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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6日訊】 隨著4月20日國務院新聞辦主持的記者會的結束，也隨著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市長孟學農的被解職，一個頌揚胡、溫新政的輿論高潮再次掀起，制度性災難又一次變成歌功頌德的主旋律：新党魁和新總理對疫情的高度重視，不戴口罩親自深入疫情前沿，一位“揪心”，一位“鞠躬”，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親民形象；敢于對瀆職高官進行嚴懲和向民眾公布疫情真相，展示了胡、溫新體制的負責、高效、廉洁；各級組織和各單位采取積極有效的防治措施；醫務人員表現出堅守陣地、不怕犧牲、無私奉獻的職業風范；有關的醫藥部門和醫藥市場全力以赴地滿足民眾的要求，工商部門對乘机牟利的不法奸商進行嚴查狠打；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對中國防治措施的贊美的确，与中共以往的做法相比，特別是与江澤民時期的“遠華大案”中負有責任的賈慶林等人的免責相比，胡、溫體制應對SARS疫情的整治措施不可謂不果斷嚴厲，表現出為政者的政治責任感和親民作風，得到海內外輿論的某种肯定，也不為過。然而，這种應對突發危机的措施能否變成制度慣例，并由此開啟中國新聞體制和權力監督的實質性改革，仍然不能抱有太樂觀的期待。
從2002年11月始于廣東的SARS疫情，由于中共政權的刻意隱瞞，而在五個月后發展成全球性災難。當疫情超出國界而變成世界性瘟疫之時，中共制度的种种弊端便極為醒目地凸現在世人面前，對中國政府的指責便一浪高過一浪。中共高層在國內外輿論和WHO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對外公布疫情和懲處相關官員。然而，從目前中共最高層采取的應急措施看，仍然陷于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計，而沒有從制度本身下手，開始治標又治本的實質性改革。中共高層沒有自省：此前5個月的時間內，難道SARS病情的持續蔓延的真相，他們真的全然不知？為什在十六大和兩會期間，中共國務院沒有舉行過一次關于SARS疫情的新聞發布會？難道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政府在4月上旬的新聞會上公開說謊，沒有得到中共高層的意旨？為什截至4月20日之前，中國的所有官方媒體仍然對張文康的言論做出全然肯定的報道？難道這樣的“輿論導向”不是出自最高層的指示？SARS天災演變為制度性謊言的人禍，難道僅僅是一兩個瀆職的官員所為？
即便是4月20日的新聞發布會，仍然停留在獨裁制度的黑箱水平上，仍然為此前的重大瀆職甚至犯罪行為進行無賴式的辯護。換言之，無論是此前的長時間隱瞞，還是現在的有限公開，中共政權仍然是權威信息的唯一柯斷者，中共喉舌也仍然是權威信息的唯一發布者；大陸媒體仍然沒有自己的獨家消息和獨立評論，而是一律刊發由中共意識形態主管部門審定的新華社通稿；撤掉了當眾撒謊的衛生部長張文康，換上來的常務副部長高強仍然在說謊和耍無賴，整個記者會仍然是空話和廢話多于實際內容。
比如，當記者問到此前的隱瞞時，他几乎把責任全部推給了那些無足輕重的原因：
突發的SARS疫情難以界定，因為我們一時間很難掌握病毒來源、病毒性質和病毒傳播途徑。那，北京出現的第一例SARS病人時，廣東和香港的SARS已經鬧得沸沸揚揚了，怎還能對SARS如此無知。還是被撤職的北京市市長孟學農誠實，他在4月初就承認：北京在3月1日就出現了SARS病人，但是由于兩會的原因而沒有公布。 醫院太多且分屬于不同部門管轄，所以難以在短期內調查，衛生部准備不足和防疫體制比較薄弱等，并著重強調“對疫情數字統計不准和故意隱瞞有本質的不同。”
而對一系列根本的制度弊端卻只字不提。如果不是301醫院的蔣彥永大夫的良知，通過境外媒體揭露北京的SARS真相，中共高層能否采取現在的措施還很難說。 一味強調与WHO合作得非常好，卻根本不提該組織對中國政府的批評。
當記者問道“為什么責怪衛生部門指導不力？”時，高強先要為衛生部門評功擺好，然后再避重就輕強調客觀條件造成的失誤。
