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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6日訊】4月29日的《華盛頓郵報》在頭版發表了該報駐北京記者John Pomfret寫的一篇報道，標題是《對政府的不信任削弱了中國(控制瘟疫)的努力》。這篇報道講述了一些大陸農民在薩斯瘟疫中的遭遇。一位到北京告狀的內地農民，發現自己揭發了本地貪官的惡行後，突然遭到警察的威脅，要把他和一道前來的農民抓起來。也正在這個時候，他發現自己出現了干咳和發熱的症狀。為了不進監牢，他不得不四處躲藏，但是，為了自己的生命，他是否應該向政府報告自己的病症，接受隔离治療呢？”我真不知道應該更怕哪一樣，是這個病呢還是抓我的警察”這位不走運的農民向記者述說自己的苦衷。
目前，大陸有成千上萬的民工，其中有些人已經感染了薩斯瘟疫，不顧政府的禁令，四處逃竄，使政府阻止疫情擴散的努力遭遇极大困難。可以想象，多數人并不象這位告狀的農民，面臨官方追捕的威脅。那么，為什么這些民工也不服從政府的指令而逃避隔离和治療呢？我原以為，只要政府明确宣布免費治療，患病的民工就會欣然前往政府指定的醫院。《華盛頓郵報》的報道証明這种想法太天真了。
事實是，許多農民對政府免費治療的承諾根本不信。他們認為，政府把有病症的民工隔离起來，絕不是為了他們的健康，而僅僅是為了防止民工把病傳染給更多的人。一旦被隔离，將來是否免費就由不得自己了，更可怕的是，被隔离的人恐怕連生命也難保。一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民工在瘟疫大流行的時候死在隔离所，听起來實在是太正常了，至少比那些在礦井事故中死亡的民工更易被人接受，即使因誤診甚至人為至死，也不會有人追究。因此，在許多民工看來，被隔离而死亡的風險要大於因SARS而死亡的風險。畢竟，不是每個SARS病人都會死亡啊！
我并不怀疑大陸當局免費給民工治SARS病的誠意，但是，當我從民工的角度來看問題的時候，我突然理解了他們對政府的不信任和恐懼。大陸農民的全部人生經驗都沒有給他們理由去相信政府。政府的承諾看上去越美好，他們的疑心就越重。政府承諾減輕他們的負擔，但是他們的負擔卻有增無減，政府發誓要懲治貪官，而貪官則越來越多。許多民工們更有在政府強制下失去人身自由的親身体驗。在所謂”城市治安”的名義下，千千萬萬民工被大陸官方無端扣押，遭受各种侮辱甚至体罰。強行遣送回家之前，還要強迫勞動，賺夠路費。這些体驗告訴大陸的農民，大陸當局從來就沒有把他們當人來對待。正如那位逃亡的農民對記者說的”我無法相信政府。你想，他們真的會給我，一個窮農民免費治病？我才不信呢！””我的命對他們來說一錢不值。”
正是在這种想法支配下，一些已經入院治療的農民，也紛紛逃跑。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得到消息，太原市一家醫院有20個農民病人失蹤，目前政府正在通緝他們。
我相信，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看到這些大陸農民的遭遇，都會感到難言的痛苦和恥辱。我不由想到一個多世紀以前，當中國人得知甲午海戰失利時的心情。當時，中國有世界上領先的龐大艦隊，結果卻被小日本打得一敗涂地。今天，當中國正在大肆炫耀自己經濟繁榮和高科技的成就時，卻被突然襲來的瘟疫搞得狼狽不堪。甲午海戰暴露了當時中國外強中干的脆弱性，而這一次SARS瘟疫則再度向我們揭示，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中，不論中國獲得多少物質和技術的進步，其脆弱性并沒有根本的改變。究其原因，并不复雜，因為中國的多數人，依然象一個多世紀以前那樣，沒有權利，沒有人的尊嚴。從農民在SARS瘟疫中的遭遇我們看到，他們害怕自己的政府甚於害怕瘟疫，這是多么令人可悲的現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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