一、分治、失土、亡國等
5000年的歷史長河，「中國」的發展此起彼伏、錯綜複雜、波瀾壯闊，其間演繹了太多的成敗興衰、聚散離合、變化無常的歷史悲喜劇，也給後人留下了無數迷團。「中國」，什麼時期起源？什麼時期成型？什麼時期是統一？什麼時期為分治？什麼時期被侵略被佔領處於丟失國土的狀態？什麼時期又算是亡國或半亡國狀態……等等一系列疑惑，一直是後世所關注的焦點問題。顯然，僅僅基於史學的角度是無法把如此混亂的歷史片段整理成合理的歷史邏輯的，惟有以歷史哲學的高度先界定各個狀態的衡量標準和原則，才能以此標準和原則去考察歷史的現實狀況，從中得出我們所需要的歷史的真實邏輯。
首先，這裡有一個基礎的邏輯原則——系統層次法。
以往的大陸學界考察歷史中的「國家」狀態，從沒有以系統的角度用清晰的垂直層次關係來看待，而是把疆域、政權等分裂成獨立的因素各自考察，於是就得出一個結論：以18世紀中葉清朝所統治疆域為界線，凡是歷史中在這個領域活動的政權和民族都是「中國」的政權和「中國」的民族。這完全是從地理疆域角度來考察「中國」的，是在最膚淺的層次上研究問題，不但割裂了政治實體和統治疆域的統一體關係，而且拋棄了最核心最深層的文化因素，於是他們當然不知道最至關重要的中華亡國狀態是什麼，最後認賊作父的種種荒謬行經也因此可以想見了。
前文所述，現代意義的「國家」包含三層意義，地理意義、政治意義、文化意義，其實也指明了現代意義的「國家」是由從內到外的三個不同層次構成的，如：文化是精神層次的，居最內核；政治實體是制度層次的，處第二層；疆域是物質層次的，居最外層。我們一般觀察一個「國家」也是從外到內看到了這三個層次，如：先看到這個「國家」現實的可見的疆域，再瞭解到這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再進一步才能思考到這個「國家」的核心精神即思想文化，這既符合從感性到理性的認識實踐規律，也說明了「國家」是由不可分割的一些要素所構成的完整社會系統。
可見，以系統層次法而言，一個現代意義的「國家」是由思想文化、政治實體和統治疆域等三要素組成的社會系統，此三要素從內到外緊密聯繫、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完整的整體。從精神層面、到制度層面、再到物質層面、是研究社會系統的一般方法和基本原則，是面對諸如「國家」這一類複雜社會系統時不可忽視的基本入手點，這是現代系統論的精髓思想，是作為人文社科學者必須要掌握的基本方法。（可惜當今大陸學界能懂得此道並自覺運用於學術研究的人少之又少，馬列主義毒害中華，當今大陸早已沒有真正的哲學學術及真正的哲學精神，以致社會歷史領域的學術糟粕可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思之不禁讓人神傷。）
同樣，我們研究「中國」也是從這三個層次來入手，研究歷史上的「中國」如何以道德修煉的精神內核，演化出制度層面的政治實體，再如何以政治實體統治勢力的延伸、而形成現實的政治文化疆域。很顯然，三個層次在不同歷史時期都會有不同程度的變化，因此構成了「中國」在不同歷史時期種種複雜的表現狀態。要把這些錯綜複雜的不同歷史階段界定為邏輯清晰的不同「國家表現狀態」，惟有用系統的方法，以系統內要素的相干運動為考察物件，觀察系統的結構和整體功能的變化，以此變化（以一定的量來規定）的深淺、大小及對整個系統狀態的影響程度來標定不同歷史時期「國家」的不同表現狀態。
先確立幾條基本衡量準則，如下：
[注：以下「中國」一詞是指以炎黃文明為傳承，以華夏族成員為主體，而形成的政治實體與統治疆域相結合的社會系統，是三要素組成的整體，所以要始終以「系統中國觀」來理解，而不能看著「中國」兩字，腦子裡想的卻是疆域或別的什麼。]
