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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16日訊】圖為凌鋒夫婦。
各位朋友﹐ 我今天很高興和大家交流我們怎麼評論江澤民這十三年。 江澤民到今年十六大﹐國家總書記做滿十三年﹐現在大家關心他能不能留任﹐是全退還是半退。從目前的情況以及各種蛛絲馬跡來看﹐江澤民想在十六大留任的企圖很可能是失敗了。在這次北戴河會議上﹐江澤民在政治局常委裡沒有辦法取得多數。在今年的國慶招待會上﹐我在電視節目裡面也特別看到他的表情﹐沒有一點笑臉。他平時是比較嘻皮笑臉的﹐很喜歡做秀﹐但是那天他表情很失落。在朱鎔基談到“三個代表”時﹐底下沒有人鼓掌﹐這表明人們對“三個代表”興趣不大。江澤民可能覺得大氣候對他是不利的﹐但是我們也知道共產黨即使內部鬥爭很激烈﹐表面上也要做得很團結的樣子﹐所以眾多的中共傳媒對江澤民的十三年還是極力吹捧。在中共傳媒的報導中﹐似乎現在中國到了歷史上的最好時刻。我的看法並不是這樣。
我準備講幾個方面﹕
一﹐ 經濟方面
1. 中國經濟成長﹕江澤民貪天之功為己功
我們知道﹐江澤民89年上台時﹐中國經濟正在治理整頓。鄧小平南巡講話後﹐每年的經濟增長率為百分之十幾﹐那麼這幾年就停留在7%﹐8%左右。中國的經濟數字非常神奇﹐有人講﹐江澤民和朱鎔基都應該得諾倍爾獎﹐因為每年中國預測年經濟成就是多少﹐那麼到年底的時候﹐肯定就是完成。不但是完成﹐而且差別很小﹐即使不完成﹐也只是差百分之零點一﹐零點二﹐超過也不會超過很多。這樣準確的數字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也找不到。因為太準確了﹐有很多學者就懷疑這個數字的準確性。其實我也都知道國內很多經濟數字都有兩筆帳﹐一個是呈報中央的﹐一個是自己留下來的。因為各地一級一級謊報數字﹐誰也不知道正確數字到底是多少。
在1989年﹐江澤民曾說過要讓私營企業“傾家蕩產”﹐1991年7月﹐他提出中共的核心工作應該是“反和平演變”﹐推翻了1978年以來中共的政治路線“以經濟工作為中心”。1992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也就是針對江澤民反對改革開放這一做法來的﹐差一點把江澤民拉下台。在這種情況下﹐江澤民慌了﹐才不得不支持改革開放。現在媒體的評論都是貶低鄧小平趙紫陽的貢獻﹐而把改革開放的果實落在江澤民身上。我說這是貪天之功為己功。
2. 特權階層貪污腐敗促使貧富差距擴大
中共的改革開放並不全面﹐政治經濟沒有兩條腿走路。江澤民上台後﹐完全摒棄了政治改革﹐在經濟問題上也沒有重要的改革措施。他的開放主要是金錢開放。
“六四”那年的7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近期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的決定》﹕一，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二，堅決制止高幹子女經商；三，取消對領導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四，嚴格按規定配車，嚴格禁止進口小轎車；五，嚴格禁止請客送禮；六，嚴格控制領導幹部出國；七，嚴肅認真地查處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別要抓緊查處大案要案。但是這個決定完全沒有執行﹐一天都沒有執行。
