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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2日訊】 研究日本史三十多年的前哈佛大學教授，現在東京一橋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任教的赫伯特·畢克斯（ Herbert P. Bix）於2000年出版了一部正文長達六八八頁，注釋八一頁及包括十六頁珍貴相片的鉅著『裕仁天皇與近代日本之形成』，並於2001年獲得普立茲傳記獎。
畢克斯教授此書探討的重點就是裕仁天皇不能以身爲元首與最高統帥的身份對這場奉其名且由他積極指導的冗長戰爭，公開承認他負有道德、政治、與法律上的責任。大難臨頭時他並未遜位，深信自己是奉有天命的君主，也是日本國家不能或缺的元首。裕仁全未覺悟到他本人應對日本侵略他國的作爲負責，也從不對自九一八事變起歷時十三年又十一個月造成生靈塗炭的侵略戰爭承認罪愆。而這種“皇道”理念竟對日本各界（包括軍方）提供了思想與感情的出路，導使國民對於日本之恣意施暴，自以爲是地傷害他國不再敏感。而最後裕仁成爲日本民族壓抑戰時的記憶象徵，只要老百姓不去追究他在戰爭中的核心角色，日本人遂不必責問自己的歷史經驗。日本人戰後長期不肯認錯及蓄意篡改歷史史實皆源於此。
值得令人深思和借鑒的是：以革命名義發動全面內戰，殺人越貨甚于日本侵略者的中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幾乎與日本右翼勢力尊奉裕仁天皇一樣至今仍尊毛澤東爲中囯共產黨的太上皇，儘管毛發動的一次又一次運動，特別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人民的殘害之深已遠遠超過了八年抗戰，連中共自己都稱之爲“十年浩劫”，黨內要求清算的聲浪不斷，但包括被毛整得三起三落，批之爲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鄧小平在毛死後仍不肯做中國的赫魯雪夫，更進而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四項基本原則”，遂使中國大陸不但沒有象俄國和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樣適時向民主社會轉型，反在專制獨裁的泥淖中越陷越深，也爲今後中國大陸的分裂分治和社會大動蕩埋下了禍根。
長期以來，中共不但殘酷的鎮壓黨內和社會上的異己人士，肆意篡改歷史，容不得任何批評意見，且從不爲自己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和運動罪行認錯道歉，一再僞造党永遠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之類的神話，要求“四統一”、“全黨服從中央”、“全國人民堅決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等等。正是在這種陰暗的政治需要下，不但暴君毛澤東和下令『六·四』開槍的鄧小平相繼被捧上神龕，就連毫無建樹，反出賣大批土地予俄國的江澤民也在中共十六大前不斷的收到勸進表，就差一點沒有做袁世凱第二了，究其原因就是中國的國情和一衣帶水的東瀛鄰邦一樣需要一個令十三億人民壓抑文革記憶，麻木不仁地繼續接受專制集權統治的所謂“穩定壓倒一切”的皇權中心。
徐福爲求長生不老藥攜五百童男童女東渡日本的掌故，雖然並不能完全證實日本人與中國人是同文同種，但日本“皇道”的理念與中國五千多年“真命天子”的世俗觀念卻如出一轍。也正是這種世襲或經改朝換代而奪得的皇權統治造成了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奴性、盲從以及在“愛國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的畫皮底下，不但不敢對歷史作出反省，反而一次又一次的重蹈覆轍，將整個國家和民族拖入災難的深淵之中。且爲禍四鄰，遺臭萬年——日本的“大東亞聖戰”與中國的“抗美援朝”便是例證。
日本幸而戰敗已喪失了其重建軍事力量的可能，對世界和平的威脅也降至最低，這是付出了幾乎亡國滅種的慘痛代價才換來的歷史教訓。可怕的是中共至今仍不放棄對台動武和繼續發展核武器，更不擇手段的提出了所謂“超限戰”理論作爲國際恐怖主義的有力支撐，中國大陸目前已淪爲亞太地區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歷史的教訓其實並不能抑制現實的政治需要，而戰爭往往是政治所耍的最後的一個花招。處於內外交困的中共當局究竟要向何處去？恐怕會令海外的“中國通”們又一次跌破眼鏡。至於一直深恨日本人不肯認錯和蓄意篡改歷史史實的中國人又是否應當好好反省一下中華民族與大和民族之間的異同之處呢？
二00二年七月九日於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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