①「中國」的立國之本——道德修煉文化——被毀滅，則「中國」處於亡國狀態；
②「中國」的政治實體被異族取代，疆域大部分被異族佔領，族人大多被異族統治，但「中國」的文化沒有被其毀滅，此時「中國」處於半亡國狀態；
③「中國」的政治實體部分被異族瓦解，疆域部分被異族佔領，族人部分被異族統治，此時「中國」處於失土狀態；
④「中國」的政治實體不只一個，這些分立的政治實體所分治著不同的疆域，則「中國」處於分治狀態；
⑤「中國」的政治實體只有一個，統治一定的疆域，則「中國」處於統一狀態；
以上五條邏輯原則所代表的五種狀態可以相互演化：如失土狀態由於異族的漢化而演變成分治狀態，分治狀態由於政治實體的合併而演變成統一狀態，同理統一狀態由於政治實體的分裂而演變成分治狀態，分治狀態或統一狀態由於異族的部分入侵而演變成失土狀態，失土狀態逐漸擴大而演變成半亡國狀態，半亡國狀態由於侵略者的漢化再演變成統一狀態，同樣半亡國狀態由於對文化的進一步毀滅而演變成全亡國狀態……等等。如此複雜的運動變化情況都需要我們基於嚴密邏輯、認真思考、在歷史階段上給予明確的標誌，但屆於歷史的實際太複雜，筆者在這裡也只能對其中的不同狀態大致作一粗淺的概括，暫不作詳細的考證，如下：（但歡迎有志者能基於以上的邏輯原則去考證研究，並對筆者的錯誤給予批評指正）
統一狀態：西周前期，秦，兩漢，西晉，隋，唐，明，清中期；
分治狀態：西周後期，東周，三國，南北朝，五代十國，遼金西夏兩宋；
失土狀態：東周，東晉五胡十六國，北宋前期，清後期，中華民國前期（大陸時期）；
半亡國狀態：元時期，清初期，第二次衛國戰爭時期（該新名詞下文有解）；
亡國狀態：中華民國後期（偽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時期）。
中國的歷史在周以前沒有明確的記載，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本文只考察周及其以後的歷史狀況，但可以推測，五帝夏商時期與同處封建時期的周朝情況應該有類似。另一個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以下的講解只作邏輯線索的整理，而不作歷史階段的具體考證，對於比較明顯的只略作說明，對於爭議較大的或者很少有人說過的結論則稍作論證。
周時期：周時中國處於封建時期，現代意義的國家還沒有形成，但中國卻有其實際表現狀態。西周初期，周天子的權威可以號令天下時，中國是處於統一狀態（不能因為封建制下宗主國與諸侯國的鬆散地緣政治關係而否認這種政治實體的統一性，只是它的統一性比較脆弱而已），當諸侯的勢力逐漸強大起來，周天子的地位旁落時，中國便處於分治狀態。而後的東周既是西周分治狀態的延續，又在周邊異族入侵打擊下處於失土狀態（很多周分封下的「中國之邦國」被異族所滅），當然了與此同時一些勢力強大的正統「中國之邦國」也在向周邊拓展征服，這段時期的歷史異常複雜，直到秦一統天下，異族與我族的吞併衝突狀況才暫時告一段落。
秦時期：秦起源於異族，但被周王封分後，逐漸變成「中國」的一部分，其吞併六國一統天下，實施了一系列的革新，廢封建、立郡縣、創建統一的文字、貨幣、度量衡、將「中國」由封建邦國制轉型為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帝國制。形成了現代意義的國家，成為「中國」在現代意義國家體制下的第一個統一的王朝。
兩漢時期：中華文明的全盛時期，外儒內道的立國之本完全繼承了黃帝時期傳承下來的先進文化，是一個標準的統一的中國。
三國時期：曹魏、蜀漢、孫吳都繼承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此時的中國處於分治狀態。
