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安平之子)儲望華:沉重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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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9年01月22日訊】儲望華,是「大右派儲安平最小的兒子,生於1942年,鋼琴家,現居澳大利亞。他有兩哥一姐。

儲安平(1909-1966?),江蘇宜興人。在1957年「幫黨整風」中,發表「黨天下」言論,被劃為右派分子。而且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級「五大右派」之一,其餘四人為: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陳仁炳。

儲安平,1932年在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畢業後,在南京《中央日報》任副刊編輯。1936年赴英國倫敦大學留學。1946年春任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創辦《觀察》半月刊,因針砭時政,後遭國民政府查封。1949年後,歷任國家出版總署專員、新華書店副總經理、出版總署發行局副局長。1954年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宣傳部副部長,並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報》總編輯。1958年1月被劃為「右派」,1966年9月失蹤。

幾張面色模糊的黑白照片,是儲安平留在這世界僅有的影像,也似乎印證了這位父親留在兒子儲望華心中那些支離破碎的記憶。

67歲的儲望華,現在與家人安靜地生活在澳大利亞墨爾本一幢漂亮的白色別墅裡。儲望華將這座洋味十足的住宅取名為「靜遠齋」。儲安平被打成「右派」後,曾改名靜遠,取自「淡泊明志,寧靜致遠」,以規避身外的政治涌濤。儲望華每年都會回到國內,擔任一些鋼琴比賽的評委或為藝術院校授課。對外界而言,這位儒雅而風度翩翩的白髮學者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與鋼琴家,是著名的《黃河》鋼琴協奏曲的主要執筆人之一。他改編的很多鋼琴作品如《新疆隨想曲》、《二泉映月》、《箏簫吟》、《茉莉花》等,不僅被中國鋼琴家大量演奏,而且也成為音樂院校及業餘考級或比賽的常用教材和曲目。近些年,儲安平正在悄悄成為被追逐的熱點,但儲望華並不捲入那股力量,也不刻意對父親作過度的解讀。

以下是儲望華的文章。

失蹤

內心深處,我一直相信,父親其實早已離開了這個世界,雖然大多數文章稱他生死「未明」,或者是個」謎」。而且,我也一直相信,是他自己選擇的離開。回想起來,我與父親的最後一面,是1966年6月3日。那是個星期天,也是「文革」爆發的第三天。我那時已經在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任教,平時住在學校的教員宿舍,每週末回家探望父親。

那之前兩天,《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那篇著名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作為著名「大右派」,父親肯定在被「掃蕩」之列。父親的情緒非常不好,我也感到無比恐慌,不知該和父親說些什麼,氣氛異常沉悶。只是在告別時,我緊緊握著父親很瘦削的手:「爸爸,您多保重吧!」沒料到這竟是我們父子最後的訣別。

幾個月後,已經深秋。某天,我正上班,突然接到當時主管九三學社中央機關日常事務的梁姓女士的電話,她問我,父親是否到我這裡來了。我很奇怪,反問:「父親不是被你們押管著嗎?你們不是正在籌備批鬥他的大會嗎?」我這才知道,父親失蹤了,沒人知道他失蹤的準確時間,只能大體猜測是9月上旬「失蹤」的。

此前,父親曾經試圖自殺過一次。當時他掃完街道筋疲力盡回到家裡,發現又有紅衛兵來揪他去批鬥,就從後院翻牆而逃,跑到數十里外京西青龍橋邊的潮白河跳河自殺。因為河比較淺,父親被人撈上來了。那一天是8月31日,不知是否巧合,老舍先生也是在這一天投了太平湖。「未遂」之後,父親被押回九三學社,被造反派看管起來。有一天,他從九三學社被放回家後,就沒有人再見到過他。

我後來在章詒和的書裡看到,那時候經常和父親來往的,是一位叫老李的人。老李名叫李如蒼,是農工黨中央黨部一位被打倒的人,和父親一起被下放分配到京郊模式口的勞動基地放羊。老李住在什剎海銀錠橋邊,父親有時會從棉花胡同到他家裡小坐。9月的一天早上,老李在出門前發現腳底下有一張紙條,似乎是有人從門縫裡塞進來的,紙條上只有簡單的一句話:「如蒼,我走了。儲。」未留日期。

