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7日訊】11月1日，孫大午被「判緩刑」後，離開看守所，自由回家；10月28日，湖北網絡作家杜導斌也像5月27日孫大午一樣離開了家——「被抓」，失去了自由。一抓，一放，一時間成為紙媒體及網絡媒體的關注焦點，網絡上聚集了眾多為孫大午辯護和為杜導斌簽名、呼籲儘快釋放的網友，他們說話並不僅僅為別人「討個說法」，有時候也是為了自己。這種「討個說法」的現象顯示了一種來自網絡的民主——紙媒體上的民主就不那麼容易實現了。
坐牢，對於一個人來說，則是一種「牢獄之災」。但是，如果他確實不能躲過的話，就只有選擇這一惟一的權利。看過有關孫大午報導的人，都應該知道孫大午並不是「孫大牛」，他沒有逃避飛來之禍，他選擇了「被抓」——失去自由。在看守所，或許他的心在流血，或許他也會很瀟灑。11月6日《南方週末》報導，孫大午在看守所裡並沒閒著，他在近半年時間內看了約50本書，「那裏能看的書，幾乎都翻完了」，他出來時跟看守所所長說，「書太少，回頭我給你捐。」不失為一種別樣的瀟灑。
孫大午逆境中流露出的瀟灑，彷彿沉重的人的臉上露出一絲笑容，讓我看到這個在貧困環境中成長的中國企業家的精神。雖然他的家人千叮囑萬囑咐「不要再說了」，但他還是說了，「人為甚麼要有思想？有思想是多麼的難受！單身號房的囚犯，就成了拉磨的驢子！」說完這話，他選擇站了起來，他不會倒下。
而孫大午釋放前兩天，杜導斌的「被抓」，卻又讓我看到一絲黎明前的失望。如果言論可以治罪的話，那麼人人就會陷入不敢說話的恐懼之中。理不辯不明，話不說不透。如果自己的嘴巴被別人所統治，那麼人只有連小鳥的鳴叫權利都失去了。
曾經，電子情本人也曾因一篇《嚴打，新的恐怖主義》發表在網上，而受到了網絡安全部門的「嚴格管理」。電子情本應吸取教訓，偏偏不願意沉默，而是又要說話。問題是，網絡上的寫手還不清楚：我們《憲法》上的言論自由條文到底有哪些限制，我們說話是否也要看清楚有哪些底線不能碰？尤其對於杜導斌這樣的網絡作家來說，他到底觸犯了哪條戒律，為甚麼不能公開說明原因。總之，抓人總不能沒有嚴格而明確的法律依據吧？
如果說，以言治罪在愚昧的封建時代是一種必然的無奈，那麼在現代社會，以言治罪則是一種必然的倒退。古希臘大哲學家柏拉圖在其著作《政治家——論君王的技藝（邏輯上的）》一書寫道：「國家亦即政治家問題。至少在理論上，國王或政治家可以有違國民意願甚至使用暴力去做有益於公民的事」——前提是去做有益於公民的事，如林肯總統派荷槍實彈的憲兵保護黑人學生背著書包，進入以往都是白人天下的學校讀書，以此消滅種族歧視。在現存的世界上，柏拉圖發現有三種主要的政體——「依重一個統治者的，由少數人統治的和由多數人統治的。一個像神那樣的完美無暇的統治者可以不用法律進行統治，但人類的政府只能是神的模仿者。因此，對他們來說，法律是必須的。最好的政體被認為是有法律的君主制（如後來的英國與日本等國）。少數人實施統治的政體是居間的；民主政體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沒有力量，所以它是有法律的政府中最不好的，而又是無法律的政府中最不壞的。」（《政治家》，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42頁）
生於公元前427年前的大哲學家柏拉圖，有此明確的判斷，可以看出當時的言論是多麼的自由，言論自由對人類的貢獻是多麼的重要。一個人的思想解放，也就意味著一個時代的解放。如果沒有當初的思想解放，自然也就沒有這段有關民主制度「最不好」、「最不壞」的話，更沒有《政治家》這部給後人帶來巨大影響的著作。或許，柏拉圖的關於民主制度「最不好」、「最不壞」的論斷，使孫大午回了家，繼續他的事業；或許，經過若干時日，杜導斌也許會在某種制度的安排下，得以恢復自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