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7月09日訊】自2020年初中共病毒（武漢肺炎或Covid-19）全球流行以來，各國政府的「管制力」就快速膨脹，專制共產國家的「全面管控」固不必說了，連自由民主國家都左派社會主義掛帥，各種「干預」措施紛紛出籠。在「清零政策」下，封城、隔離等等限制人民自由的措施，在「保障生命安全」大纛下大量實施，而「疫苗護照」更阻礙人民的就業、消費、旅遊等等社會經濟生活。這些種種干預措施，撇開隱藏在背後的「政治因素」不談，就消弭疫情和減少生命損失來說，是否真有效果？
政府強力管制封鎖有效嗎？
就美國這個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的代表國度來說，近年來民主、共和黨左右派愈見對立，而「藍州」、「紅州」就是民主黨、共和黨主政的顏色劃分，保守主義的紅州抗拒聯邦政府的封鎖政策，社會主義的藍州則奉行封鎖政策。兩年來究竟哪一種做法較佳？
2022年4月20日史蒂芬･摩爾（Stephen Moor）這位經濟名家在英文《大紀元》發表〈兩年來我們從疫情學到什麼？——封鎖無效〉(What Have We Learned After 2 Years of Covid: Lockdowns Don’t Work)一文，揭示他和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凱西･穆立甘（Casey Mulligan），以及病毒學家費爾･克片(Phil Kerpen)聯名發表在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的研究，該研究旨在對美國各州在疫情表現的評分。
他們使用1.公民的健康狀況和Covid死亡率，2.經濟表現，以及3.兒童失去的上學天數三個指標作為評比。研究結論是：封鎖經濟和學校時間最長的州排名最差，因為封鎖令減少死亡數只有一點點效果，但對兒童造成嚴重損害。猶他州、蒙大拿州、佛羅里達州等州封鎖措施很少，經濟仍充滿活力、失業率低，而大部分學校仍然開放。表現最差的州是紐澤西、紐約、新墨西哥、加州和伊利諾州。表現最好的是猶他、內布拉斯加、佛蒙特、南達科他和佛州。
他們特別就加州和佛州這兩個封鎖和開放代表州作比較，充分說明了什麼有效、什麼無效。加州嚴厲封鎖的結果，因破產和漫長的失業而破壞經濟；佛州大部分開放，生活如常。在校整人口年齡後，兩州的死亡率大致相同，所以加州紐森州長的「封鎖在加州挽救了數千人的生命」之說法是不正確的。
這項研究受到美國媒體和外國媒體熱烈報導。反對該研究的聲浪很大，但摩爾認為說服力很低，主要來自索羅斯集團(Soros Group)的「媒體很重要」(Media Matters)，除了聲稱「右傾」外，提不出連貫論點。
左翼人士對這項研究表示不認同，並憤怒表明，若有下次機會還是會採取封鎖政策。不過，摩爾認為封鎖政策不是基於科學，而民主黨人和社會主義者很鬱悶，因為他們無法解釋為何50個州的封鎖嚴重程度與死亡率間的相關性近於0，畢竟他們是主張封鎖可帶來安全和健康。摩爾說他們等了兩年多，還在繼續等有說服力的解釋。
這篇文章傳達了兩項訊息，一是「政府干預或管制政策」是無效的，而且還會產生不良效果，而晚近耳熟能詳的「愛之適足以害之」、「到地獄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鋪成的」兩句東西方流行的話語就是傳神的闡述。最具代表性的干預政策就是「價格管制」，在基礎經濟學中都以「房租管制」和「最低工資率」兩者為例。不過，這些在傳統古典經濟學中認為「不證自明」的事況，在社會主義興起之後，如今卻都受棄置，不但政府的價格管制充斥，連最低工資率對失業的衝擊也受到挑戰，而且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就頒給早在1995年便獲得美國經濟學界最高學術聲譽的克拉克獎章的學者大衛･卡德(David Card)，以肯定他實證得出「提高最低工資的負面影響很小，且不會使就業率下降，也不一定會使工作機會減少，對受僱人數也沒影響」，是關於「勞動市場」的新見解。
最低工資率已經全球化
儘管不少學者明確指出卡德的研究是有問題，而已故的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G.S. Becker)更在1995年就斬釘截鐵地說：「『提高最低工資會降低就業機會』的定論，連神通廣大的人都很難駁倒。既然政治人物的功力還沒有那麼高，就不應該試著提高最低工資。」而且卡德本人也明確表示，不會公開表明立場或做政策建議，但其研究卻時常被作為支持最低工資立法的有力論據。這也間接引證了這篇文章傳達的第二項訊息，那就是左派社會主義者或政府干預主義者往往提不出說服力高的論點，卻採用似是而非的研究結果，或用「種族主義」扣人「右傾」的帽子，甚至指稱「資產家走狗」來否定「反對干預政策」者的說法。
