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0日訊】“非典”暴露了民工的低劣待遇、他們的人權遭踐踏、以及體制與時下政策的殘酷。
到5月17日為止，北京感染“非典型肺炎”的個案已增至2420宗。政府透露，在這些感染的人當中，有近兩成是醫務人員，一成是離退休人員，國家機關幹部則佔百分之十二，民工約佔百分之十。據稱，中國官方到5月12日才首次披露北京“非典”個案中的民工比例情況。
民工信息不明，是出於刻意“隱瞞”
北京政府直到最近才公布“非典”在民工中的情況，是因為民工的發病率在近期突然上升嗎？是因為民工的疏散 ── 作為一種重要的傳染途徑 ── 剛剛被發現，而政府直到此時才注意到“非典”傳播中的“民工問題”嗎？不是。
首先，據5月12日《北京日報》刊登的北京市第一個“隔離工地”民工重返崗位的報導披露，位於北京市中心的“金港101”工地4月20日發現首宗病例後，第二天全工地399名民工和家屬就被轉運郊區隔離。從4月27日開始到5月3日，這個隔離區每天都有一兩名民工出現高熱症狀，其中被確診的有2人，疑似者有6人。至11日記者截稿時止，確診者已達8人，疑似者4人。到目前為止，北京市城區內這樣的建築工地從1個增加到6個（它們分別發現於5月1日、5月4日、5月5日和5月15日）。而北京的“都市馨園”工地 ── 也就是第一個被“解除隔離”的工地 ── 的解除日期是在5月10日，根據隔離觀察的必要時間 ── 14天，我們可以推算，他們至少在4月26日就已經被實施隔離。
另外，早在4月24日北京市長劉淇在接受國內媒體採訪時就宣稱已經在各區縣、各駐京部隊與北京市疾病防治中心之間，建立起一套信息網絡和疫情報告制度，規定城鎮每隔6小時、農村每隔12小時上報最新情況，並由有關機構每日上報衛生部、黨中央和國務院。此外，還建立起全市疫情綜合檔案，形成了數據庫；建立起一個由2500人組成的“流調”隊伍。北京市勞動保障局當天也對各區縣就業和職業介紹部門發出“一日一報”的命令，不允許因醫療費用“不到位”而延誤醫治。4月25日北京市“防非聯合工作組”對國內外發布的新聞更稱：北京“已形成完善的非典疫情報告和防控體系”。根據這個“防控體系”，民工的情況應與醫務人員、離退休人員和國家機關幹部的數字一樣，在及時掌握之列。
以上信息表明，至少在此次民工信息披露的三周以前，政府已經開始注意到“非典”傳播中的“民工問題”；在此以前的一個星期，民工中的疫情爆發已經達到高峰。而這個信息的披露，卻晚到首個隔離區的警報解除之後……
鑑於以上情況，我們可以判定，民工疫情之所以一直未有披露，在極大程度上是出於刻意“隱瞞”。
一“隱”一“揚”說明瞭什麼？
根據農業部的資料，目前全國有農民工接近一億人，其中跨省區流動的有3600萬到4000萬人。已經回鄉的大概有800萬人左右，其中400萬人是因為受非典的影響返鄉，另一半則是因為季節性農忙返回鄉里。北京市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02年僅北京市“城鎮單位使用的農村勞動力就達83.2萬人。這些數字預示：民工群體一旦被病毒捕獲，就有深入內地、擴散到全國、帶入社區、進入城市家庭的能力──他們是當今社會中流動性最大、活動區域最廣的群體，同時也是受控程度最低、醫療條件最差，因經濟原因最可能被耽誤，也最容易被忽視的人群。
那麼，為什麼這個群體的狀況得不到媒體的青睞？與醫護人員、大學生、本市居民、部隊和農村人口相比，為什麼民工的狀況不是被隱匿，便是一直被當成一種被動的“治理對象”來“關切”？
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難，有關農民工的消息被隱匿，與他們的狀況悲慘有關，與他們的權利被忽視有關。披露有關他們的信息，在政府看來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在中國的“人權問題”剛剛有“舒緩”跡象之時，它很可能重新引來國際輿論的關注。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民工權利被忽視，有時並不表現在被“隱匿”。讀一讀《北京日報》的這條消息，人們當會有更深的認識：
“55名民工解除隔離後，第一件事是發出倡議
《北京對我情無限，我為北京做貢獻》”
（北京日報訊5月10日下午3時）由於被隔離14天後無一例新發病例，北京住總集團六公司都市馨園工地被解除隔離，成為北京第一個解除隔離的工地。55名被解除隔離的外施隊員面對一束束盛開的鮮花，向奮戰在北京建築工地上的62萬外施隊兄弟發出了“北京對我情無限，我為北京做貢獻”的倡議。