西晉時期：三國的三合一版本，標準的中國，短暫的統一時期。但隨後的內亂又導致異族入侵使中國處於失土狀態。
東晉五胡十六國時期：西晉內亂，晉室南遷，北方大部分落入異族之手，中國處於失土狀態。期間北方入侵胡人又不斷漢化，使中國向分治狀態演變，至北魏時期演變為清晰的南北分治狀態。
南北朝時期：北魏結束五胡十六國時代，統一北方，並實行徹底地漢化，使其國家系統完全地「中國化」，與東晉隨後的南朝呈南北對峙，使中國處於分治狀態。
隋唐時期：此兩朝的境況有如秦漢，是一個帝國的兩個階段。隋唐時期，中國的政治實體又合併為一，疆域控制了漢族居住區的大部分區域，並向外發展，但最偉大之處還在於這個時期使傳統文化的發展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儒釋道三教交相輝映，使當時的中國成為世界文明的中心。所以，唐朝是一個標準的統一狀態的中國。但末期藩鎮割據，又進入分治的準備狀態，為五代的到來拉開帷幕。
五代十國時期：這個時期的大部分政權都繼承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所以，是中國的又一個分治時期。
遼金西夏兩宋時期：北宋雖然統一了南方，控制的中國疆域也達到當時漢族的大部分區域，但由於強大的遼國的存在及隨後金的崛起始終不能算是中國的統一狀態。遼金的歷史可分為兩個階段，前階段可以算作是中國的失土狀態，後階段由於遼金的漢化而演變成分治狀態；南宋聯合蒙古滅金（金此時已是中國的王朝），相當於將北方河山拱手相讓蒙古，此時中國又處於失土狀態；隨後蒙古入侵南宋約半個世紀更使中國處於嚴重失土狀態，最後蒙古佔領全國，滅掉了當時所有的中國政治實體，使中國處於半亡國狀態。
蒙元時期：中國的半亡國狀態。大蒙古帝國武力極盛一時，在當時一共建立了四個汗國，相當於四個邦國（蒙古實行封建制），分別為中亞的察克台汗國、波斯的伊兒汗國、俄羅斯金帳汗國及東方的元帝國。大蒙古帝國在鐵木真時期是一個統一的帝國，後經窩闊台、貴由、蒙哥經營，尚能維繫統一局面，蒙哥戰死後，大蒙古國選舉阿里不哥為大可汗，遭到忽必烈的反對，忽必烈此後專門經營東方，創立元朝，蒙古國開始分裂，進入分治狀態，而對中國而言，則由失土狀態演變為半亡國狀態，全部區域淪落蒙古人手中。至此，華夏族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這種情況：在一段時間裡，在自己所居住的區域裡，沒有任何一個自己族人所建立的專門傳承自己文化的政治實體。
只所以稱為半亡國狀態，原因如下：
其一，元帝國系外族入侵而建立的帝國，它的建立是以毀滅中國所有的政治實體並佔領華夏族所有的居住區為代價的；
其二，在制度層面上元帝國由於統治漢人的需要也實行一部分漢族制度，但始終沒有完全漢化，漢文明與遊牧文明始終沒能融合在一起，帝國始終維繫在一種侵略佔領狀態之中，其法統從來沒有被漢族人所完全接受；
其三，元朝統治期間，實行民族歧視政策，把國民分為四等，蒙古人為最上等，西域胡人為次等，漢人與南人則為次下等、最下等。這是在「中國」歷史上從來不會有的現象，而只是在亡國時才會出現的情形；
其四，蒙古人不歧視我們的精神系統，儒釋道三教完整地保存下來，我們的傳統文化並沒有被消滅。
因此，蒙元時期為中國的半亡國狀態。
明時期：明朝「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使中國重新進入統一狀態。
清時期：清初期乃異族入侵，不但江山大部分淪陷，更在服飾儀錶上強迫漢人滿族化，使中國處於半亡國狀態；入主中原後，康乾時期滿族開始全面漢化，漸漸與漢族融為一體，成為炎黃文明的繼承者，此時中國復興，進入統一狀態，清人的武功又盛，開拓邊疆，使中國的疆域達到了歷史上最廣闊的時期；清後期，西方文明開始侵入，掠奪佔領中國疆土，使中國進入失土狀態。