反對政府干預者所信奉的是資本主義或市場機能，或者是自由經濟或市場經濟，如今則被強加指責認為是「市場萬能」論者。其實，政府干預或管制，往往不知不覺落入「全能政府」而不自知。平實而言，「市場萬能」或「全能政府」指涉的就是「政府的角色是什麼？」以及「個人自由」究竟是如何的問題。奧國學派大師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1944年出版的《官僚制》(Bureaucracy)〈前言〉開宗明義：
「當今社會與政治衝突的主要議題是：人是否該抛棄自由、私自開創進取和個人負責的精神，而選擇屈服於社會主義國—一個執行強制與脅迫的巨大機構—接受其監管？獨裁的極權主義體制是否該取代個人主義和民主體制？公民是否該被改造成為順民，在一支全民強制勞動隊伍裡當下屬，無條件遵守上司的命令？他是否該被剝奪最為珍貴的選擇權，不准他選擇自己的手段與目的，不准他塑造自己的生活？」
米塞斯將之化約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爭論所隱含的根本問題—在人的行為過程中，有無可能使用經濟計算的工具，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他在1944年運用人的行為理論於歷史觀察，寫成《官僚制》和《全能政府：極權國家與總體戰爭的興起》(Omnipotent Government: The Rise of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兩本小書來詮釋，前一本藉由比較與分析營利事業的利潤管理制和政府機構的官僚管理制，兩者運作方式的本質差異，為一般讀者介紹這個根本問題。
這一本《全能政府》則以國家至上主義概括社會主義和干預主義，明確表示「國家至上或政府掌權者與官僚至上」，來與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的本質「消費者至上」或「消費者主權」或「公民自由至上」作對比，來凸顯問題之所在。
米塞斯曾區分社會主義（生產手段公有、沒有生產手段市場與價格的社會分工生產體制，包含市場與價格名存實亡的納粹統制經濟體制和蘇維埃的共產經濟計畫體制）和干預主義（政府干預企業、逐步弱化生產手段私有權、弱化聽命於消費者的市場有效應用經濟計算分配生產手段的功能），並且指出干預主義終究會趨向社會主義，有時在使用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一名詞時，也包含干預主義的意思。在這本書中，米塞斯就以國家至上主義一詞概括社會主義和干預主義。
本書一開頭，米塞斯就指出造成世態混亂的一個根本原因，那就是「一個極其有害的教條主義」，此即「人們大多沒雅量，來容忍他人批評自己所鍾愛的社會與經濟政策。
他特別指出，經濟學家對政府的社會經濟政策提出反對意見，僅針對選用的方法認為不合適，並未質疑想要達成的最終目的。人們不願承認，如果採納經濟學家的勸告，而不是漠視它，就可能更容易達成目的。不過，人們對膽敢批評他們所鍾愛的政策者，一律稱之為「他們所屬國家、種族或團體的敵人」。
反對干預的經濟學家受到抹黑
米塞斯就舉經濟學家斷言「最低工資率並非提高賺取工資者生活水準的適當手段」為例。指出「經濟學家既不是勞動的構陷者，也不是勞工的敵人」，正好相反，經濟學家是建議用比較合適的辦法，來改善賺取工資者的物質幸福，正是為他們的幸福成功所能做出的最大貢獻。他又寫說：「指出每一個人都從資本主義的運作獲得好處，並不等於辯護資本家的既得利益。」而一個在四、五十年前主張保護私有財產(私產)制和自由企業的經濟學家，並不是在為「當時的」富有者自私的階級利益而奮鬥。該經濟學家是想讓那些和他同一時代、一文不名、沒沒無聞，但具獨創能力者，得以自由發展所有如今使得一般人生活更為愉快的新產業。不可諱言的，許多這些產業變革的先驅變成富翁，但他們之所以變富，是因為他們供應一般民眾喜歡的汽車、電冰箱、電影、飛機等等，以及各式各樣雖比較不令人驚嘆，但同樣有用的新創產品。這些新產品，肯定不是政府辦公室和官僚的成就。米塞斯指出，到1940年代初，沒有任何一樣技術進步能歸功於蘇聯人、俄國人當時的成就，頂多是偷竊、抄襲外國資本家的某些創新進步，而這些資本家還不斷被俄人貶斥。