最典型的無賴式回答是：當記者問到“以前你們不公開，那么這次你們公開的數据怎么才能表明是真實的呢？我們又怎么相信你們這次的是真實的呢？”高強回答說：“你們憑什么不相信呢？我又怎樣才能讓你們相信呢？”而這段問答卻在新華社發出的記者會實錄里不見了，顯然是被“政治正确”給“正确”掉了。事實是，以中共體制的本性而論，瞞天過海的謊言是獨裁制度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獨裁體制本身的道德導向和從政激勵，就是鼓勵甚至縱容以謊言來掩飾錯漏。就政權本身而言，一党私利高于社會公益和民眾福祗；就各級官員而言，個人的烏紗帽重于一切！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出了任何問題，官員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掩飾、如何防止消息走漏，以免被更高層的領導追究責任。所以，在制度黑箱中，太多災難只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又有太多的自然災難演變為慘烈的人禍。
一個在人命關天的公共衛生數字上都可能肆意作假的政府，又如何可能在其它的數字上公布真相？而一個如此撒謊和不負責任的政權，國際社會又怎能放心它在國力上強大之后，不對世界和平和主流文明构成威脅？外界輿論多看到信息黑幕對政府形象和經濟發展所造成的損傷，而作為每天生活在黑箱中的大陸人，感到的卻是人權和人命的絕對貶值。
所以，在事關政權的穩定、信譽和形象的SARS疫情的問題上，對國人和世界的公然撒謊，不可能是張文康和孟學農擅自作主，應該有來自更高權力層的授意。當初的隱瞞是為了政權利益，現在的“坦白”和“懲處”，仍然是為了政權利益。因為在中共的价值排序中，人命關天事小，危及政權的政治危机和信譽危机事大，只有當“人命關天”的天災危及到一党利益之時，這樣的天災才會引起當局的重視，才會拋出一兩個替罪羊來平息沸騰的民怨。糾正餓死几千万人的大躍進如此，結束文革浩劫的撥亂反正如此，今天的防治SARS亦如此這是中共執政以后的一貫做法，沒有絲毫制度創新的新意。只要制度不變，以后仍將如此。同時，在此次SARS危机中，中共政權對民眾的知情權和言論權的剝奪，直接導致對社會發展和人的生存權的嚴重威脅，宣布中共所謂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人權觀的荒謬，也說明了尊重人權就必須理解人權的完整性，公民的政治權利對保障生存權和發展權來說，非但不可偏廢，反而極為重要。
由于隱瞞所導致的SARS疫情的全球泛濫，說是中共政權將天災變成“反人類罪”的人禍，一點也不過分。張文康和孟學農的被撤職，盡管是罪有應得，但在中國的體制下，發生這樣的人禍，絕非任何個別官員的責任，也絕不僅僅是張文康個人隱瞞真相的責任。難道他的繼任高強在20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就沒有撒謊？即便他提供的疫情數字是真實的，他為此前的制度性謊言的辯護，也是極不誠實地。無論是張文康還是高強，二人在不同情況下的不同發言，不過是“奉旨行事”而已，是中共政權根据其“一党利益”的政策調整而已。將近半年時間，中共政權在應對SARS疫情上的不負責任，使國內外的質疑和指責之聲日益升高，已經導致了政府信譽的嚴重危机，也對經濟造成巨大沖擊，而經濟高增長是中共維系政權合法性的殺手??，直接關系到政局穩定。所以，在強大的國內外輿論和WHO的壓力下，中共高層終于省悟到：SARS天災已經變為人禍，再不采取有效措施，就很可能演變為危及社會穩定的政治危机和經濟危机，使中共自“六四”以來奉行的“穩定第一”和“經濟优先”的統治策略破產，也將對剛亮相的胡、溫體制造成沉重打擊，所以，才有了4月20日的亡羊補牢。
換言之，官方關于SARS的新政策，并沒有絲毫改變中國的制度事實——沒有新聞自由、權力不受監督和一党私利高于公共利益。即便假定胡、溫是仁君清官，但專制的制度事實，并非一兩個正直的高官所能改變。朱鎔基為芳林村小學爆炸事故向民眾道歉，南昌幼儿園大火案、彩虹橋倒塌案、石家庄大爆炸案也都有相關的大小官員被處罰，但這一切并沒有帶來民眾知情權和監督權受到體制化踐踏的現狀的絲毫改變，也沒有在SARS出現早期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如果SARS疫情不是變成了危及整個世界的“黃禍”，進而危及到中共政權的政經利益，中共高層會對自己的馬前卒如此“痛下狠手”嗎？
只要這樣的獨裁政治的黑箱體制不變，只要國人沒有知情權和言論權，只要中國沒有獨立的傳媒，即使每遇突發危机都有有關官員被撤職，也無法改變制度性的謊言，無法遏制官員們說謊隱瞞真相的惡習。但愿胡、溫體制能夠從SARS災難中汲取足夠的教訓，把4.20作為制度改革的轉折點，使這個言論管制和不受監督的獨裁制度走向新聞自由和有限政府之途。否則的話，SARS之后還會有超SARS的災難發生。
2003年4月21日于北京家中
（作者系大陸作家、評論家，現居北京。）
《人与人權》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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