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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日訊】“在富于品位、格調高雅的居室里，卻像在看一幕幕發生在醫生丈夫与教師妻子之間的‘恐怖電影’”。中國首部反映家庭暴力的電視劇《不要和陌生人說話》輾轉大半個中國放映后，引起了強烈反響。該劇最大的“賣點”之一在于，惡魔一般的施暴者——安嘉和醫生竟然是一位外表溫文儒雅、事業有成、受同事尊敬的高級知識分子。
統計數据表明，中國的家庭暴力在90年代比80年代上升了25.4%，而家庭暴力的施虐者也正呈現“高智商”的趨勢。在33.9%存在著程度不等的家庭暴力的家庭中，知識分子至少占了四分之一。
“高智商”家庭暴力更令人触目惊心
在《不》劇中，賢惠善良的妻子梅湘南因為年少時一次失身，而成為丈夫安嘉和婚姻生活中無法抹去的陰影。在一次次的猜忌、怀疑中，暴力也越來越升級，從開始的拳腳相向一直到后來妻子肋骨、腿骨斷裂，甚至孩子流產。
雖然近些年出現了一些丈夫對妻子、孩子對父母施暴的控訴，但從整體來看，中國婦女似乎并沒有擺脫“家庭暴力”的陰影。專家預測，進入21世紀，丈夫對妻子的欺凌仍將是中國家庭暴力的主流，他們在總數中占了73%。
家庭暴力像恐怖電影一樣在不計其數的、外人看來也許美好無比的知識分子家庭中反复上演著。
2001年2月17日，在成都市武侯區順江村，醫生姚勇野蠻地將其未婚妻劉某捆在床上，用“貞操鎖”——生鏽的永固牌鐵鎖鎖住她的私處。
2001年3月，重慶的年輕教師稅文金僅僅因為妻子楊某索看一張被他瞞著的存折，爭打之時扯著妻子的頭往牆上猛撞，將她撞昏后拖到廚房，掄起菜板上雪亮的菜刀，殘忍地把妻子的雙手砍下……
在中國“智力資源最密集”的北京，婦女遭受丈夫暴力也是家常便飯的事。据調查，在施虐者中，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的超過半數，他們使用家庭暴力的借口有性問題、婚外情、性格不合、經濟問題、婆媳矛盾等，他們的手段有下毒藥、燒蚊帳、開水燙、用刀砍、性虐待、赶出家門、限制自由……
部分知識分子存在“人格缺陷”
“‘安嘉和’是一個很典型的社會悲劇，他身上有著很多如今知識分子共有的‘社會病態’”，28歲的管理學碩士、北京某出租車公司副總經理薛先生說，“他拼命地毆打自己認為不忠的妻子，從根本上來說，是源自于他對自己婚姻感到無法控制時的一种深深的恐懼，一种對他人的怀疑和不信任，就像他曾經警告過他妻子的一句話——不要和陌生人說話。這种怀疑和不信任歸根到底來自于他對自身的無法把握和不自信。”
“過于‘完美主義’往往也是知識分子的一大痼疾”，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詢服務中心、中國學校心理研究會理事章永生教授說，“當過高的對婚姻的期望值与現實發生矛盾和沖突的時候，他往往會暴露出与平日的溫文表現極端相反的另一面。”
“來自生活、工作中的巨大壓力也往往使他們的心理變得异常脆弱”，北京市仁杰律師事務所年輕的女律師趙宁說，“無形之中，在家中的放肆和恣意妄為便成了他們宣泄內心苦悶和緊張的方式之一。”
來自北京紅楓婦女心理咨詢服務中心的數据顯示，在虐妻的丈夫中，受過大專以上高等教育的占到了64%，其中5%是碩士和博士。在這些動輒對妻子拳腳相向的“惡丈夫”中，有國家公務員、教師、醫生，還有科技工作者、公司職員、三資企業高級白領……
“從施虐者的心理來看，很多人存在人格障礙，敏感、多疑就是許多對妻子施暴的知識分子最為集中也最為突出的特點，占到了所有原因的40%”，北京紅楓婦女心理咨詢服務中心王行娟研究員說。“有一對夫妻未婚前是大學同學，男的只要見到女友与其他男人講話就會上前打她耳光或扭她的手。在‘打是親，罵是愛’、‘因為我太愛你了’的借口下，女方一次次原諒了他。沒料到婚后的猜疑變本加厲，連妻子出差、与男同事交往、請男性工人來家修理窗戶都會招致毆打。”
王行娟認為，存在家庭暴力的知識分子的個性類型大致可分為5類：怀疑型、暴力型、專制型、依賴被動型、摯愛沖動型。怀疑型施虐者的嫉妒心強。暴力型者習慣于用拳頭表達意志。專制型的施虐者主要是保有傳統的大男子主義觀點，一切以我為中心，妻子必須絕對服從。依賴被動型的施虐者一般性格內向怯懦，与社會環境适應不良，事業不順心，心情煩悶，當認為自尊心受到傷害時就用暴力挽回“面子”。摯愛沖動型的施虐者平時夫妻感情尚好，但性格暴烈，一點就著，實施暴力時往往喪失理智，又常常事過后悔，主動認錯。
