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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8日訊】4年前，在15個成員的歐盟，只有西班牙、愛爾蘭是右翼政黨執政，其他幾乎都是傾向福利社會主義的左派政府。但這次法國大選透出的信息展示﹕到今年底，整個歐盟剩下的左派政府恐怕只有瑞典、比利時和希臘，其他12個歐盟國家都將是右翼政黨執政。歐盟為何發生“地震”，整個歐洲大陸向“右”轉？
歐洲在過去4年，簡直像發生“政治雪崩”，左派政府紛紛垮台﹕今年3月，在葡萄牙，右翼社民黨和人民黨聯手擊敗了執政的左派社會黨；去年11月，在丹麥，左翼社會民主黨被淘汰出局；去年9月，在挪威，左翼政黨被擊敗交出權力；去年5月，在意大利，右翼商業大亨貝盧斯科尼擊敗了執政5年（換了4屆內閣、3個總理）的左派政黨而出任總理。
本月15日荷蘭國會將舉行大選，民調顯示，公開宣稱“伊斯蘭教和荷蘭自由傳統不相容”的福泰領導的右翼政黨將會勝出。雖然他在6日被暗殺，但這種用政治謀殺來封住別人的嘴、壓制政見的暴行，更會刺激選民把票投給右翼政黨。
今年9月的德國大選更為引人注目，執政的左翼社會民主黨，將會輸給右翼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在9月全國大選前唯一的地方性（薩安州）議會選舉中，右翼大獲全勝；極左派“綠黨”連最低要求的5％選票的一半都沒達到，輸得相當慘。
法國總統希拉克以82％的選票擊敗極右派候選人勒龐，是世人早就預料的事，人們驚訝的是極右派能夠史無前例地進入總統選舉第二輪，從而使大選在右翼和極右派之間進行，居然沒有了左派的份兒。
包括歐洲、美國在內的左派媒體，只是渲染“極右派崛起、反移民”，而淡化、或刻意不報道和傳遞左派全球性失敗的背後根本性原因。
在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中獲17％的勒龐被千“報”所指。但勒龐領導的極右政黨早就在法國存在﹕1995年（法國總統一屆7年，比美國多3年）那次總統大選中，勒龐的極右黨就獲得15％選票；更上一次選舉，獲得13％。14年間，極右派選票才增加了4個百分點，因此問題的關鍵並不是法國“極右派崛起”（第二輪選舉它連20％都沒達到），而是左派總理和他的政黨的失敗，左翼的社會福利主義思想和政策正在被法國人民淘汰。連英國《經濟學人》最近的文章也指出，在歐洲，包括中歐和東歐，“沒有任何极端右翼已經有了鞏固的勢力，或者形成了對民主构成危險的結合。”
對於歐洲向右轉，美國右翼旗艦《華爾街日報》發表社論表示，答案是兩個字﹕歐元。認為是歐盟實行統一貨幣之後，導致經濟更加混亂和困難；因為歐盟15個成員，經濟水平高低不同，各國經濟政策不同，通貨膨脹和失業率都不一樣，但卻硬性要求使用一種貨幣，匯率等不和本國經濟一起變化，顯然對其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因此主張“充分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在她今年4月出版的新書《治國方略》（Statecraft: Strategies for a Changing
World）中說，建立歐元“可能是當代最大的一個愚蠢舉動” 。
但《華爾街日報》的答案還僅是觸及一個點，其深層原因在於歐洲植根於馬克思和凱恩斯的福利社會主義左翼經濟思想﹕更多的政府控制，更多的國有化，大政府，高福利，高稅收，平均主義。
法國是這種凱恩斯主義的典型之一﹕其資產國有化比例為西方7大工業國之最，佔24％以上（美國低於15％；英國低於20％）；法國的稅率為54％，再加上10％社會安全稅，高達64％，企業和個人收入的一多半被政府強行收去（美國在布什減稅政策實行後最高稅率為36％）。
法國人的福利是世界聞名的，付薪假期長達6、7個星期，遭解雇，可獲60％以上工資，甚至長達五年。任何人去世都可從政府得到安葬費6,000多美元。高福利、高稅收帶來的是企業外移，造成高失業率。現在法國失業率為9％（德國是8％；瑞典是7％；美國上周末達到6％，人們已驚呼）。
在這種情況下，法國的左派總理（第一輪被淘汰的）若斯潘卻在1998年決定把工作時間從每周39小時減到35小時，等於法國工業每周減少4小時的產值，使法國企業在國際上更缺乏競爭力。法國企業家抱怨說，“這等於全球企業百米賽跑，法國要穿脫鞋，我們沒個贏。”
意大利右翼能夠勝出，也和經濟政策有直接關係，左派候選人強調政府控制和高福利，要加稅；而右翼的貝魯斯科尼則主張把意大利現有最高等級的43％的企業和個人所得稅，減到33％，削掉10個百分點。
德國的左派社會民主黨政府已經感到大勢不妙，因而也提出減稅，說到2005年，把個人所得稅從目前的51％減到42；公司稅從50減到40。但該黨的增稅歷史已很難讓選民相信這新的承諾。
提出“第三條道路”的歐洲左派經濟學家、倫敦政經學院院長紀登斯最近到台灣訪問，被當地媒體幾乎捧上了天。但所謂在右翼和左派經濟理論中走“第三條道路”，其實就是左派政黨體面地向右派政黨的理念靠攏，不得不做的讓步，也要減稅，限制政府規模和福利，提高企業競爭活力等，更多注重自由，而不是強求平等。左派政黨提出第三條道路，如同中共提出“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一樣，實際上是婉轉表達不得不走資本主義道路。西方國家的右派政黨，就從來沒有提出“第三道路”，而是一直堅持本來的道路——市場化和自由化。
除了歐洲的變化之外，美洲、澳洲和亞洲等也出現這種“向右轉”的趨勢。在美洲，福克斯領導的右翼政黨前年結束了墨西哥長達71年的左翼革命黨政權。在澳洲，霍華德的右翼政府在去年的大選中再次獲勝。在日本，強調經濟改革的小泉出任了首相，決定對國營的包括儲蓄在內的郵局系統開刀。印度右翼人民黨幾年前結束了尼赫魯家族左派政黨長達45年的執政後而組閣，至今穩定。連普寧的俄國政府，也已決定把稅收降低到13％，成為歐洲國家中除了愛爾蘭（公司稅12.5％）之後最低的。而英國的布萊爾工黨，雖然是左翼，但已在“第三條道路”上走了很遠，“遠”到被人稱為“披著工黨外衣的保守黨（撒切爾所屬的右翼政黨）”。
歐洲、以至全球這種經濟向右轉的大趨勢再次證明，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哈耶克的《通向農奴之路》，以及八十年代英國撒切爾和美國里根聯手倡導和實行的充分自由市場經濟，小政府、大社會，低稅收，限制福利——重自由而非平等，在自由中尋得相對平等的經濟思想和社會理念，更走向世界。
2002年5月6日（原載多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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