父親要「走」到哪兒?我和哥哥姐姐們也在惶恐和惴惴不安中等待著消息。9月20日,我得知中央統戰部下達了一個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國慶節之前找到儲安平的下落,「以確保首都北京國慶的安全」。九三學社還派了一名幹部,並要求我和二哥協助。我們騎著自行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轉了好幾天,也查訪了與父親曾有來往的朋友們,卻毫無結果。

到了1968年,有關部門組成了一個「儲安平專案組」,專門調查父親的下落。那年夏天的某日,三個軍人找到我,其中一個身著海軍的藍制服,另外兩個身著普通的黃軍衣,說是奉周恩來總理之命,專案組要在全國範圍內進一步查尋儲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況,予以協助」。他們要求我提供幾張父親的照片,我頗覺詫異:專案組怎麼會連父親的照片都找不到?過了很久,我才悟出此舉實為試探,試探我是否與父親「劃清界限」。

在父親「失蹤」的好幾年中,我們也不時聽到關於他行蹤的各種傳聞。有人說父親在山西某地勞動改造,有人「親眼見到他了」,還有人說父親「已被監護起來」。雖然消息都虛無縹緲,但我寧願相信它們都是真的。數十年來,我也無數次在夢中見到父親從外面回來,更是悲喜交加,而伴隨的卻只有醒來後枕邊的淚痕……。

1982年6月的某一天,我離開北京到澳大利亞留學。和送行的親友告別、正準備乘車去機場時,忽然看見中央音樂學院院長辦公室主任急匆匆跑來,手裡拿一份文件,對我說:「剛剛接到中央統戰部來函,對你父親儲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結論」,特通知其子女。」在即將離開故土的時候,沒有想到,我竟以這樣一種方式與「失蹤」16年的父親告別。

十年

從1957年成為最著名的「大右派」,直到死亡,期間還有將近十年的時間。想父親的時候,我也會常常想這樣一個問題:這十年他是怎麼熬過來的?為什麼在熬過了那樣的十年後還會選擇自殺?……。1957年4月1日,父親接受民盟主席章伯鈞邀請,走馬上任《光明日報》總編輯。

正躊躇滿志準備大幹一番的父親,很快得知毛澤東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積極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消息。為了消除黨外人士的思想顧慮,還特地宣布,向共產黨提意見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他們幾次三番動員黨外人士發言,統戰部的一位處長更親自打電話,請父親到統戰部組織的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會上去發言。

在我看來,父親是屬於比較清醒理性有遠見的人。他是沒有陷於個人崇拜的知識分子之一。這是他敢於如此「大膽」的原因。6月1日,父親發言的標題就叫《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說「這幾年黨群關係不好」,「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

(他還說:「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這個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要鞏固已得的地位,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無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閱後欽佩不已,稱「儲安平是個勇士」。)

此言一出,像引爆了一顆原子彈,全國上下義憤填膺,開始批判、駁斥。6月8日,毛澤東親自起草《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倡狂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當天下午,陷於口誅筆伐的父親向章伯鈞遞交了辭呈。說起來有些諷刺,從上任到辭職,父親在《光明日報》總編輯職位上還不到70天,卻「成就」了中國歷史最著名的「大右派」。難怪章伯鈞後來說,他最對不起的人就是儲安平。那一年,父親只有48歲。

很快父親就失去了職務,此後,他到了商務印書館,主要任務是校譯別人翻譯好的英文稿——雖然父親的英文很好,可以直接做翻譯,但是他也只能是「校譯」,而且不能署名。此外,上面讓他寫一些文史資料或回憶錄。我記得父親寫過在上海辦《觀察》之前的一些情況。但是大部分時間他無所事事,偶爾會去看看電影,或者看看我在學校給他借回來的一些書。

第二任妻子那時已經離他而去,家裡也沒人關照他,非常寂寞、無聊。「政協」在石景山模式口有個勞動改造的農場,父親有時會被派到那裡勞動,放羊、種菜,後來還做過「蘑菇培植」。