“男權文化”下的“女性悲歌”
一位京城某大報的年輕女記者与某婚姻專家探討家庭暴力問題，交談過程中自己卻不知不覺紅了眼圈。原來剛新婚3個月的她竟也是名家庭暴力下的受害者，大學同學的丈夫往往為一點小事便對她動粗。起初她每次還反抗，甚至萌生過离婚的念頭，但自從怀孕后，她悲哀地感到离婚似乎變得越來越遙不可及了。
許多人往往以為遭受凌辱、忍气吞聲的應該都是沒有文化、沒有社會地位的農村家庭婦女。但根据統計，在家庭受虐的婦女中，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占到了35%。她們當中，有大學教授、職員，也有公務員、教育工作者……
更為可悲的是，在面對殘暴的丈夫時，這些擁有文化、智慧、體面職業和獨立經濟來源的婦女絕大多數与農村婦女一樣，選擇默默忍受、息事宁人，將自己悲劇一而再、再而三地延續著。
“在現代社會的變遷中，現代家庭倫理觀念与傳統家庭倫理觀念發生激烈的碰撞，許多知識女性因為‘家丑不可外揚’、維持自己良好的社會形象和社會聲譽、做個賢妻良母、傳統貞洁意識、‘离婚丟人’等觀念的影響，而最終選擇將自己淪為家庭暴力的犧牲品。”王行娟說。
“中國傳統家庭有兩個最顯著的特征：等級差別与性別差別。在家庭的性別分工中，婦女處在最底層。‘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把所有的婦女關在家門之中，傳統的性別角色系統要求女性一生只扮演女儿、妻子、母親的角色，這個角色系統全都局限在家庭之中。‘三綱’、‘三從’等為婦女制定的‘行為規范’更是強化了這一角色分工与定位。”中國著名學者戰捷在《當代中國人口与社會》、著名學者丁一虹在《女權主義家庭理論對我國家庭內改變性別角色的影響》的著作中都有著對“中國女性仍走不出傳統觀念的束縛”最精辟的論述。在她們看來，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和行為規范是婦女遭受家庭暴力的主要歷史根源和社會根源。
現代社會對高知“家庭暴力”很無奈
20世紀70年代以來，對婦女的暴力開始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前后，“家庭暴力”一詞開始出現在中國的媒體上。在中國，每年約10万個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體。而在此之前，家庭成員之間相互的打罵和傷害一直被認為是“家務事”、“瑣事”、“家庭矛盾”、“兩口子自己的事”。
在家庭暴力越來越“高智商”化的今天，王行娟在對北京紅楓婦女心理咨詢服務中心上百個案例進行分析后，在國內首次發出“為城市高文化受暴婦女群體建立庇護所”的建議和呼吁。
她指出，從國際上庇護所的經驗看，庇護所主要為一些遭受家庭暴力無處藏身的婦女和儿童提供幫助，但因為資金限制困難很多。從我們研究的情況看，城市高文化受暴婦女群體也需要在暴力發生時有躲避之處，特別是那些大學畢業后留在大城市中的婦女，她們一般在該城中沒有親戚。但她們的躲避需求是怎樣的？她們需要怎樣的服務方式？都是值得好好研究的。
在各界紛紛呼吁對婦女加強反家庭暴力培訓、加強法律和輿論支持的同時，對高知“惡丈夫”的譴責和制裁似乎還是一片空白。因為從大多數學者的結論來看，虐妻的社會和文化根源在于中國几千年根深蒂固的“男權文化”。這似乎早已逾越了“反家庭暴力”可以解決的范疇。
但是無可否認的是，在對知識分子家庭暴力的研究中，心理和人格方面的認識也是相當重要的，這或許可以視作他們施暴行為的“近因”或者最直接因素。在西方，許多學者就認為，施暴的男性存在嚴重的焦慮心理和奇談心理疾病，對女人有暴力行為的男人應被視作是需要治療的“病人”。
“關鍵是讓整個社會都認識到他們是‘病人’，需要‘治療’，不再讓他們‘心安理得’，而是讓他們在這個社會中感到無地自容和無處藏身”，王行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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