倡議書寫道: 堅決響應市委、市政府的號召；嚴格遵守市建委、區建委一系列規定和要求，堅守北京，堅守崗位，一方面防控“非典”，一方面搞好生產。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心往一塊想，勁往一處使，擰成一股繩，為新北京、新奧運和建設現代大都市做出我們的貢獻。勇做抗擊“非典”的戰士！爭當勞動生產的先鋒！
今年5月26日，是北京住總集團成立20周年的紀念日。為此，民工們還特別向奮戰在住總集團建築工地上的2.6萬名外施隊兄弟倡議：“5月26日這一天，我們不計報酬，義務勞動，以具體行動回報首都的關懷，報答住總的關愛。”（載2003年5月12日經濟新聞版）
── 不知讀者看到這條消息後作何感想？而筆者的第一個感覺是“假”！
首先，與大多數有記者署名的報導不同，這是一篇“無署名”報導，並且是該版面15篇報導（含圖片新聞）中唯一未署名的一篇；其二，這份所謂的“倡議書”盡管充滿著響亮的口號和鏗鏘的語言，但是除報導的最後一句話外，竟然沒有一句引文。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它的開篇竟“遺漏”了“我們”這個主語！其三，說55名民工被隔離期間，因沒有生產卻享受了較好的照顧（根據國家要求，這筆經費應由用人單位負擔），他們有感恩思想，是合情合理的；甚至，他們願意以一天的義務勞動作為報答，以償還公司的費用，也是符合他們的性格的。但說他們被解除隔離的“第一件事”便是向全市建築工地民工發出倡議，則不合情理。因為並非全市所有建築工地在此期間都處在停工停產狀態。其四，要不是經人提示，這些民工不可能知道“住總集團”成立20周年的紀念日；更不可能知道“北京建築工地”和“住總集團建築工地”有多少“兄弟”。
總之，這篇報導是否完全是一則“假新聞”還有待考證。但可以肯定，它是一篇適應“主旋律”需要，帶有大量的幕後運作，經刻意炮製而出籠的產品。它的“渲染”，與上述關於民工疫情的“隱匿”恰好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它們雖然表現形式不同，但說明的卻是同一個問題：民工的權利被忽視，但他們並不是簡單地被“沒收”了曝光的資格，並不是他們只有“沉默的權利”，而是他們在被“忽視”的同時，還要盡“被利用”的“義務”！
此種待遇，與“賤民”何異？！
“兩平方米”── 僅僅是要求……
不過，在同一天的《北京日報》“今日關注版”卻以整版和通欄標題報導了“金港101號工地非典阻擊戰”的始末。這篇報導難得地透露出另一處建築工地民工的一般生活狀況：
“21日凌晨，399位民工及家屬轉運隔離”
“在接到區委書記的指示後，東城區疾控中心的消毒和流行病學調查人員火速趕往位於東城區祿米倉胡同的民工駐地，現場情況讓他們不由得一驚：
民工駐地窩在稠密的居民區裡，距駐地不遠處分別有一所小學和中學，還有一個部隊幹休所。經過清點，駐地共有400多個民工及家屬，大部分來自安徽，還有河南、河北的工人，而這400多人全部住在一棟兩層的老舊筒子樓中。筒子樓被大致分成四五間大房子，每間房子的地上都擺著兩三張長長的大通舖。據工人講，每張通舖夜裡都要人挨人、人擠人地睡上30多人，─間大屋裡差不多有六七十人，空氣非常不好。惟一的活動場所是筒子樓前的空地，但非常小，工人們平時買飯，要在空場上把隊伍排得像蚊香形狀一樣，才能勉強容下全部人。疾控中心人員又查看了廁所、食堂，衛生情況也非常不好。
人口密度高、衛生條件差是疫情爆發最好的溫床！面對這種情況，工作人員爭分奪秒展開調查，結果同樣令人無法樂觀：駐地的工人中有10人反映身體不舒服，經初步檢查，除2人是胃病以外，其它8個全在發燒……”。
很顯然，對於廁所、食堂的衛生，《北京日報》是“筆下留情”，但僅僅從“非常不好”的用詞中，我們已經可以想見狀況。那麼，這篇報導揭示的問題，在北京是否只是個別現象呢？否！
請看《北京日報》5月8日的一則題為《民工宿舍，每人兩平方米》的消息：
（記者劉揚 通訊員徐燕〕“市建委對民工和建築工地防控非典採取果斷措施，提出六項嚴格的標準。……達不到六項防控標準之一的項目責任人和企業將給予降低等級、取消執業資格、吊銷資質的嚴厲處罰。
近日，北京市建委連續召開緊急會議，對全市3000多個工地，來自25個省市、300多個縣的62萬民工如何防控非典問題，作進一步分析研究。……市建委要求各大建築施工企業5月10日前必須達到建築工地封閉管理六項標準：
一是嚴格實行封閉管理；
二是民工宿舍達到每人2平方米、每間不超過15人且通風良好；
三是工地民工生活區做到每天至少消毒兩次；
四是民工每天至少測量體溫兩次並有記錄；
五是食堂必須有衛生許可證，炊事員必須有健康證明；
六是工地必須設有獨立的隔離室”。