記得有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去那裡看他,見他獨自住在一間陰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間裡只有一個簡單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裡充滿著一股難聞的氣味。我說:「這種地方怎麼能睡?」父親說:「蘑菇繁殖,溫度不能太高。」見我心情非常不好,他反倒過來安慰我。我們二人之間沮喪的氣氛,令我至今回憶起來仍感無比壓抑。

父親失蹤若干年後,徐鑄成曾寫文章稱父親「由天津躑躅到塘沽,蹈海而死」。我本人聽說的是,1966年9月初,他被關押在九三學社某處時,曾與同屋的另一個難友交談,談話中說起「塘沽距離天津有多遠」之類的話題。

父親“失蹤」後,難友把兩人的談話向組織做了交代,遂被質疑他可能孑然一身跑到天津塘沽「蹈海」或「偷渡」。其實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有一次父親與我二人在北京莫斯科餐廳吃完飯走出來的路上,就說他經常有自殺的想法。自從「反右」以後,他雖然寫過檢查、被勞動改造,但他在本質上,並不以為自己錯了。

1949年,父親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對新政權抱有一顆赤誠之心。他曾隨全國政協組團到鞍鋼等地參觀,到江西參加「土改」,到新疆南北深入考察調研,寫出了不少熱情謳歌的文章。對參加政府工作也滿懷熱忱,每日工作到深夜。父親曾擔任過新華書店全國副總經理、出版總署出版發行管理局局長等職,但對我們子女要求歷來嚴格。在得知國家需要各類不同人才時,他毫不猶豫地把子女輸送給國家。

1951年,韓戰爆發,報紙上宣傳說部隊需要文化教員,父親就讓我大哥去參軍。初中畢業的大哥響應號召去了朝鮮,他後來在東北還成為警衛排的一員,給高崗站過崗。但1957年「反右」一開始,大哥被迫從部隊裡轉業,回到上海,在小學裡教中文。1953年,國家經濟發展需要大量中等專業人才,父親又讓二哥到北京建築專科學校學建築。這兩個哥哥因此沒有上大學的機會。國家後來要大力發展農業,父親又極力支持我姐姐去學農。所以我的哥哥姐姐是我們家的「工農兵」,這也是父親的安排,唯獨我走了文藝之路。

父親雖然早期參加過新月派,但留學英國的經歷使他深受議會政治的影響,轉而放棄文學而從事政論性文章寫作。他一直夢想辦一張像《泰晤士報》那樣的報紙。1946年他創辦了《觀察》雜誌,一時成為新聞人物,也確立了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觀察》一直以尖銳而辛辣的風格,批判抗戰以後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等社會現狀,深受大眾和知識界的歡迎,其訂數從400來份上升到10萬多份。父親曾自豪地宣稱:

新政權建立不久,胡喬木和胡繩寫信給周恩來,建議《觀察》復刊,周恩來的批覆十分明確:「有那麼多讀者,當然復刊!」父親聞知此訊,特別興奮。但復刊後的《觀察》顯然無法繼承其以前的抨擊時弊的風格,變成了以宣傳為主的雜誌,出了幾期後改成了《新觀察》,由戈揚任主編,父親也退出了《新觀察》。

拋卻時代的大背景,我覺得父親的悲劇多多少少也與他的性格有關係。父親是個比較驕傲的人,母親也一直評價父親「恃才傲物」。他喜歡和上層社會的人打交道。他可能以為這樣也可以把他的那套想法「推銷」出去。但其實這也是把雙刃劍。與父親在抗戰時期一起辦過報紙的馮英子對他有一評價,我認為恰如其分。他說:「安平這個人,他受過英國的教育,相信英國的制度。他以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種民主。因此一談心,他終以為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氣縱橫而驕傲絕頂,萬事不肯下人,其實歸根結蒂他只是一個書生。」

家庭

父親是江蘇宜興人,1909年出生。我的母親叫端木露西,出生於蘇州一大戶人家。我的外祖父抗戰之前做過天津電報局局長。母親在蘇州讀中學時演過話劇。她演女主角,而男主角就是蔣緯國。可以想見母親那時候也是頗為出色的。