中華民國前期（大陸時期）：軍閥時期既是分治狀態，也是失土狀態；國民政府時期內部政治實體統一，但由於清時期割讓了國土，中華民國不承認這些佔領的合法性，依然處於失土狀態；第一次衛國戰爭期間，由於日本入侵更處於嚴重失土狀態；第二次衛國戰爭（此新名詞下文有解）期間，中華民族全面潰敗，處於半亡國狀態。
中華民國後期（偽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時期）：第二次衛國戰爭失敗，馬列民族取代了華夏民族，炎黃文明在大陸被徹底摧毀，僅在臺灣留下火種被保存起來，中國處於真正的亡國狀態，中華民族進入歷史上最低落的時期。（下文詳解）。
小結：系統中國觀（兼論狹隘國家觀）
「系統中國觀」就是以系統層次法來研究「中國」，把「中國」作為一個思想文化、政治實體、統治疆域相統一的「活動社會系統」來看待，而不是把她分割為領土、主權、人口等等今人所理解的「狹隘國家觀」下的基本元素來對待。
「系統中國觀」的核心因素是文化，而「狹隘的國家觀」的核心因素是政治實體，並沒有強調文化的核心作用。所謂領土、主權、人口相結合不就是系統觀下的政治實體和統治疆域嗎？所以，缺少文化要素的狹隘國家觀總是喜歡標榜自己的「大一統」觀念及「民族平等」理論，甚至要突破歷史局限性，把文天祥、岳飛、史可法等抗擊外來侵略的楷模人物從民族英雄的牌位上取下來，看看吧，他們的「大一統」僅僅只是講政治實體的高度集權，他們的所謂「民族平等」實質是取消中華民族，推根究源不就是混淆了「失土」與「分治」、「半亡國」（或「亡國」）與「統一」等不同歷史狀態的清晰分野嗎？這恰恰是他們的國家觀中缺少了至為重要的文化因素而導致的！
如果不講文化的因素，只是以18世紀清的疆域界限為地理框架，認為凡是在這裡活動建立政權的就都是中國，那麼此中國的實質又指什麼呢？遠的不說，就以近代日本入侵為例，按照這種理論，那麼日本入侵也是中華民族大融合的過程，日本人在中國建立的政權也是中國的政權了，中國人民抗日鬥爭豈不是純粹沒有必要了？中日戰爭的慘烈與明清、宋元之戰爭的慘烈又怎麼能相較得出高下呢？只是一個離我們近，一個離我們遠，一個用現代的技術手段，一個用古代的技術手段，但其「異族與本族之間的侵略與反侵略的戰爭性質」之事實在歷史的當時又有什麼實質區別呢？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核心要素，也是一個現代意義國家的核心要素，惟有在文化的標準下，縱向的歷史與橫向的現實之間才能劃出清晰的經緯線，標明每個歷史事件實際所處的正確方位，讓我們後人研讀這幅史卷時才能頭腦清晰，不至於連自己的祖先也找不著了！
在「系統中國觀」下，我們不妨把「中國」看作是天地之間的一個靈性生命：她有著自己的大腦與思想，有著自己的系統與結構，展現著自己獨特的功能和效用，她在東亞地區左右上下不停地活動達5000年，她的身體在歷史中不斷改變形狀與大小，有時分化成數塊，有時又合成一體，有時擴大，有時又縮小，她的局部機體有可能遭受異質入侵，暫時遭到破壞，但她又會以內部最活性的抗體來修理和復原，在某些時期她也可能感染厲害的外物雜質，遭受重病，被異質雜物完全支配，但一段時間後其內部又生出活性元素或把外物排出體外，或者把它們全部改造，使之與己身融為一體，這都算是她生命的延續與發展的正常時期，偶爾的病苦也只是成長過程中的磨礪罷了。而一旦當她的大腦被清洗，被改造，被輸入了一種完全陌生的指令，使她展現出與五千年的歷史和傳統格格不入的變異行為和狀態，並且對從前的自己完全沒有記憶時，我們可以說，「中國」，已經不存在了，她已經被附體所主宰，成為附體生命的一部分！（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史正是這樣，下文再講。）