米塞斯在當時就指出，人類尚未達到科技完美的最終地步，還有大量進步和改善生活水準的空間，而創造與發明的精神種籽永遠存在，但它只有在經濟自由化的地方，才會繁榮興盛，結出果實。他進一步說，如果經濟學家證明一個國家處理其對外貿易政策或國內少數民族的方式，其實是傷害它本身的根本利益，該經濟學家也不是該國和其人民的敵人。謾罵不當政策的批評者並質疑他們的動機，米塞斯認為是無濟於事的，只可能壓制真理的聲音，絕不可能使不適當的政策變為適當。而極權統治的擁護者，將反對者的態度命名為「消極主義」，他們自以為正當他們呼籲改善令人不滿的現狀時，反對者卻執意讓禍害繼續存在。米塞斯指出，這是以心胸狹隘的官僚觀點，在判斷所有社會問題，只有官僚才會認為，唯有設立新的辦公室、頒布新法令並增加政府僱員，才能稱為「積極有益」的做法，其餘一切都是消極不作為。
米塞斯強調，「經濟自由方案，不是消極的方案，它積極想要確立和保存」，它是以生產手段私有制及自由企業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它積極想要維護自由競爭和消費者主權。米塞斯指出，「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反對所有旨在廢除未受干擾的市場經濟，而代之以政府控制的措施。」他說：「放任自由、並非意味讓禍害繼續存在，正好相反，它意味不要干預市場的運作。因為干預必定限制生產成果，從而使人民變得更窮。它並且意味：不要廢除或癱瘓這個，儘管遭到政府與政客所設下的無數障礙阻撓，卻仍然已史無前例，提高廣大群眾生活水準的資本主義制度。」
米塞斯觀察到，從19世紀末開始，歐洲各國政府和國會，一直熱中於阻撓市場運作、干預商業活動，而且熱中於使資本主義癱瘓，毫不在意地忽視經濟學家的警告。他們築起貿易壁壘、助長信用擴張與寬鬆貨幣政策，採取價格管制、最低工資率和補貼政策。他們把課稅變成沒收與剝奪。他們宣稱，無所顧忌的支出，是增加財富與福祉的最佳方法。
不幸的是，當這些政策不可避免的產生如經濟學家早就預言的不好後果時，輿論並未譴責他們所鍾愛的這些政策，反而怪罪資本主義。在群眾眼裡，並不是這些反資本主義的政策，而是資本主義本身，才是經濟蕭條、失業、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獨占與浪費、社會動盪與戰爭等等的根本原因。
當代自由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實為社會主義者
這是因為當時「反自由主義偽裝成貨真價實的自由主義」且擄獲一般民心。這些「自稱的自由主義者」所支持的政策方案，完全違背古典自由主義的信條，他們貶斥生產手段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熱烈支持進步主義的經濟管理辦法，為實現全能政府奮鬥。他們歡呼、推崇每項賦予官僚和政府機構更多權力的措施。任何人如果沒和他們一樣偏愛嚴密組織與控制人民，都被譴責為反動分子和經濟保皇派。米塞斯指出，這些以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自許者，天真地深信自己是真正民主派，但他們的民主概念和19世紀的民主概念恰恰相反，他們混淆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不僅沒看出兩者不相容，甚至相信唯獨社會主義意味真正的民主政治，認為蘇維埃制度是一種民主制度。
對於迄1940年代所有維護和平的努力之所以都未能成力，米塞斯認為原因在人們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此即不明白只有一個純粹、完美和未遭阻撓的資本主義世界裡，才不會有侵略和征服的誘因。在「國家至上」的世界，即便是民主政府，在充斥貿易壁壘和移民障礙、外匯管制和剝奪外資的時代，幾乎每一個公民基於自身利益，都渴望外國政府可能用來傷害他的這些措施遭到廢除。所以，幾乎每位公民都渴望本國軍事力量強大、領土擴大，至少意味他得以解脫某個外國政府所施加的各種禍害。19世紀末，所有歐洲國家都熱中於委給政府更多權力，擴大政府強制與脅迫領域，熱中於以國家名義壓制個人的一切活動與努力，在「經濟民族主義」，也就是國家至上主義下，政府控制愈來愈多的商業活動。
