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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日讯】“在富于品位、格调高雅的居室里，却像在看一幕幕发生在医生丈夫与教师妻子之间的‘恐怖电影’”。中国首部反映家庭暴力的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辗转大半个中国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该剧最大的“卖点”之一在于，恶魔一般的施暴者——安嘉和医生竟然是一位外表温文儒雅、事业有成、受同事尊敬的高级知识分子。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家庭暴力在90年代比80年代上升了25.4%，而家庭暴力的施虐者也正呈现“高智商”的趋势。在33.9%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家庭暴力的家庭中，知识分子至少占了四分之一。
“高智商”家庭暴力更令人触目惊心
在《不》剧中，贤惠善良的妻子梅湘南因为年少时一次失身，而成为丈夫安嘉和婚姻生活中无法抹去的阴影。在一次次的猜忌、怀疑中，暴力也越来越升级，从开始的拳脚相向一直到后来妻子肋骨、腿骨断裂，甚至孩子流产。
虽然近些年出现了一些丈夫对妻子、孩子对父母施暴的控诉，但从整体来看，中国妇女似乎并没有摆脱“家庭暴力”的阴影。专家预测，进入21世纪，丈夫对妻子的欺凌仍将是中国家庭暴力的主流，他们在总数中占了73%。
家庭暴力像恐怖电影一样在不计其数的、外人看来也许美好无比的知识分子家庭中反复上演着。
2001年2月17日，在成都市武侯区顺江村，医生姚勇野蛮地将其未婚妻刘某捆在床上，用“贞操锁”——生锈的永固牌铁锁锁住她的私处。
2001年3月，重庆的年轻教师税文金仅仅因为妻子杨某索看一张被他瞒着的存折，争打之时扯着妻子的头往墙上猛撞，将她撞昏后拖到厨房，抡起菜板上雪亮的菜刀，残忍地把妻子的双手砍下……
在中国“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北京，妇女遭受丈夫暴力也是家常便饭的事。据调查，在施虐者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的超过半数，他们使用家庭暴力的借口有性问题、婚外情、性格不合、经济问题、婆媳矛盾等，他们的手段有下毒药、烧蚊帐、开水烫、用刀砍、性虐待、赶出家门、限制自由……
部分知识分子存在“人格缺陷”
“‘安嘉和’是一个很典型的社会悲剧，他身上有着很多如今知识分子共有的‘社会病态’”，28岁的管理学硕士、北京某出租车公司副总经理薛先生说，“他拼命地殴打自己认为不忠的妻子，从根本上来说，是源自于他对自己婚姻感到无法控制时的一种深深的恐惧，一种对他人的怀疑和不信任，就像他曾经警告过他妻子的一句话——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种怀疑和不信任归根到底来自于他对自身的无法把握和不自信。”
“过于‘完美主义’往往也是知识分子的一大痼疾”，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中国学校心理研究会理事章永生教授说，“当过高的对婚姻的期望值与现实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他往往会暴露出与平日的温文表现极端相反的另一面。”
“来自生活、工作中的巨大压力也往往使他们的心理变得异常脆弱”，北京市仁杰律师事务所年轻的女律师赵宁说，“无形之中，在家中的放肆和恣意妄为便成了他们宣泄内心苦闷和紧张的方式之一。”
来自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数据显示，在虐妻的丈夫中，受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占到了64%，其中5%是硕士和博士。在这些动辄对妻子拳脚相向的“恶丈夫”中，有国家公务员、教师、医生，还有科技工作者、公司职员、三资企业高级白领……
“从施虐者的心理来看，很多人存在人格障碍，敏感、多疑就是许多对妻子施暴的知识分子最为集中也最为突出的特点，占到了所有原因的40%”，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王行娟研究员说。“有一对夫妻未婚前是大学同学，男的只要见到女友与其他男人讲话就会上前打她耳光或扭她的手。在‘打是亲，骂是爱’、‘因为我太爱你了’的借口下，女方一次次原谅了他。没料到婚后的猜疑变本加厉，连妻子出差、与男同事交往、请男性工人来家修理窗户都会招致殴打。”
王行娟认为，存在家庭暴力的知识分子的个性类型大致可分为5类：怀疑型、暴力型、专制型、依赖被动型、挚爱冲动型。怀疑型施虐者的嫉妒心强。暴力型者习惯于用拳头表达意志。专制型的施虐者主要是保有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观点，一切以我为中心，妻子必须绝对服从。依赖被动型的施虐者一般性格内向怯懦，与社会环境适应不良，事业不顺心，心情烦闷，当认为自尊心受到伤害时就用暴力挽回“面子”。挚爱冲动型的施虐者平时夫妻感情尚好，但性格暴烈，一点就着，实施暴力时往往丧失理智，又常常事过后悔，主动认错。