系統中國觀，正可以清晰地反映出華夏族的發展史及她與周邊地區非華夏族關係的演變史，中國的分治、統一、失土、亡國等歷史狀態幾乎都與周邊非華夏族的主動或被動的參與有莫大關係，內部政治力量的搏弈都是在特殊的外部環境影響下進行的。因此，「內與外」的區別，「夏與夷」的明辨，是我們面對自己的國史時始終應該恪守的文化疆界，維護國家利益最核心的就是維護我們一脈相傳的民族文化，她是我們的精神和靈魂，是5000年來我們屹立東方，不為外族壓迫所摧毀的民族意志的源泉。源泉不枯，中華民族永遠旺盛！
最後附一圖（圖3），簡單整理一下歷史上的中國之不同表現狀態的條件關係，前提是傳統文化未被毀滅的情況，如下：
| 政治實體 | 內部多政治實體並存 | 政治實體被取代情況 | ||||||||
| 統治疆域 | 1 | 2 | 3 | …… | N | 被內部取代 | 被異族取代 | 傳統文化未被毀滅 | ||
| 統治部分疆域 | 分治 | 分治 | 失土 | |||||||
| 統治大半疆域 | 分治 | 分治 | 嚴重失土或半亡國 | |||||||
| 統治全部疆域 | （唯一政治實體時）統一 | 統一 | 半亡國 | |||||||
（圖3）
四、「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狀態之辨析—— 「中國」的毀滅與亡國
20世紀的「五四時期」，是中國歷史的重大關頭。這個時期分別代表不同社會追求的東西方三種文化（詳解可參見《鬥爭論顛覆社會常態》）在中國的大地上風雲際會，正進入爭鋒較量的最緊要關頭。
19世紀中葉，西方利益原則文化強行登陸中國，以血與火的方式拉開了近代文化融合的序幕。古代由於地理環境所限制而不能完成的文化交流在技術條件取得重大突破的近代又啟動了它一貫的程式，東西方，人類歷史上獨立發展起來的兩大文明體系在此刻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激烈碰撞，中華大地上頓時掀起了軒然大波。於此同時，在西方的大本營，一種變異了的西方文化開始悄然興起，號召以「無序鬥爭的利益獨享原則」取代「有序競爭的利益共用原則」的共產主義文化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三種文化的詳解可參見《鬥爭論顛覆社會常態》），並積極向東方傳播。到20世紀「五四」時期，三種文化在中國的影響呈現出這樣的暫時局面：中性的西方文化由於在利益方面沒有能即時滿足國人強國富民的迫切願望而開始遭到了懷疑；良性的中華道德修煉文化在西方利益原則的侵略下逐漸不能再約束國人，開始被一些充滿憤懣情緒的知識份子所全盤否定；而宣導暴力運動的馬列主義之惡性文化則被更為激進的部分知識份子所接受，成為他們眼中「救亡圖存」的良藥，並被奉為圭臬。三種文化傾向就像是三種不同成分的反應物，一旦會聚在一起，必然會發生化合反應，導致新的化合物出現，馬列子孫——這個中國近代史上全新的民族——正是這種化合反應的新產物。
我們知道，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標記民族特性、維繫民族傳承的唯一要素。文化一旦改變了，這個民族也就改變了，文化一旦失傳了，這個民族也就消亡了。中華民族傳承了黃帝開創的道德修煉文化，所以才稱為炎黃子孫；同理，那些奉馬列為祖宗、傳承了馬列所開創的階級鬥爭文化（包含其一整套的哲學體系）的人，無論他血緣意義上的人種、政治意義上的國籍等非文化因素有多大的差異，在民族歸屬上都應屬於馬列族的族員。20世紀的一部中國歷史主要就是華夏族與馬列族、炎黃子孫與馬列子孫之間的侵略與反侵略的鬥爭史，期間發生了慘烈絕倫的兩次衛國戰爭。