米塞斯察覺到1940年代已是個人主義讓位給全能政府的時代，人民服從國家至上主義，允許政府管理人間一切事務，深信政府將使人間變成天堂。在極權主義的道路上最為先進的國家，甚至公民個人的閒暇時間如何使用，也被認為是政府的工作，德國是最重要的一個代表性國家，而當時人類文明危機的焦點就在德國，它一直是國際和平的干擾者，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德國的戰爭。在西方國家的人民沒準備抛棄他們的「國家至上主義政策」，他們國內的經濟民主主義，以及他們彼此間的經濟戰就停止不了，也將不可能締結和平的國際關係，而更為慘痛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將可能發生。有鑑於此，米塞斯乃撰本書，探索描述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與事件，以致形成當時德國與歐洲這樣不幸的事態。
米塞斯試圖糾正許多流行的錯誤，這些錯誤源自一些嚴重扭曲歷史事實的傳說，以及一些曲解經濟發展與政策的學說，他在書中處理歷史，也處理社會學和經濟學的根本議題。除前言、導論和結語摘介全書的精要外，全書內容分成四篇。第一篇描述德國自由主義的潰敗，分成德國的自由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勝利兩章；第二篇介紹民族主義，分成國家至上主義、國家至上主義與民族主義，以及對一些謬誤的駁斥三章；第三篇介紹德國的納粹主義，分成德意志民族主義的奇特性、德意志帝國裡的社會民主黨人、反猶太主義與種族主義、威瑪共和及其瓦解，以及納粹主義是一個世界性問題等五章；第四篇談西方文明的未來，分成世界規劃的妄想和和平方案兩章。
米塞斯一生堅信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極力證明社會主義是行不通的，社會民主主義也不行，他在1922年就寫了《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分析》(Socialism: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雖然一炮而紅，卻讓全球的社會主義者都討厭他。
當1930年代在德國迅速蔓延的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即將取得勝利時，米塞斯明白其隨即會威脅奧地利，一旦納粹占領奧地利，蓋世太保一定會找他，於是在1934年，米塞斯遷居瑞士日內瓦。在瑞士期間，他寫出了畢生最重要的著作《人的行為：經濟學專論》(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但直到1949年才改寫成英文出版。該書第235頁裡寫著：「當今大多數大學裡以『經濟學』為名所傳授的東西，實際上是在否定經濟學。」而1948年之後大學課堂裡的「經濟學」幾乎都是薩繆爾遜(P.A. Samuelson)在1948年出版的《經濟學》(Economics)之模式—標準的「凱因斯經濟學」，就是政府可精心調節整體經濟，雖然仍然強調「市場」，但其實掛羊頭賣肉，賦予政府以各種政策來「干預」，骨子裡是道道地地的社會主義。配合當時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整個美國都被社會主義淹沒而不自知。經歷社會主義奴役社會的米塞斯，在1940年移居紐約時驚覺事態嚴重，趕緊在1944年寫出了《官僚制》和《全能政府》兩本小書力挽狂瀾，奈何曲高和寡，不但撼動不了潮流，自己還備受冷落，無法在大學謀得正式教職。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海耶克(F. A. Hayek)這位奧國學派第四代掌門人，在1944也寫出《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這本暢銷全球的書，該書也在揭穿社會主義的真相，其影響力雖然遠高於米塞斯的著作，但海耶克卻備受學界冷落。海耶克認為「社會主義對當時的美國人是思想上一種新的感染，他們對於羅斯福的新政狂熱仍在高潮中，那時有兩群人，一群是普通公民，他們對這本書頗感興趣，但從未讀過它，他們只是有聽到這本書是支持資本主義的；另一群人則是學術界人士，他們正中了集體主義的毒，感到這本書是對最高理想的一種背叛，必須加以辯護」。因此，海耶克遭受到不可置信的辱駡，這是他在英國從未經驗過的，其嚴重程度甚至到了完全毁壞他在事業上信譽的地步。1949年海耶克也移居美國芝加哥，並不是由芝加哥大學聘任，而是受「社會思委員會」所聘。
政府干預、國家至上難被撼動