“男权文化”下的“女性悲歌”
一位京城某大报的年轻女记者与某婚姻专家探讨家庭暴力问题，交谈过程中自己却不知不觉红了眼圈。原来刚新婚3个月的她竟也是名家庭暴力下的受害者，大学同学的丈夫往往为一点小事便对她动粗。起初她每次还反抗，甚至萌生过离婚的念头，但自从怀孕后，她悲哀地感到离婚似乎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了。
许多人往往以为遭受凌辱、忍气吞声的应该都是没有文化、没有社会地位的农村家庭妇女。但根据统计，在家庭受虐的妇女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到了35%。她们当中，有大学教授、职员，也有公务员、教育工作者……
更为可悲的是，在面对残暴的丈夫时，这些拥有文化、智慧、体面职业和独立经济来源的妇女绝大多数与农村妇女一样，选择默默忍受、息事宁人，将自己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延续着。
“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中，现代家庭伦理观念与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发生激烈的碰撞，许多知识女性因为‘家丑不可外扬’、维持自己良好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声誉、做个贤妻良母、传统贞洁意识、‘离婚丢人’等观念的影响，而最终选择将自己沦为家庭暴力的牺牲品。”王行娟说。
“中国传统家庭有两个最显着的特征：等级差别与性别差别。在家庭的性别分工中，妇女处在最底层。‘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把所有的妇女关在家门之中，传统的性别角色系统要求女性一生只扮演女儿、妻子、母亲的角色，这个角色系统全都局限在家庭之中。‘三纲’、‘三从’等为妇女制定的‘行为规范’更是强化了这一角色分工与定位。”中国著名学者战捷在《当代中国人口与社会》、著名学者丁一虹在《女权主义家庭理论对我国家庭内改变性别角色的影响》的著作中都有着对“中国女性仍走不出传统观念的束缚”最精辟的论述。在她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行为规范是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主要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现代社会对高知“家庭暴力”很无奈
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妇女的暴力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家庭暴力”一词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媒体上。在中国，每年约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而在此之前，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的打骂和伤害一直被认为是“家务事”、“琐事”、“家庭矛盾”、“两口子自己的事”。
在家庭暴力越来越“高智商”化的今天，王行娟在对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上百个案例进行分析后，在国内首次发出“为城市高文化受暴妇女群体建立庇护所”的建议和呼吁。
她指出，从国际上庇护所的经验看，庇护所主要为一些遭受家庭暴力无处藏身的妇女和儿童提供帮助，但因为资金限制困难很多。从我们研究的情况看，城市高文化受暴妇女群体也需要在暴力发生时有躲避之处，特别是那些大学毕业后留在大城市中的妇女，她们一般在该城中没有亲戚。但她们的躲避需求是怎样的？她们需要怎样的服务方式？都是值得好好研究的。
在各界纷纷呼吁对妇女加强反家庭暴力培训、加强法律和舆论支持的同时，对高知“恶丈夫”的谴责和制裁似乎还是一片空白。因为从大多数学者的结论来看，虐妻的社会和文化根源在于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这似乎早已逾越了“反家庭暴力”可以解决的范畴。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在对知识分子家庭暴力的研究中，心理和人格方面的认识也是相当重要的，这或许可以视作他们施暴行为的“近因”或者最直接因素。在西方，许多学者就认为，施暴的男性存在严重的焦虑心理和奇谈心理疾病，对女人有暴力行为的男人应被视作是需要治疗的“病人”。
“关键是让整个社会都认识到他们是‘病人’，需要‘治疗’，不再让他们‘心安理得’，而是让他们在这个社会中感到无地自容和无处藏身”，王行娟说。
（千龙新闻）(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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