20世紀30年代，中國在蔣介石先生的領導下，逐漸完成了國內的統一（失土狀況依存），開始進行國計民生的建設，三民主義逐漸顯示出強勁的勢頭，並在一定程度上掃除了「五四」期間縈繞國人心頭的種種疑問和困惑，宣導「禮義廉恥」的「新生活」運動的展開，更是重建「五四」後遭受嚴重破壞的儒學體系的重大舉措，這一切都表明，在近代以來歷經磨難的中國正重新煥發生機，一個吸收了西方優秀文化並繼續保持自己優秀傳統的嶄新的中國眼看著就要成長起來、壯大起來。然而兩次衛國戰爭，卻使中華民族近代取得的這些成就幾乎毀失喪盡。
第一次衛國戰爭：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戰爭（時間：1931～1945）
1931年9月18日，日本正式侵略中國，佔領了中國的東北。於此同時，馬列族也在中國的南方踴躍欲試，搶奪我大好河山，並於這一年的11月7日（蘇聯的國慶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全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繼續其「武裝保衛蘇聯」的路線，與日本人南北兩線夾擊我中華民族。中日戰爭從這一年開始，歷經14年，一直打到1945年二戰結束，期間中華民族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國力幾乎消耗殆盡，這為隨後的馬列族顛覆我國提供了可趁之機。在這場戰爭中，馬列族利用我們的國難，打著抗戰的旗號，大肆侵佔我國國土（日本人占城市，馬列族占農村，共同蠶食中華民國），強制接收我基層政權（建立所謂的「解放區」，實則何曾從日本人手裡為我中華解放過一寸土地，只是和日本人配合著公開佔領的另一種淪陷區而已），控制日本佔領區內的中國農村民眾為其效力，這使得我們打完了第一次衛國戰爭，又面臨著第二次衛國戰爭，消除了日本人的威脅，又要面對更為難纏的馬列族的威脅。
第二次衛國戰爭：華夏族與馬列族之間的戰爭（時間：1927～1935，1945～1949）
為什麼叫第二次衛國戰爭？這是史學的新概念，本文建立的歷史哲學的主線就是以文化為基準的「夏夷之辨、內外之分」，惟有如此，歷史的真實脈絡才能被清晰地展現出來。發生在1945~1949年之間的那場戰爭，以往的歷史學家稱之為「內戰」或「國共戰爭」，筆者以為這些說法都有邏輯上的問題。其一，既然明瞭內外之分，馬列子孫非我族類，那麼這場戰爭就是一場侵略與反侵略的維護民族主權和利益的外戰，和中日戰爭的性質相同，也和歷史上的宋元之戰、明清之戰的境況類似，就不能再稱為「內戰」；其二，所謂「國共戰爭」讓人誤以為只是兩個黨之間奪權的戰爭，把維護主權的意義徹底抹殺為奪權的利益之爭，不但使英雄受辱、正義遭劫，更使馬列族可以堂而皇之地炫耀他們「奪權」的歷史功績，而掩蓋了其「亡我中華」的真實面目。因此，這些概念誤人不淺，今天也該到了還原其真相的時候了！第二次衛國戰爭，中華民族大敗，退守臺灣孤島，整個大陸全部淪陷，其後民族文化更被馬列族徹底毀滅，中國處於5000年的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亡國狀態。
[注1：1945～1949的戰爭是1927～1935華夏族與馬列族之間戰爭的繼續，只所以稱為第二次衛國戰爭是以該戰爭在近現代史中的影響程度來界定的，1945～1949之間的戰爭為華夏族與馬列族之間的生死決戰，這從時間上來講正好位於1937～1945中日之間的生死決戰之後，所以稱為第二次衛國戰爭]
