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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20日訊】2月13日《人民日報》“要聞”版刊出一篇特寫：《“監督就是支持”》，是對新任安徽省省長王金山在接受新聞監督座談會上講話的報道，參加懇談會的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駐安徽記者站、安徽的新聞媒體、香港駐安徽媒體。咋一看這句話：“政府工作不光要接受法律監督、群衆監督，更要接受新聞輿論監督。”我還以爲這位新省長要爲安徽引入新聞自由呢。接著往下讀，終於讀不出什么新意來，在他眼中，新聞媒體只是“黨的喉舌”（儘管也拖著一根“人民的喉舌”尾巴），不過是各級政府“瞭解社情民意、接受群衆監督”的“重要渠道和橋梁”而已，新聞媒體自身沒有獨立的監督功能。最關鍵的還是他最後那一番話，或許這才是他的本意，“新聞輿論工作也要以大局爲重，先提醒，多通氣，同時要講策略。”一句話就觸破了“接受新聞監督”的美麗外衣，將監督變成支援，這樣的“監督”其實早已太多、太多了。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加花邊的評論，爲“監督就是支援”大聲叫好，稱之爲“領導幹部對監督特別是對輿論監督的深刻理解和支援”。
“監督就是支持”嗎？我想，監督不是支持，監督就是監督，如果監督都是支持，那還要什么監督？只要歌功頌德，只報喜不報憂，難道讓天下媒體永遠只做喜鵲，不做烏鴉嗎？新聞媒體的功能早在梁啓超時代就是明確的，這位引領過時代潮流的巨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著名的報紙“兩大天職”說——“一曰，對於政府而爲其監督者；二曰，對於國民而爲其向導者是也。”也就是說，報紙的首要使命即爲監督政府。很顯然，這樣的監督不是“先提醒”、“多通氣”、“講策略”式的，而是從事實出發，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新聞記者在西方之所以獲得“無冕之王”的稱號，恐怕就是因爲新聞所具備的監督功能。即使在中國古代沒有新聞的漫長歷史中，我們也有過秉筆直書的史家傳統，令“亂臣賊子”有所畏懼。
新聞媒體的第一要素無非是真實性，其次是它的監督性，說白了也就是批評性。在新聞自由不再是理想的地方，輿論從來都是民意的晴雨錶，而不是爲權勢者、爲某個政府、政黨服務的工具、喉舌，新聞喉舌論在文明世界只是一個早已被抛棄的舊觀念。在沒有民間新聞媒介存在空間的土地上，我們討論“新聞自由”、“監督政府”、“向導國民”的確太奢侈了。但中國要走向現代化，要與主流文明世界接軌，開放言禁、報禁，這是不可逾越的前提，否則我們只能停留在“前現代”。有了獨立的民間新聞媒介，與政黨的喉舌、政府的喉舌多元並存，才談得上真正的輿論監督，梁啓超的“兩大天職”才有可能落到現實大地上。用老報人徐鑄成的話說“一張真正的民間報紙，立場應該是獨立的，有一定的主張，勇於發表，明是非，辯黑白”，只有這樣的新聞媒介才有可能有效地監督政府，履行新聞輿論的天職。既然《人民日報》的評論也承認“不受監督的權力就會産生腐敗”，那么在新聞自由的陽光尚未普照大地的時候，與其說什么“監督就是支援”，還不如直截了當地說“監督就是批評”。
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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