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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0日訊】今天,在我們聚集一起探討中國如何才能真正穩定的時候,我想起約二十年前兩位學者金觀濤、劉青峰對二千多年中國社會周期性動蕩——回歸原態——動蕩的狀況所進行的歷史沉思和深刻反省。我以為，盡管中國的改革走過了二十几個年頭，兩位學者概括的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构并未打破，今日經濟表面繁榮的背后仍然潛伏著可能動蕩的深層危机。
我的危机感基于三個方面的思考
1﹑執政党的極權性質未變
今天中國社會的轉型只是從極權社會轉入后極權社會，即執政党為了渡過合法性危机，避免政權崩潰失卻執政地位，不得不在經濟領域有限度向民眾開放，不得不收斂自己以往無邊界擴張的權力行為，把部分私人空間和自由還給民眾。但由于執政党不愿啟動危及自身利益的政治體制改革，不但民眾的私人財產權、選舉權、知情權、結社權、言論自由權至今無法以法律憲政予以确立保護，而且民眾已經擁有的少量的自由空間隨時也可能被重新剝奪。近日，中國政府不斷以煽動顛覆政府罪逮捕异見人士，正說明中國社會仍遠离法治，仍以執政党意志主宰社會的后極權本質特征。
中國執政党和政府的這种后極權性質，還直接導致經濟私有化進程中權力与資本的相互勾結，進而對公有資產的大量侵吞。政府官員的權力行為在不受反對派和傳媒監督的“黑廂”操作，同時，政府用強權繼續剝奪公民民主監督的參与權与知情權，控制壟斷和封鎖公共資訊，這就等于筑一條新路時在下面埋下了火藥。只要執政党和政府的極權性質不改，權力資本就將不斷毫無顧忌地蚕食公有資產和納稅人的血汗，蓄勢待爆的火藥就將越積越多。一旦經濟停滯不前或危机來臨，一旦真相無法掩蓋遮蔽，憤怒的火藥就將引爆。
2﹑執政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內在緊張”無法消解
在良好的憲政國家，如我們身處的澳大利亞，政府和公民之間有一個由獨立司法、自由傳媒、民間社團、公共服務机构和教會等組成的緩沖區（Civil Society），有效地緩和協調著政府和人民之間出現的緊張關系。這個緩沖區的最大作用便是防止政府利用掌握的國家權力机器非法損害公民利益，同時也疏導民間對政府的不滿情緒。當公民利益被國家机器非法侵害時，可以通過代表自身利益的團體，通過傳媒回應政府，向政府施加壓力，直至通過法院狀告政府討回公道。但中國的法院和報社、電台、互聯网都在執政党和政府的嚴密控制之中，傳媒遵照中宣部規定定調，法院大案要案辦理以党的意志為准繩，以党的批示為依据，民眾事實上無結社的自由，連在网上發表自己觀點都會引禍上身，面對新權貴任意侵吞民脂而憤怒情緒無疏通渠道，積久便會以“惡”的形式噴發。這便是中國進入建國后第三次犯罪高峰期和黑手党蓬勃發展的根本原因。而在目前看來，中國執政党和政府仍未能明白到靠強控制無法真正消解人民和政府的緊張關系。
3﹑后極權中國社會不具有應對經濟危机的良好机制
几乎所有發達國家的早期都經受了多次的經濟危机，中國也將不能幸免。問題是，市場机制比較健全政治體制比較完善的國家，在選擇和出台新的國家政策，甚至于部分或整個更換政府內閣來應對危机時，社會也能保持大體的穩定。中國則不然。首先，極權統治排除多党輪流執政，也就排除了不同國策政綱多种選擇的可能性；其次，強控制下壓抑著其他諸多方面的危机，都將在經濟危机的触發下一并爆發，造成難以收拾的局面。所以，極權統治者應對危机和憤怒民眾的辦法通常只有一條，即出動坦克，鋌而走險，從而將國家民族拖向災難。
綜上所述，我認為對中國可能出現印尼式動蕩的警告不是空穴來風。為什么說是印尼式？因為極權統治者蘇哈托犯過的錯誤，今天中國執政當權者也正在犯——以為經濟發展就能穩住政權，以為党產雄厚就耐得起腐敗。蘇哈托在創造了一段經濟繁榮時，其家族貪污侵吞了大筆國家資金，當民主浪潮席卷全球之時，缺乏民主傳統的印尼民眾以暴亂的形式結束了蘇哈托的極權統治，也給國家留下了深深的創傷。
鑒于血的教訓，我以為中國執政党無任何理由再拖延政治體制改革。首先，中國已經在改革的河里摸了二十几年的石頭，后極權社會的所有弊端都已浮出水面，再不從體制根本上整治權力腐敗，印尼式動亂無可避免。第二，人民在擁有少量的自主權后已創造了一定財富，已經大體上解決了溫飽生存問題。國家外匯儲備按官方統計也達到了二千八百億美元，在一定程度上經得起政治體制改革的風險。第三，一大批在舊意識形態中浸淫得太久的掌權者也已退出決策權力机构，從而減輕了政治體制改革必然要遭遇的阻力。
歷史到今天為中國社會提供了一次掙脫“超穩定結构”的契机，就看中國執政党是否愿意真正与時俱進，脫胎換骨成為与現代文明社會相适應的現代政党，果斷盡早啟動政治體制改革。
在我看來，改革就如修一條坑坑洼洼的路，一定在一段時間內影響交通，但我們不能為了一時的交通程序就讓這條路越來越爛下去。越早動手，成本越低。
最后，作為民間理論界的團體，我以為我們除呼吁敦促中國執政党和政府盡快果斷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外，更重要的是對中國的現狀与未來做更深入的調查研究，以便于我們能有更強的理論實力去向中國執政党和政府施加輿論壓力，以便于我們在未來某些重大事件發生時能有將局勢引向理性發展的理論准備，以便于我們能有可操作的實質构想去直接參与介入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大業。
謹以上面論述与同仁共勉。2003-1-12
澳洲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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