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2月11日訊】（大紀元專欄作家Wesley J. Smith撰文／劉文鑒編譯）悲哉，科學權威。他們正緊握雙手、咬牙切齒，因為芝加哥大學一個極具聲望的民意調查發現，僅有48%的公眾 「對科學界充滿信心」。不出所料，這種不信任在整個社會並不均衡。根據該民意調查，64%的民主黨人表示信任科學界，相比之下，信任科學界的共和黨人只有 34%。
至少可以說，這種黨派分歧於社會不利。但這種分歧不是科學家們呼籲「信任我們」就可以消除或解決的，不會。要解決一個問題，首先必需準確地找到它的原因，以便可以制定並採用補救措施。但科學權威們拒絕進行這種冷靜的反省，相反，他們抱怨，「人們相信脊髓灰質炎疫苗，為什麼他們現在不相信我們？」
讓我來數數原因。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科學機構們沒有把「科學」當作一個政治大棒來促使文化的改變，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研發者們——喬納斯·索爾克 （Jonas Salk）和阿爾伯特·布魯斯·薩賓 （Albert Bruce Sabin）以及他們的共同研究者，沒有利用他們的成就將一個令人窒息的「科學共識」強加給不允許有異議的社會，相反，他們只專注於預防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痹症），政治和文化議程與他們拯救生命的工作無關，以至於即使出現了異乎尋常和致命的錯誤也沒有削弱公眾（對科學）的信任。
將根除脊髓灰質炎的純科學方法與當今政治活動家們對待科學的方法進行對比，是的，客觀的實驗室科學家應該還是會被信任的，但是科學與醫療部門的許多領導者濫用他們的權力，明顯地讓政策迎合意識形態，使科學的基本工作越來越多地遭到了破壞。不僅如此，那些在諸如COVID-19、氣候變化等問題上不遵從政黨路線的人，其職業生涯面臨可能被毀掉的危險。
2020年，理論物理學家勞倫斯·克勞斯（Lawrence Krauss）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重要的專欄文章，譴責政治對實證科學的污染。文章寫道：「因為意識形態的侵蝕敗壞科學機構，有人可能想知道，為什麼更多的科學家不捍衛實證科學免受這種入侵。答案是許多學者害怕了，並有充分的理由，他們不願與科學領導團隊持不同意見，他們看到了這樣做的科學家都發生了什麼（遭遇）。」
在COVID-19疫情期間，這種行為也有出現。我們都見證了對有關如何最好地抗擊這場疫情的「非正統」科學觀點的扼殺，例如將簽署了《大巴靈頓宣言》的那些著名科學家詆毀為「邊緣人」。更有甚者，一再專制性地將科學權威、自由派政治家、主流媒體和科技巨頭搞出來的具有爭議的政策，如封鎖、打疫苗和戴口罩強行說成是所謂的「科學共識」，這種灌輸已被保守的大眾消化得如此徹底，不需在此重複。
鮮為人知但一樣令人憎惡的是，時任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IH）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博士，以及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扼殺了有關 COVID-19 疫情起源的自由討論，相關內情最近被披露出來。在福克斯新聞報導的一則有著大量電子郵件證據為支持的爆炸性新聞中，一些著名科學家在疫情流行一開始就擔心SARS-CoV-2（中共病毒學名）是武漢病毒研究所設計的，也是自武漢病毒研究所傳出來的。柯林斯和福奇似乎很快就中止了對這一重要問題的自由調查。
那則新聞說：「福奇匆忙地組織了一次與全球數十名病毒學家的電話會議，『特別報導』獲得的會議記錄揭示，由於擔心公眾會對中共政府可能參與（病毒研究）的消息做出何等反應，實驗室（病毒）泄漏理論這樣的懷疑被壓了下來。」
而且：「會議中，時任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提出了『科學與國際和諧』可能會受損害，對中共參與（病毒研究）的指責可能會分散頂尖研究人員注意力的擔憂。」
至少可以說，「科學」 是不應該這樣運作的。更糟的是，出於保護科學聲譽的非科學目的，決定疫情流行原因的答案在調查之前就開始了，而且確保「國際和諧」在今天出現，就像是在故意掩蓋國立衛生研究院參與了武漢實驗室（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的資助，避免一場可能令人尷尬的曝光。怪不得福奇在肯塔基州聯邦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對此事提出質疑時如此暴躁。
兩黨對科學可信度的差距不僅僅只是針對 COVID。保守派人士已經注意到，氣候科學家企圖奪取權力，部署類似於疫情期間強行實施過的專制政策以對抗全球變暖，例如，在頗具影響力的科學雜誌《自然》上發表的一項提案，敦促強制實行「個人碳排放配額」。此舉將會限制我們對汽油的購買以及對肉類等不受歡迎食物的食用。這些限制將會通過部署能夠跟蹤個人碳排放的高級計算機技術，類似於那些用於中共專制的社會信用體系的技術來實施。與此同時，世界上最負盛名的政治學雜誌《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發表了一篇文章，呼籲「極權氣候管理體系」強行實施反全球變暖政策，如徵收碳稅，這是氣候變暖倡導者們一直無法通過民主手段立法的事情。
除了這些令人不安的長篇大論之外，還有無處不在的進步派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在世界上最受尊敬的醫學和生物倫理學期刊中受到推崇，例如，《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NEJM）和《柳葉刀》（The Lancet）發表了多篇文章，呼籲在醫學實踐中強行實施批判性種族理論那樣的政策。美國某些州和地方公共衛生部門也是如此。《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和《醫學倫理學期刊》（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上的其它文章提倡強迫醫生履行合法但具爭議的干預，比如墮胎和變性人手術。
鑒於這些和許多其它可以列出的意識形態上扭曲了的「科學」的例子，科學界不被大多數保守派人士信任還有什麼可奇怪的嗎？而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研發者們從未參與過這些事情。
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當代社會需要值得信賴的專業知識來源，但信任「專家」已不再是必然的了，我們需要一個彌合政治分歧的科學界，但是重建這種信任基礎設施將要求科學界避開意識形態、客觀地追求真理，而不考慮偏好的文化優先權或想要的黨派結果。
作者簡介：
韋斯利·J·史密斯（Wesley J. Smith）是 人性化播客（Humanize Podcast）（Humanize.today）的主持人、探索研究所人類例外主義中心（Discovery Institute’s Center on Human Exceptionalism）主席和患者權利委員會（Patients Rights Council）顧問。 他的最新著作是《死亡文化：『傷害』醫學的時代》（Culture of Death: The Age of 『Do Harm』 Medicine）。
原文：Ideological Scientists Created the Science Credibility Gap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