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從蔣醫生被“冷凍”說起(一)

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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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5日訊】在5月1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北京官員再度被境外記者追問:政府怎麼看軍隊退休醫生蔣彥永的“憤然揭發”。和每次一樣,這個倒霉的一線小官,拿別的大話雲山霧罩一陣之後,表情僵硬地擠出幾個字:不了解。

沒有人相信認為他和他背後的當局在這個時候會對蔣醫生一無所知,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是,這名執政黨小官,和別的大大小小的這類人一樣,滿腦子全是 “上邊規定”、“統一對外”、“組織紀律”……以及“不能讓這號人得逞”。

哪號人?有話要說而且覺得到了危機時刻不得不說的人;衝天一怒,拍案而起,不為財富、不為紅顏,只為良心遭受折磨非得“自行其事”一回了的人;出於專業本能和醫生的良知,明知自己言論所指的對象,是有權、有槍、有整套的宣傳機器,自己今後的處境可能很尷尬、很危險,但已經顧不得這些了的人。

一線小官腦子裡的非“這號人”是什麼人呢?總的說來,是“不關己事莫開口”的“沉默的大多數”。專家們呢,長官這時候需要專家們麼?需要!最需要的是他們以他們自己的赫赫的專家身份說黨的話,比如1958年時候的錢學森和三峽工程上的張光鬥,還有程度不同、檔次分明的中錢中張、小錢小張。有了表現,“組織會看到的”,雙方都心知肚明──除了那些沒眼力架見兒、苯笨到家的“槓頭”,比如馬寅初、黃萬里。

4月上旬,SARS在中國到底發病多少例?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控制?政府主管在全世界的追逼拷問下依舊不肯誠實面對,到底打的什麼算盤,這一切,與蔣彥永醫生本沒有直接關係。這位1940年代末畢業於燕京醫學院的301醫院前外科主任,甚至不屬於應急SARS的一線醫生。但他“非常憤怒”了,因為僅以他在自己崗位上的耳聞目睹,和隨手在自己同事朋友間做的簡單調查,已經足夠戳破政府主管的謊話。當然,他是軍人,又是執政黨的黨員,又是1950年代以來延續半個世紀政治運動的親歷者,很清楚知道一個月前就已經下達了的對SARS病情“不許宣傳”的“紀律”,和這“紀律”後邊的份量。他可能已經在類似“紀律”、“精神”、“招呼”之中度過了大半生,並親眼目睹了無視或忽略“紀律”、“精神”和“招呼”帶去的後果。但這次他鄭重地、沒有絲毫猶豫地將自己的“證詞”送交媒體(最先送的是他所在的黨掌控的宣傳武器中央電視台,可惜無人理會),希望在這事關“人類的生命和健康”的重大局面下,正視現實,共同投入對SARS的鬥爭。

結果是,全世界知道政府官員的撒謊,他也從此被“冷凍”。

他的袍澤,302醫院的退休教授姜醫生和廣東的鐘醫生受到的則是完全不同的對待。他們本來都是好醫生,敢負責、有擔當,需要的時候不惜犧牲。唯一的小小差別是,蔣醫生走了火,而姜醫生、鐘醫生碰巧沒有。當局或許會說,對,就是這樣。你蔣彥永要是不亂放炮,打亂領導部署,如今可能正當著在總後衛生部專家組,奮戰在抗擊非典第一線,為人民立功呢。如今──讓你鬧!

如果蔣醫生不是今天的蔣醫生,而是一個更謹小慎微些、想自己更多些、甚至更有耐心更“相信領導”一些的人;比如他沒找CCTV和鳳凰,更沒找Time,而是把自己的“證詞”換個方式,變成向領導匯報甚至哪怕是越級匯報,他也不會落到今日之下場。問題的核心在於,他情急之下,見國人不理他,竟斗膽轉向外人。

在他的腦子裡,病毒和防治病毒是無國界的,防止疫情擴散是全人類的事。4月中旬之後的事實和當局的姿態,顯得也確是如此。只有一點他沒有想到,或者說沒有足夠充份估計:草民性命與“社會穩定的大局”經濟發展(或曰發財強國),孰個輕孰個重,他當醫生的與當官的是有相當不同的掂量的。君不見,不“穩定”何來經濟發展,何來既得利益者們的“恭喜發財”?

轉載美國之音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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