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6日訊】SARS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中國中央電視台某晚新聞聯播突然頭版頭條播出了學習“三個代表”的新聞。這條新聞在互聯網上馬上被口水淹沒了。人命關天，國難當頭，如此不務正業的政府及其作俑者，真有些喪心病狂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SARS剛過，北京在7月1日鄭重告訴世界，他們將把那個中斷的“不務正業”進行到底——而且還打算掀起一個“新高潮”。了解中國當代政治史的人都明白，那個在理論上一竅不通的“重要思想”不過是曇花一現的政治煙雲。但遺憾的是，盡管人們普遍相信“文革”以後學習政治語錄的狂熱已經不可能在出現了，但中國人仍然在今天還要受這種形式主義的愚民政治的折磨。這無論如何是這個民族的悲哀。
但仔細想想也許問題還不至于太令人絕望。事實上這種“運動”基本上徒有虛名。從主席台上到普通党員，都在迫不得已地進行政治表演，也在急不可待地等著散會。至于普通民眾，這個高潮早已和文革的狂熱沒有任何關系，他們對此一點興趣都沒有——除了嘲笑的興趣以外。在這種意義上，掀起“新高潮”的運動不過是“文革政治”企圖回潮的妄想而已。可以說，“高潮”沒有開始就“退潮”了。
圍繞“7-1講話”和“胡溫新政”人們在進行了各種爭論。特別是7月1日之後，無論是對胡抱有希望的人士還是反對者，似乎以相反的方式一致表達了對中國政治的悲觀。也許這是兩種不同種類的急切。問題的關鍵在于，“7-1講話”并不是那種倒行逆施的既得利益的反扑的開始，毋宁說是這種自私和虛榮力量的恐懼，是這種恐懼強弩之末的最後努力。
周正毅案發回上海似乎是一個不祥的信號，但香港反對23條立法的大游行卻給北京政局增加了一個全新的變數。人們不應該忘記23條立法出台的真正背景，在一定意義上，它是上一屆主政者遺留下來的問題，或者說它不是新一屆政府的政治問題。而這一問題當時之所以發生，原因之一和香港“縱容邪教”以及“異議人士”有關。如果這一分析成立，那麼“倒董”的政治意義就不僅僅局限在香港了。
值得一提的是，7月5日，沉默了幾天的董特首神情凝重地告訴新聞界，港府打算對23條提出“修改意見”。我們先不討論這些修改意見如何避重就輕或者是權宜之計，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種政治上的讓步。根據中國政治固有的特點或缺陷，這種政治讓步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北京方面作出的。但令人疑惑的是，就在前一天，北京在香港的喉舌《大公保》還宣布“決不妥協”（一個饒有興趣的現象是，一向見風使舵的香港鳳凰台這幾天似乎也找不到風向了）。介紹這個案例是想說明，“7-1講話”並不標誌北京政治的某種倒退式的定局—一切都在演化之中。而毫無疑問的是，“7-1”發動的“新高潮”的政治表演，在發動的當天就基本結束了。
作出上述相對樂觀的估計，並不是完全指望真有一個“胡溫新政”。人們必須明白，時勢比人強，時代畢竟在進步，社會畢竟在開放。用已故學者李慎之先生的話來說：中國民主化的條件已經成熟了，而且已經濫熟。在這種條件下，新領導人即使缺乏啟動政治開放的勇氣，但也沒有辦法開倒車。此外，對政治領導人不能有救世主情結，但也應該放棄敵人意識。自由主義觀念應該在這兩個極端思想之間尋找一條中間道路。因此我們在目送北京那個短命的“高潮”的同時，應該反省一下封閉社會里民間和政府的理性關系。
我覺得這種關系最深刻地表達在《聖經》思想中。首先由於神的公設使民間和政府處於一個道德平面上，這就避免了任何一方自任救主的合法性，也避免這一僭越必然導致的你死我活的互相行凶。在漢語思想中，特別是五四以來，對“救世主”思想的批判是不完全的，“54式”的自由主義一方面批判“救世主”思想，但這种批判是單向的，是僅僅針對政府以及政府的支持者的。問題的另一方面是，批評家本身在這一批判種建立了新的“救世主”人格。
在一定意義上，這種精神狀態和共產主義革命的勃興是密切相關的。其次，在《聖經》文化中，生命價值高於政治身份的價值（包括民間身份的這種自我確認），超驗真理的價值高於世俗主義的價值。
舉例來說，如果給“某領導”寫信能拯救那個被餓死的三歲女孩子的生命，“民間的堅守”是完全可以暫時放棄的。事實上在很多情況下，“民間的堅守”或“自由主義的清高”恰恰是對“救世主”的敬重。這些朋友忘記了，你應該有超越對方的更高的價值追求。也恰恰是由於這更高的追求，才使你有可能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
希望北京某些政治努力的“低潮”能進一步激發中國自由思想的成熟。
2003年7月5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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