江澤民也可以辯解說當時實際權力還在鄧小平和其他元老手中。但是其後不久﹐除了鄧小平和薄一波﹐其他元老相繼去世。而鄧小平也病重不能管事﹐1994年9月下旬召開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就聲稱第三代領導集體完成了對第二代的接班工作，也就是說江澤民成了名副其實的“核心”。但是腐敗更厲害﹐因為江以反腐敗為名打擊鄧家﹐由江家起而代之。
1992年﹐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回國﹐1994年江綿恆買下上海聯合投資公司。這家公司資產有上億元﹐但江綿恆憑著他老子的關係用幾百萬元就買下了﹐開始做他的“電信大王”的大生意。江綿恆做生意還不夠﹐1999年﹐他又出任中國科學院的副院長﹗他何德何能能做到這個位置﹖他做了副院長﹐並不是生意就不做了﹐他還是上海很多大公司的董事。在江澤民以前的鄧小平和陳雲有個不成文的規定﹕ 子女要麼作官﹐要麼經商﹐兩者分開。中紀委多次發出通知﹕幹部不能經商。但江綿恆就打破這個慣例﹕官商通吃﹐產生了極壞的影響。你說江澤民怎麼可能反腐敗﹖是不可能的。後來的反腐敗都是權力鬥爭。比如說95年﹐ 中國也搞了一次反腐敗﹐這是為了壓下鄧小平家族﹐那麼江澤民的第一家族就顯示出來了。不久就聽說江綿恆和王永慶的兒子王文洋做生意﹐用64億美元在上海開廠﹐但後來王永洋不小心向朋友透露﹐這錢全部是江綿恆的﹐王文洋沒有錢。江澤民為了騙海外臺商到大陸投資﹐就說王文洋怎麼和他們合伙做生意。江綿恆管銀行要多少錢﹐銀行不敢不給。
這就是為什麼江澤民在後來提出私營企業主可以入黨﹐實際上就是說江綿恆作為共產黨員變成資本家﹐是合法的。這就是“三個代表”的實質﹐也是江澤民所有改革開放的實質。
特權促使貧富差距擴大﹐造成兩極分化。中國一些親官方學者發現﹐目前中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約1到2億人﹐加上貧困的農村人口﹐就有一半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目前的城市居民收入和農村居民收入比例是3比1﹐外國專家認為農村問題不解決﹐會阻礙經濟發展。 中國貧富差距已超過了國際警戒線﹐群眾的自發性鬥爭也越來越激烈。
3. 國有企業帶來的金融黑洞
中國的銀行最大的責任就是要借錢給國有企業。 但因為國有企業的改革是老大難﹐這必然會拖累銀行。中共雖然改革了﹐但在意識形態上不肯改革﹐導致國有企業的改革因為意識形態的阻礙也停滯不前﹐“抓大放小”和“債轉股”都失敗了。再加上貪官污吏的併吞﹐造成金融業的大黑洞。
中國的國家銀行因為大量貸款無法償還而形成銀行的壞帳。北京當局一直迴避壞帳的嚴重性﹐以免引發社會的恐慌而發生擠提事件。實際上按照國際標準﹐這些銀行早就資不抵債的破產了。官方公佈的壞帳數字永遠是25%左右﹐外界估算40%左右﹐約4700億美元﹐將壞帳轉移到資產管理公司1700億美元以後﹐也還是這個數字。舊的問題沒有解決﹐銀行持有大批債券和房地產貸款形成的不良資產﹐又成為銀行的新包袱。中共官員已經擔心房地產泡沫的爆破﹐西方媒體也作出了警告。而這些年來每年平均大約200億美元的資本外逃﹐更是擴大了這個金融黑洞。
現在是居民8萬億元人民幣的存款在掩飾銀行的破產﹐一旦民眾對銀行失去信心而擠提﹐金融就可能崩潰。因此這方面中共相當小心翼翼﹐除了對金融信息的報喜不報憂外﹐還一直硬撐股市﹐取消國有股的減持﹐炮製利多消息﹐掩蓋上市公司的醜聞﹐推遲泡沫的爆破﹐以免拖累銀行業。但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股市也是欲振乏力﹐成交金額日益縮小﹐8月份比7月份減少40%﹐然後經歷了“黑九月”的大跌﹐人們對後市都不看好。官方公佈的證券公司不良資產率也達一半﹐一旦引爆﹐也會影響社會的穩定。
4. 通縮帶來的問題