母親是在上海光華大學讀書時與父親相識的。兩人戀愛不久,父親到了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據母親回憶,父親留學之前英文還很差,但等母親一年後也去了英國後發現,父親的英文已經「大不一樣」了。

母親在英國學的是教育學。她後來回憶父親的事情不太多,因為他們倆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離婚了。偶爾提及,她也總是提父親那些令她不喜歡的方面。在我看來,母親不喜歡的不一定是我父親的問題,而是兩人性格不太一樣。父親與母親的個性都太強了,尤其是我母親。母親的才能也比較高,她那時候跟父親一起做到南京《中央日報》副刊的主編,但她感覺父親總是壓著她一頭。母親後來也只在上海做了一名女子中學校長,在母親看來,是父親限制了她。

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後,母親受到牽連。雖然母親很早就與父親離了婚,但因為有「共同的歷史」,也被打成右派,好在1959年第一批就被「摘帽」了。母親與父親離婚後,一直在上海生活,母親後來又結婚了,改名為「端木新民」,她的丈夫是一個氣象學專家,他們的關係也不錯。上世紀80年代,氣象學家去世後,母親撐不住了,一下子衰老得不行。那時我已經移民到澳大利亞,幾次勸說她過來,但都被她婉拒。她一直一個人生活,直到1998年在上海去世,自始至終還是希望保持著自己的尊嚴。

父親後來又與一位姓易的女士結婚。易女士是上海人,長得很漂亮。她過去是一個電機工程師的太太,後來跟工程師離婚了,跟我父親結的婚。起初我們都覺得易女士並不是很適合父親的那一類人,不過他們之間感覺不錯,我們子女也沒什麼意見。

1959年,我記得是深秋的一天,我和哥哥姐姐們與父親在天壇公園的一棵大樹底下喝茶、嗑瓜子、聊天。他通知我們說,他跟姓易的女士離婚了。父親的意思是,易女士是在他1955、1956年「飛黃騰達」時與他結的婚,那時候父親的工資也比較高,但自從被打成「右派」後,不僅社會地位一落千丈,生活上也大不如以前。對女方來說,自此也變成了「右派家屬」,她不能承受這樣的壓力,所以他們的分手還是政治上的原因。

在我們眼裡,父親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父親,雖然比較和氣,但他不是一個家庭化的人物,在被打成「右派」以前,他一直過著工作狂的日子。我們兄弟姐妹一共4個,父母離婚的「分工」是:我和二哥歸在北京的父親管,姐姐和大哥歸在上海的母親管。母親再婚後,姐姐和大哥也回到北京父親這裡。我們在北京上的都是最好的學校,但父親對我們的管教並不多,有空時他經常找朋友一起聊天議政。雖然我是家裡最小的孩子,但我很小就被送到天津的中央音樂學院去讀書,跟他分開了6年,所以與父親相處的時間,得到的父愛也少了許多。現在想起來,這是我最大的遺憾。

人生

我的音樂之路跟父親有關。父親一直支持我去學鋼琴,也是父親安排我去報考的音樂學院附中。當時的錄取率僅有3%,得知我考上後,父親非常高興。他希望我能成為傅聰、劉詩昆這樣的鋼琴家。後來也是他在家庭會議上力排眾議,決定為我買台鋼琴。「反右」之前,父親屬於民主黨派、高級知識分子,他的工資是9級,有300多塊錢,還算優越。但「反右」之後,他的工資降到了150塊,而且還要撫養我們幾個兄弟姐妹,所以1800塊錢的鋼琴,還是一筆挺大的開支。

1956年,我創作的二胡獨奏曲《村歌》在第一屆全國音樂周公演,《人民日報》的報道稱我為「戴紅領巾的作曲者」。第二天,我就接到了父親來信:「你以前常告訴我,在報上讀到了爸爸的名字,現在爸爸也在報上第一次看到了你的名字。」父親還覺得我在學校接觸的,絕大多數都是西方音樂,因而經常囑咐我一定要重視從中國民間汲取藝術營養。每逢寒暑假,他必為我「補課」,帶我走訪民間藝人,看地方戲和說唱節目。