── 從這六項標準的第二、第五條，我們可以看出食堂沒有衛生許可證、炊事員沒有健康證明是一個普遍現象；而“兩平米”並不是現狀，而是要求達到的標準。但我們看到，即使是有警示在先，也還有被“罰”出場的公司。
5月11日，北京市、區兩級建委果真對全市工地進行了聯合大檢查。“經查，絕大多數工地能夠按照市委、市政府防控非典的要求和市建委《實施方案》達到了標準，但也有個別企業至今仍然不重視，工地不封閉、民工宿舍嚴重不達標並且通風不好，食堂和廚師沒有衛生許可證和健康證明等。” 為此，“9項目經理被罰，4企業被通報批評”。其中，對一級項目經理建議建設部吊銷其項目經理資質，對二級以下項目經理直接吊銷其資質。河北大地土木工程有限公司被清出北京建設市場。（據《北京日報》5月14日，記者劉揚報導〕
作為同一組報導，該報還報導全國總工會的一則“緊急通知”：
“要求各級工會組織堅決制止用人單位以任何借口，單方面解除非典患病職工和疑似非典職工的勞動關係。
通知說，一些地方的企業特別是非公有制企業，出現了因懷疑發熱職工患非典型肺炎而單方面解除其勞動關係的現象，嚴重侵犯了職工的合法權益，影響職工隊伍和社會穩定，極易導致疫情擴散，嚴重威脅廣大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通知要求，各級工會組織把非公有制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和使用農民工較多的企業，作為監督的重點，督促用人單位嚴格執行《勞動法》、《傳染病防治法》以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於切實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緊急通知》，督促企業對“非典”患病職工和疑似“非典”職工及時採取相應的治療和隔離措施，不得擅自轉移或遣送。各地工會要設立舉報電話，並向社會公布”。（《北京日報》5月14日，記者李江泓報導）
── 從以上信息，我們可以看出，自進入5月中旬以來，國家和北京市政府的確對於解決民工待遇的問題開始“動真格的”了。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是在什麼局勢下才採取的措施：因為“災難面前人人平等”！因為不採取措施，大家將會同歸於盡！
── 同時，從以上信息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在此之前的至少十年中，“資本的原始積累”的殘酷性，資方對於榨取利潤的“無孔不入”和“頑強性”；而政府對於這種現象不是不聞不問，便是習以為常和寬待容忍。
從這個意義上說，大災大難是好事；只有大災大難，才能揭露矛盾，促進政府。但是，我們能說我們盼望大災難嗎？
“大華事件”： 資方、權力與法制
就在上述“都市馨園”民工“倡議書”的報導同時，《北京日報》刊出了一條題為《百名民工擅自離京，一裝飾公司被清出市場》的消息。消息稱，因北京發生“非典”疫情，在北京承攬了一項工程的上海大華裝飾工程有限公司爆發了勞資衝突：公司招用的大量未簽定合同的江蘇籍零散民工要求兌付勞務費返鄉，而公司項目經理不知去向，以致該公司100多名民工聚眾圍堵。在北京和上海有關部門多次督促下，公司領導於4月30日給民工兌付了勞務費。恰在當天，有一名工人發熱被送進醫院留觀，4名民工被隔離。而兌付完勞務費的101名民工擅自離京，返回原籍，“給消除向全國蔓延傳染源的防控工作帶來無法挽回的影響”。為此，市建委做出將該公司清出北京建築市場的處理決定，該項目經理從此不得在京承攬工程。
看上去，除了“非典”擴散，影響“無法挽回”，這條信息講述了一個結局還算“完滿”的故事，但它透露的信息卻不得不令人深思：首先，我們從中看出，在一般情況下，資方是如何恣意對待 “非合同工” 的。其次，由於沒有法律的保障，這些“非合同工”用以解決矛盾的方法，就是“聚眾圍堵”。其三，因為工程未完，資方拒付勞務費未必沒有道理。但政府促資方解囊，顯然依據的是“非典時期”的特殊需要，而不是法律法規，首先就不是通過“法治軌道” 解決問題。其四，“非合同工” 領完勞務費後，與資方不再發生關係，他們的“擅自離京”又如何能追究資方責任？但同樣，作為與政府沒有實質上的“權利義務關係”的民工，也不存在“擅自”不“擅自”的問題。
2003年5月19日 於北京
（作者簡介：陳小雅，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人員，自由撰稿人，著有《八九民運史》。現居北京。）
──原載《人與人權 www.renyurenquan》(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