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槍》導演蔡崇隆:要在大陸,我早就被抓了

【大紀元2023年11月13日訊】(大紀元記者徐曼沅洛杉磯報導)第九屆亞洲國際電影節(Asian World Film Festival,AWFF)的「台灣電影日」(Taiwan Film Day)於9日(週四)於卡爾弗城(Culver City)舉行。第59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九槍》(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映後,導演蔡崇隆與洛加大(UCLA)教授白睿文(Michael Berry)參與座談。

2023年11月9日,蔡崇隆(左)與白睿文參與《九槍》映後座談。(徐曼沅/大紀元)

2017年8月31日,台灣越南籍失聯移工阮國非,遭警察連開九槍致命。蔡崇隆用了5年時間,從多角度探討這一事件的全過程。全片時長90分鐘,但卻用了將近30分鐘的篇幅,忠實呈現警方執法的記錄器畫面,讓觀眾看到了被忽略的真實視角,至於真相如何,每位觀影者自有判斷。

意外成為警方教材

《九槍》以阮國非之死為主線,縱深探討的卻是台灣已逾73萬人口的移工問題。蔡崇隆表示,外籍移工已成為台灣社會不可規避的問題,相關政府單位與法規都需要重新審視,他認為這不僅是台灣的議題,也是很多國家都在遭遇的問題,只是台灣社會更有勇氣去面對。

有些高中生觀影後,開始反思成年人漠不關心的態度;也有台灣地方警局向蔡崇隆表示,希望以《九槍》作為內部訓練影片,讓基層員警了解如何處理危機。蔡崇隆告訴大紀元記者:「要在大陸,我早就被抓了。」紀錄片中還原了阮國非中槍後在沙地垂死掙扎的血腥畫面,警方缺乏善意與急救常識,甚至認為阮國非仍有攻擊性的對話,讓觀眾駭然。

《九槍》是台灣移工議題首次躍上大螢幕,不僅在台灣引發諸多討論,也獲得國際觀眾和影評人青睞,但有機會成為警方教材,卻是蔡崇隆始料未及。他說:「這就是台灣可貴的地方,基層員警也想做得更好。」政府面對「家醜」外揚,不僅沒有「遮羞」的心理,反而鼓勵躍上國際、直面問題。

蔡崇隆認為,公布警方的這些鏡頭,的確有些傷害國家形象,但這也再次證明,台灣是有自信的國家,「我們可以面對自己問題,可以改變」。拍攝過程中,蔡崇隆沒有遭遇到任何官方壓力,警方也沒有掩蓋事實,更沒有打壓他的創作。

讓逝者「發聲」

紀綠片以阮國非在社交媒體曾發表的詩文為畫外音,開啟了獨特的靈魂視角,讓逝者「發聲」。《九槍》讓觀影者了解,這些移工也有情感、理想,他們來到異鄉工作,無非是想改善家人的生活條件,他們不是恐怖分子或反社會的毒蟲,只是再普通不過的平常人。

蔡崇隆坦言,使用警方監視器的鏡頭,的確會有侵犯他人權利等法律風險,但他認為「值得被告」;至目前為止,也尚未收到過律師函。

訪問阮國非在越南的家人時,蔡崇隆拍攝了許多田間畫面,他發現越南的自然環境和台灣非常相似,「過去的台灣也是如此純樸,我們也是這麼走過來」。這些移工處在台灣社會邊緣,是政策結構性的問題,而不只是移民們個人的問題。

台灣移工制度亟需檢視

「我希望能打破同溫層,這個議題雖然沉重,但卻能讓不關心的人開始關心。」蔡崇隆認為,台灣的移工越來越多,從營造、製造業到家庭幫傭與看護,移工已超越一個縣市的人口,台灣社會需要更平等的勞雇關係。

拍攝《九槍》的初衷,是透過影像讓觀眾思考台灣移工的困境。蔡崇隆說:「我希望觀眾意識到,這些移工也是人,也一樣有尊嚴。」台灣在疫情後有8萬名所謂「非法移工」,他們被危險化、污名化,但蔡崇隆認為,這些「非法移工」是制度造成的罪犯,他們並沒有違反刑法,只是違反行政法,台灣的移工制度,極需重新檢視訂定。

創作《九槍》時,蔡崇隆遭遇最大的難題是如何把握「尺度」,他希望公布警方紀錄器畫面,不只是剝削死亡的生命攫取觀眾注意,而是希望大眾能有脈絡地理解,阮國非事件表面上是警察執法過當的問題,但事實上,還有整個關於台灣移工制度的問題。

蔡崇隆雖是學法律出身,卻長期關心社會議題,他曾任新聞記者,成為紀錄片工作者後,長期將鏡頭聚焦於台灣司法人權問題,曾創作為死刑犯平反的《島國殺人紀事》三部曲,以及聲援RCA女工的紀錄片《奇蹟背後》。對他而言,《九槍》是對台灣移工致歉的墓誌銘,在第9屆亞洲國際電影節登場,獲得諸多反響,也讓他感到欣慰。◇

責任編輯:嘉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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