由於經濟發展的成果落在極少數人手裡﹐大部份人的生活水準並沒有提高﹐因此消費能力沒有增長﹐以致出現通縮的情況﹐也就是供過於求﹐以致商品價格下降﹐從而帶來經濟的萎縮。
中共解決的辦法主要是增加政府的投入﹐包括增加固定資產的投資和增加公務員的工資。但是這只是治標不治本。因此產生兩個負作用﹐一是財政赤字擴大﹐二是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兩者都已經接近或超過了警戒線﹐所以北京又發動了一場打擊偷稅漏稅的運動。用群眾運動的方式解決經濟問題﹐後果如何﹐我們都清楚。
二﹐政治方面
1. 政治改革可以說毫無寸進
在江澤民時代﹐唯一對外宣揚的政治改革是所謂“村民選舉”﹐但是從1978年啟動到現在﹐還是很多問題﹐例如不是官方行政力量的介入﹐就是黑社會或金錢的介入。所以中共可以欺騙外國人﹐但是對內宣傳也不多。最近城市居民委員會也試行民主選舉﹐但是更多的也是形式而已。何況這些都不是權力機關﹐所以還沒有涉及到對制度的改革。
2. 嚴格監管資訊的流通
江澤民時代的資訊監管是最嚴的﹐最近中宣部又頒布禁令，規定32個方面禁區和必須“慎重掌握”的領域，進一步加強互聯网的監管。他們設立网路警察﹐封殺网站，對网吧也一再“掃蕩”。
3. 大肆鎮壓異議人士
對异議人士，他們“六‧四”不給平反﹐1998年鎮壓民主党，1999年鎮壓法輪功，而這是有血債的。不光是抓的﹐還有有名有姓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就有近500人。美國“9‧11”事件發生後﹐江澤民又玩花樣﹐想把反對他的人都打成恐怖組織。這些都是發生在北京簽署聯合國人權公約之后，說明他根本沒有誠意。
4. 在黨內﹐主要搞“三講”和“三個代表”。
三講–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以“講政治”為主﹐要全黨統一在江核心周圍。說到底﹐江澤民“三講”的中心就是大家都要聽他的話﹐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抓誰。而“三個代表”的目的就是讓江澤民特權集團搜括民脂民膏合法化。
5. 收買社會菁英來鞏固自己的統治
江還通過收買知識分子、國家干部，給他們高工資高待遇并容許适量的貪污。因此不少似是而非的歪理便出來了，如對六四鎮壓的辯解，現在是最好時刻等等。現在很多出國的年輕人都是替政府說好話﹐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家庭都是利益階層。他們看不到中國還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三﹐道德倫理方面
江澤民吹噓“以德治國”﹐他的政治道德可以從他的權力鬥爭看出來﹔他的經濟道德大家有目共睹﹔他的生活作風﹐我們這裡就不提了。整個社會﹑整個民族陷入道德淪喪的境地﹐人心冷漠﹐官僚草菅人命。黨內鬥爭已經沒有什麼改革保守的理念﹐純粹是利益之爭﹐用在反腐敗上面﹐只能越來越腐敗。
四﹐兩岸關係
江澤民為了在“統一大業”上立功，便在1995年提出江八條。但由于台灣方面沒有熱烈反應，江澤民惱羞成怒﹐借李登輝在該年六月訪問美國﹐發動軍事演習。第二年台灣直選總統時，他又向台灣海域發射導彈，從此兩岸關系陷入緊張狀態，台灣民眾贊成統一的越來越少，民心越推越遠，這些江澤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五﹐外交方面
江澤民好虛榮﹐背棄鄧小平所提出的“決不出頭”的24字方針﹐搞“大國外交”。他還搞“春秋外交”﹐選擇春天和秋天的旅遊季節開展外交活動﹐跑遍了好多國家﹐連冰島這樣的小國都不放過。