[注2：1949大陸淪陷後，華夏文明的火種保存在臺灣，經受了半個世紀的風雨飄搖，頑強地生存下來，為未來的中華複國及華夏族的再次復興埋下伏筆。]
1949年10月1日，中華民族5000年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即將到來，「偽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一天正式宣告成立，中華繼蒙元之後，又一次近乎全部落入敵手，但這一次，華夏族的命運就再也沒有蒙元時期那麼相對的幸運了。蒙元只是奴役我們的族員，掠奪我們的財產，殺害我們的生命，而馬列族不但在謀財害命的手段和規模上讓蒙元相形見絀，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更要改造我們的思想，毀滅我們的文化，讓我們對高貴的炎黃文明失去記憶，完成退化為馬列子孫，這對我們民族來說才是最為致命的打擊，是亡國滅種的絕殺，馬列族與我華夏族如此水火不容、不共戴天，其仇、其恨、其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5000年的中華文明有著一脈相傳的完整文化體系，馬列族佔領中華後，一步一步地有計劃地摧毀了這個人類文明最寶貴的遺產。
①摧毀中華民族的靈魂——道德修煉體系
前文講過，中國之所以叫中國，乃有深刻的內涵，華夏族自古信守「中道」，此道後被儒家系統闡述、獨成體系，與道家傳統水乳交融，一內一外，一出一入，為5000年中華之立國之本，更有釋教佛法宏大精深，與儒道結合，交相輝映，成為我中華文化的三條主根。而馬列族以馬列主義為立國之本，以恐怖和暴力為政權組織原則，通過歷次運動毀佛滅道批孔，以馬列主義思想強制洗腦的方式徹底摧毀了中華文明這棵5000年的參天大樹，如下：
以淺薄惡劣的辯證唯物論摧毀了中華天人合一的宇宙觀；以崇尚暴力的歷史唯物主義摧毀了敬天畏命、講究性德的天命觀（即中華的歷史觀）；以主客分離的粗淺認識論摧毀了知行合一、止於至善的學理觀；以喪盡天倫的無神論摧毀了透曉因果、修佛悟道的性命觀等等。今日的大陸，有幾個人懂得自己的文化是什麼？懂得中華的人生觀、價值觀、歷史觀、世界觀是什麼？一個民族傳統思維方式的徹底改變、對天地萬物看法的徹底改變，就是這個民族傳統文化的徹底喪失，也就是這個民族的徹底消亡！
②摧毀中華民族文化的載體——漢字
漢字，人類最美麗的文字，她內涵豐富，寓意深遠，她結構和諧，字形華美，每一個字的每一筆劃都經過了千錘百煉，都有著異常深遠的意義，凝聚著豐富的歷史文化積澱，是我們傳承民族文化最合適、最優良的載體。漢字，中華文化的單元細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文獻、歷史資料都是由她來記錄傳承，對漢字的篡改就是毀滅中華文化的單元結構，觸動中華文化的根基，割斷中華文化傳輸的血脈，這對我們民族來說是毀滅性的行為。但馬列族帶著一股對我文化天生的仇恨，以自己膚淺的見識、暴虐的手段，對我正體漢字進行了大規模的隨意篡改，自創所謂的簡化漢字，顛亂了漢字的構字規律，割裂了漢字與事物本質屬性的直接聯繫，堵塞了中華文化正常的輸血管道，使大陸人不再認識自己的文字，與自己的文化產生距離與隔閡，以致在完全陌生的道路上越行越遠，逐漸演變為馬列族的標準成員。
③半廢半棄中華民族的書面語——文言文
與日常口語的多變現象相比，中國的文言文異常的穩定，幾千年來一直保持著自己固有的結構，寥寥數位，就可以包含極其豐富深遠的含義，成為世界上相同位元組的情況下攜帶信息量最多的語言表達方式，這既是我漢字優越性的體現，也是漢字語句組織精微極妙性的明證，展示了中華文化高貴無比的屬性。放眼世界，惟有我們中國的語言實行了口語與書面語相對分離的傳統，這使得在歷史進程中，雖然口語演變繁複，但書面語卻可以不受其左右，保持了相對的穩定，這對我們傳承民族文化有重大意義。
