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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20日讯】今天,在我们聚集一起探讨中国如何才能真正稳定的时候,我想起约二十年前两位学者金观涛、刘青峰对二千多年中国社会周期性动荡——回归原态——动荡的状况所进行的历史沉思和深刻反省。我以为，尽管中国的改革走过了二十几个年头，两位学者概括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并未打破，今日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仍然潜伏着可能动荡的深层危机。
我的危机感基于三个方面的思考
1﹑执政党的极权性质未变
今天中国社会的转型只是从极权社会转入后极权社会，即执政党为了渡过合法性危机，避免政权崩溃失却执政地位，不得不在经济领域有限度向民众开放，不得不收敛自己以往无边界扩张的权力行为，把部分私人空间和自由还给民众。但由于执政党不愿启动危及自身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民众的私人财产权、选举权、知情权、结社权、言论自由权至今无法以法律宪政予以确立保护，而且民众已经拥有的少量的自由空间随时也可能被重新剥夺。近日，中国政府不断以煽动颠覆政府罪逮捕异见人士，正说明中国社会仍远离法治，仍以执政党意志主宰社会的后极权本质特征。
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这种后极权性质，还直接导致经济私有化进程中权力与资本的相互勾结，进而对公有资产的大量侵吞。政府官员的权力行为在不受反对派和传媒监督的“黑厢”操作，同时，政府用强权继续剥夺公民民主监督的参与权与知情权，控制垄断和封锁公共资讯，这就等于筑一条新路时在下面埋下了火药。只要执政党和政府的极权性质不改，权力资本就将不断毫无顾忌地蚕食公有资产和纳税人的血汗，蓄势待爆的火药就将越积越多。一旦经济停滞不前或危机来临，一旦真相无法掩盖遮蔽，愤怒的火药就将引爆。
2﹑执政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内在紧张”无法消解
在良好的宪政国家，如我们身处的澳大利亚，政府和公民之间有一个由独立司法、自由传媒、民间社团、公共服务机构和教会等组成的缓冲区（Civil Society），有效地缓和协调着政府和人民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这个缓冲区的最大作用便是防止政府利用掌握的国家权力机器非法损害公民利益，同时也疏导民间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当公民利益被国家机器非法侵害时，可以通过代表自身利益的团体，通过传媒回应政府，向政府施加压力，直至通过法院状告政府讨回公道。但中国的法院和报社、电台、互联网都在执政党和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中，传媒遵照中宣部规定定调，法院大案要案办理以党的意志为准绳，以党的批示为依据，民众事实上无结社的自由，连在网上发表自己观点都会引祸上身，面对新权贵任意侵吞民脂而愤怒情绪无疏通渠道，积久便会以“恶”的形式喷发。这便是中国进入建国后第三次犯罪高峰期和黑手党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在目前看来，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仍未能明白到靠强控制无法真正消解人民和政府的紧张关系。
3﹑后极权中国社会不具有应对经济危机的良好机制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早期都经受了多次的经济危机，中国也将不能幸免。问题是，市场机制比较健全政治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在选择和出台新的国家政策，甚至于部分或整个更换政府内阁来应对危机时，社会也能保持大体的稳定。中国则不然。首先，极权统治排除多党轮流执政，也就排除了不同国策政纲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其次，强控制下压抑着其他诸多方面的危机，都将在经济危机的触发下一并爆发，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所以，极权统治者应对危机和愤怒民众的办法通常只有一条，即出动坦克，铤而走险，从而将国家民族拖向灾难。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中国可能出现印尼式动荡的警告不是空穴来风。为什么说是印尼式？因为极权统治者苏哈托犯过的错误，今天中国执政当权者也正在犯——以为经济发展就能稳住政权，以为党产雄厚就耐得起腐败。苏哈托在创造了一段经济繁荣时，其家族贪污侵吞了大笔国家资金，当民主浪潮席卷全球之时，缺乏民主传统的印尼民众以暴乱的形式结束了苏哈托的极权统治，也给国家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鉴于血的教训，我以为中国执政党无任何理由再拖延政治体制改革。首先，中国已经在改革的河里摸了二十几年的石头，后极权社会的所有弊端都已浮出水面，再不从体制根本上整治权力腐败，印尼式动乱无可避免。第二，人民在拥有少量的自主权后已创造了一定财富，已经大体上解决了温饱生存问题。国家外汇储备按官方统计也达到了二千八百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经得起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第三，一大批在旧意识形态中浸淫得太久的掌权者也已退出决策权力机构，从而减轻了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遭遇的阻力。
历史到今天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次挣脱“超稳定结构”的契机，就看中国执政党是否愿意真正与时俱进，脱胎换骨成为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政党，果断尽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在我看来，改革就如修一条坑坑洼洼的路，一定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交通，但我们不能为了一时的交通程序就让这条路越来越烂下去。越早动手，成本越低。
最后，作为民间理论界的团体，我以为我们除呼吁敦促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尽快果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外，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现状与未来做更深入的调查研究，以便于我们能有更强的理论实力去向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施加舆论压力，以便于我们在未来某些重大事件发生时能有将局势引向理性发展的理论准备，以便于我们能有可操作的实质构想去直接参与介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业。
谨以上面论述与同仁共勉。2003-1-12
澳洲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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