但是我們父子之間這樣溫暖的回憶實在太少了。1957年,我正在音樂學院附中讀書,同學看報紙時就會問我:「你父親怎麼是「右派」?」那時中央電影製片廠拍了很多新聞片,父親在北京飯店舉行的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鏡頭被一次次播放,然後一次次遭到批判。很快我就知道,自己的父親是「人民的」敵人了。可是,在寫信的時候,我還是稱他「親愛的爸爸」,因為平常這麼說習慣了。班裡同學在後面看到了我寫的信,在班會裡就批判我說:「你的立場到哪兒去了?你應該和他劃清界限!」

從那時候開始,一直持續了幾十年,我都被要求與父親劃清界限,包括上世紀80年代我申請出國留學,文化部的領導人還問我的單位:「他和他父親劃清了界限沒有?」

1958年,我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後,特別高興,和同學們跳舞、喝汽水、吃西瓜,通宵達旦地慶賀。可是第二天,正副校長一起找我談話,學校裡有人貼大字報,說「儲安平的兒子居然考上作曲系,以後我們還要演奏他的作品?希望黨委重新考慮這個問題」。其實老師和領導都是比較保護我的,迫於壓力,他們想出一個萬全之策,讓我放棄作曲,改學鋼琴。

校方還建議我和父親商量,可是不到10秒鐘我就答應轉系。父親又能怎樣呢?雖然我並沒有被完全「清除」出去,但這對我來說,打擊特別大。我憤慨於命運的不公平,可是又不敢表露,無力抗爭。父親好像也很愧疚,覺得連累到我們,到學校看我,給我送東西,連傳達室也不進。父親很少和我們講他的遭遇,也很少提及他內心真實的想法,或許是不願意我們受到他的影響。全家在一起的時候,大家彼此也儘量迴避涉及政治或者國家的事情。

知道我在學校考試、演奏或者比賽得獎,他也會由衷地高興。談及我們的將來,他總是流露出「你們好自為之」的意思。那時候,我也並不是特別理解父親,畢竟我才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年,對父親的情感也陷於重重矛盾之中。有時候會特別怨恨他,感覺他給我們這個家庭帶來了太多的災難。

我從鋼琴系畢業後,校方覺得我還有作曲這方面的才能,也是出於對我個人的同情,讓我留在了中央音樂學院。那時候,我有一個女朋友是鋼琴系的同學,但我們的交往因我父親的問題而夭折。「文革」爆發一個月後,我也被揪了出來,大字報鋪天蓋地,說我是「中央音樂學院的定時炸彈」。

這期間中央樂團曾三次借調,想讓我參與《黃河》、《十面埋伏》和《戰颱風》的創作,可「做完貢獻」後,就被「樣板團」「刷」回學校,由此被人戲稱為「板刷」。那些改編後的作品裡,也沒有我的名字……以後的幾十年裡,這樣的挫折經歷得越來越多,我也漸漸學會用沉默和忍耐來接受命運的不公。

我常常想,我無法與父親相比。父親一直在思考政治、思考社會,而我接觸的領域比他小,我想的更多的是藝術,把鋼琴曲作好,有更多的聽眾。但是如果父親知道我是在做一些實事,是以音樂有作為於國家、社會和人民,他也會很欣慰的。

父親誕辰80周年時,我創作了一部交響詩《秋之泣》。這部音樂作品已經由澳大利亞最好的樂隊墨爾本交響樂團公演。我在該音樂會節目單的樂曲簡介中寫道,這首作品「不僅刻畫了晚秋的蒼涼景色,而且也是對作曲家之父親的深厚緬懷與悼念——在1966年一個深秋之夜,作曲家之父倏地消失了……」

當首演的音樂聲起時,我想,分離這麼多年,我終於以這樣一種方式,完成了我們父子之間的心靈交談。唯願父親那曾經悲苦而孤寂的靈魂能感受到這一切。

——轉自新世紀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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