過去的知識份子都必須學習文言文，說話可以另有一套口語體系，但寫文章做學問必須用這套標準的書面語體系，中華文化代代相傳，幾千後的子孫能輕易看得懂幾千年前聖賢的思想，瞭解那時的社會歷史狀況，所依據的正是這套相對穩定的標準書面語體系，這在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是我民族的驕傲。馬列族統治中華後，延續了「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半棄半廢了知識份子必須掌握文言文的傳統，使今日的大陸學生絕大部分讀不懂自己傳統的語言，不明白自己民族的思想與精神，於是對自己的傳統越來越陌生，直至完全的失去興趣。今日大陸有英語的四六級考試，卻沒有同級別的漢語語言能力的測試，對學生的要求是國際化，馬列化（黨化教育政治洗腦），卻從來沒有要求他們「中國化」。
偽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馬列族不但徹底毀滅了中華文化，摧毀了傳承中華文化的主體知識份子階層及佛教道教的專職人員系統，把一切有關神佛道的信仰都歸在自己的名義下管理，而且在非戰爭期間通過各種運動殺戮了中華兒女約8千萬，欠下累累血債罄竹難書。華夏族在其統治期間一無所有，沒有任何基本人權，沒有做人的尊嚴，沒有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沒有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團體，沒有自己做主的工商農會，沒有維護社會正義的法律法制，沒有保護自己安全的員警軍隊，一切的一切都歸馬列族控制，華夏兒女徹底地做了亡國奴民！此情此恨此處不再多述，可參看筆者《中華亡國56周年祭》。
後記
今大陸歷史學者執著於考據，只會從斷片般的歷史文獻中尋求可以依靠的答案，卻不會依據已有的歷史記錄按照邏輯完整的原則復原歷史連貫的線索（文物上斷了幾片他們倒是會復原，歷史線索斷了卻不懂修復），因此，史的工夫做好了，可邏輯上卻難免紕漏，關於「中國」的考證任何一個有較深鑽研的史學者都可以出本專著，但卻沒有幾個清楚什麼是「中國」，更是從來沒有一位史學者研究過什麼是「中國的亡國狀態」這一對我們反過來理解「什麼是中國」具有舉足輕重意義的重大關節問題。這不是史學的不幸，而是哲學的不幸（沒有歷史哲學的高度來指導啊），中國大陸真正的哲學早已不復存在，我已知矣！近世史學著作最可以名垂青史的是辛灝年先生的《誰是新中國》，但我寧願把它看作是一本關於民主革命的歷史哲學，辛先生能成此功依據的不只是中華民國的史實，而恰恰是對這些「史實」層次分明、邏輯清晰的「史識」，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關於民主革命的完整的歷史邏輯體系，這分明已經超越了史學的層次而上升到歷史哲學的高度了。
筆者寫中國也是寫關於中國的歷史哲學體系，並不像那些共產主義思想（無神論、進化論、生產力論、五型態論）指導下的所謂歷史學者那般只知對歷史毫無頭緒的考據，而不認真思考其中深刻的邏輯與道理。因此，此文雖然在歷史跨度上縱橫5000年，但卻不是一般的史學，而是關於5000年中華文明的歷史邏輯學，即真正的歷史哲學，文中出現了很多自己定義的概念，但都通俗易懂，有一些與該系列文章前幾部作品有聯繫，讀者可自行參照！（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