米塞斯和海耶克這些奧國學派學者都主張一種全面的自由市場，也就是無須國家干預的經濟狀態。而米塞斯一生致力於揭露真相，一輩子捍衛保護私產、公理正義之前人人平等、主張市場自由，卻被像個國家政敵般看待，迄今全球各地的政客仍對米塞斯的學術遺產心存疑懼。為什麼？菲律普･巴古斯(Phillip Bagus)和安德列亞斯･馬夸特(Andreas Marquart)兩位德國學者在2014年出版的《國家偷走我的錢》一書告訴我們：「顯然他們害怕，萬一人民知道真相，發現原來國家在經濟與社會上的干預，經由事實證明是錯的，根本弊大於利，那麼他們恐怕就會沈淪到無足輕重的地步。」
進一步要問的是：為什麼奧國學派的理論從來沒被一般民眾聽說過呢？該書認為：「其一，對國家與政壇人士來說，奧國學派理論讓他們感到超級不舒服。而且因為還沒有人成功反駁過此學派的學說，所以讓這些東西銷聲匿跡是最簡單乾脆的方法，不准教導，也不許在課堂上講授。無論是大學或其他（公立）學校都不行，而有些教授就算百分之百知道他們自己（必須）傳播的知識是不良理論也都噤聲不語，因為太囉嗦，可能工作就不保了。」作者設身處地為這些教授想：「如果他們對國家統治提出質疑，他們還能繼續坐在位子上嗎？因為這些議題是禁忌，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當今世道，身為經濟學家卻支持奧國學派，就會在國家掌控下的教育體系內不得其門而入。而且，不僅尋覓教職難，個人收入與學院名聲都會被大打折扣，就像米塞斯的遭遇那樣──終生被拒於國立大學門外，不曾在那些學校成為正規教授。
最讓國家和政壇覺得如芒刺在背的，是奧國學派對於市場經濟貨幣制度的大力提倡，如果該主張能落實，必須禁止無中生錢，還要關閉中央銀行，因而央行和銀行業者會全力反對。如果真的實現，誰來付錢給那麼多的財經專家？他們可寫了很多書，寫了很多文章，字字句句都在為國家的貨幣政策護航，有的還被包裝成重量級顧問。那些主流經濟學家不為國家貨幣捍衛是不行的，因為他們的學者生涯就是建立在這些理念上，而且他們也要養家活口。
讓米塞斯著作廣為流傳
絕大多數的奧國學派學者都主張一種全面的自由市場，也就是無須國家干預的經濟狀態。但因政客最熱愛的活動就是給社會制定一堆規定和法律條文。對於國家和政治面來說，他們一定得為所有經濟與社會問題找到可以怪罪的對象，米塞斯對此早已了然於心，他在《官僚制》書中就這樣寫著：「經由國家介入而造就的所謂『進步』政治，其支持者最愛用的政令宣傳伎倆，就是把當今世況所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都歸罪於資本主義，但一切好的、善的，都歸功於社會主義。他們從來不花功夫去為其令人迷惑的原理提出實證，也向來不為其國家經濟原理的爭議辯駁。他們全心投注的焦點只在於侮辱對手，以及懷疑對方的動機。但很不幸地，一般人民並無法識破這其中的詭計。」
為了讓一般民眾不識破這其中的詭計，就得極力將好的學說和更好的理念隱藏起來，而不良學說與不良思維成為主流，一代接一代學習流傳。俗話說：「人者心之器」，亦即人的行為由心所器使，而心者「觀念」是也。凱因斯也在《一般理論》的結語中說：「……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的觀念，無論是對的還是錯的，都比普通人所想像的有力得多。……有些實行家自以為不受學術思想的影響，其實往往是一些已故的經濟學家的奴隸。那些掌權憑空臆度的狂人，也不過是從多年前一些不太知名的著作家那裡導出他們的妄想。」
如今凱因斯干預理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集體主義、干預主義盛行，主導政府政策，而「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為了截窒世事下流，讓奧國學派理論重視人間是一項重要工作，正如米塞斯在《官僚制》中說的：「讓我們的經濟學研究在民間廣為流傳，其目的，並非想把每個人都變成經濟學家，而是希望每個人都能在一個共同的社會中，發揮其身為國民的功能。資本主義與極權主義之間的矛盾衝突，事關文明發展的未來出路，而這無法由內戰或革命來決定。這是一場理念之戰，而民意將決定這場戰爭的勝與負。」
讓廣大地球人理解「消費者至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最能福國利民，而「國家至上」、政府管制、干預主義的「全能政府」則會引領世人邁入「奴役之路」，正是當今全球最急迫的事務，而將米塞斯的著作推銷出去是一條終南捷徑，當然包括這本《全能政府》！大家一起來吧，加油!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責任編輯：朱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