對美國﹐他搞“兩面外交”﹐一方面為了鞏固自己統治的需要﹐抵制民主和人權的觀念﹐在國內製造反美情緒﹔另一方面在訪美時﹐又極盡諂媚。布什到北京去﹐江澤民對著布什大唱“我的太陽”情歌﹐完全不配一個國家主席的身份。目前為了要達到吃烤肉的虛榮心﹐對美國低聲下氣。
對俄國﹐他搞“賣國外交”﹐主要是拉攏俄國﹐希望對付美國﹐也希望俄國恢復獨裁政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在中國強大的時候﹐他卻簽訂出賣國土的條約﹐簽了東邊的簽西邊的。1991年5月江澤民訪問蘇聯時簽署中蘇東段邊界協定﹔1994年9月﹐江澤民再訪問俄國﹐簽署中俄國界西段的協定。1999年12月﹐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訪問中國﹐在北京簽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關於中俄國界線東兩段的敘述議定書》﹔2001年7月江澤民訪問俄國﹐同俄國總統普京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友好合作條約》﹐肯定了邊界條約。這些條約默認了19世紀滿清政府同沙皇俄國簽署的9個不平等條約﹐中國政府曾經表示不承認﹐俄國政府也曾經表示要歸還土地。
中共還向俄國購買了大量軍事裝備﹐這對俄國無疑是雪中送炭。據詹氏國防周刊指出，2001年俄國對中國的軍售額為20億美元到22億美元，占俄國全部軍火出口總額的一半﹐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軍火進口國﹐而今年的簽約總額更接近50億美元。有了這樣大的好處﹐所以俄國在靠攏美國的同時﹐不時安撫江澤民﹐特別是鼓勵中共擴充軍備來對付台灣。江澤民把這麼大面積的土地很高興地割給了俄國﹐為什麼對台灣這麼狠呢﹖主要是為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
中國傳統外交是“遠交近攻”﹐江澤民卻來個“近交遠攻”﹐以出賣土地抗衡民主理念。
觀眾提問﹕有人說你是愛國者﹐有人說你是叛國者。共產黨對你這麼好﹐你為什麼還要說他們的壞話﹖
凌鋒﹕共產黨對我完全沒有迫害﹐也不能這麼說。我在文革時是落網右派﹐也被搞過一陣子﹐但沒有被戴高帽子遊行。我覺得自己的命比較好。但是我看到我很多的朋友、同學、同事遭受的災難﹐我不能平靜下來。我是有腦子的人﹐特別是我看到一大堆美籍華人﹐在美國享受資本主義的優越生活﹐而回到中國大陸﹐中國請了他們幾頓好飯﹐他們出來以後就大捧共產黨怎麼好怎麼好。我當時就覺得這簡直是胡說八道。我就在中國生活過﹐中國什麼情況﹐我們最清楚。我就發誓只要我能夠出去一天﹐我就要把這些事情寫出來。我1974年剛到香港﹐就給<<明報>>投稿﹐我一定要揭露共產黨的欺騙。我從小學五年紀就給他們騙了﹐一直相信共產黨。在文革以後﹐我發現了共產黨講的許多謊話。經過反復的思想鬥爭﹐我決心一定要把共產黨的歪理揭發出來。我就開始寫文章﹐一直到現在。
我們這一代人已經被共產黨騙了﹐現在共產黨又在騙下一代。為什麼呢﹖有一次我在網上給一個人講大躍進的情況﹐那個人就問﹕“你能拿得出當時餓死人的照片嗎﹖”這件事讓我下了決心更加要揭露共產黨。我不想年輕人象我這樣經過一段時間才能覺悟﹐這花的代價太大了。對整個國家﹐民眾﹐我還是很有感情的。
觀眾提問﹕你認為江澤民的為人如何﹖
凌鋒﹕輕浮﹐虛偽﹐好大喜功﹐最喜歡搞形式主義﹐耍小聰明。他的心也狠﹐如鎮壓法輪功。
觀眾提問﹕江澤民不退對中國的影響﹖
凌鋒﹕如果江澤民不退﹐會出現嚴重的社會暴亂﹐黨內鬥爭會很嚴重﹐對老百姓來說是個痛苦的過程。(凌鋒10月13日加州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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